当代美国文学在关注现代生活与社会状况时，总是将其提升到神话才具有的普世高度与文化深度。正因为这样，20世纪中叶以来，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日益从神话象征、神话范式以及神话结构的角度来研究当代美国文学，阐释神话对于美国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性。美利坚民族的建国神话与文学的关系成为当代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这其中，作为美国建国神话之一的美国西部神话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具有民族特色的神话。它与美利坚帝国的形成以及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塑造密不可分，因此成为神话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神话与文学研究方面最著名的学者诺斯罗普·弗莱指出，“神话”一词现如今被用于各种各样的场合，造成了其意义的混乱，因此，任何人在进行神话研究的时候，都必须先确定“神话”一词的意义。本文主要采纳法国神话学家罗兰·巴特对现代神话的定义，在他的神话学框架内，从社会、历史、文学、文化等多角度来研究美国西部神话的建构、传播与解构。
在罗兰·巴特看来，现代神话是一种言语方式，并且是“历史所选择的一种言语方式”［1］(P108)。美利坚帝国的兴起，其在西部进行的扩张，是西部神话形成的历史条件。而美国西部这片被认为是“处女地”的广阔空间是西部神话产生的地理条件。在美国历史上，美国人与美国西部的关系被认为是永远带来幸运的关系，也是最能够体现美利坚帝国特征的关系。美国人关于美利坚帝国的早期想象预示着美国要成为强大的帝国必然要朝西向太平洋扩张。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这一新兴帝国应掌控制海权，从而控制世界贸易；另一方面，帝国需在北美内陆建立一个人口众多的未来社会，在西部荒野创建新的州。对于美国很多学者来说，西部边疆是美国自由与民主传统的终极源泉，也是美利坚民族身份的显著特征。正是这些美国学者对西部边疆重要性的论述成为西部神话的重要内容。罗兰·巴特指出，神话的界定并不在于它的信息所描述的对象，而在于信息传达的方式。任何事物只要被赋予了字面意义以外的含义，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并且流传下来，就可以成为神话。美国学者对西部边疆重要性的论述远远超出了其字面意义，指向更为宽广、更为纵深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
在这方面，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最早系统论述了西部边疆对形成美国自由、民主传统以及建构美利坚民族与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特纳于1893年在芝加哥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宣读的论文 《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是19世纪关于西部的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特纳认为美国社会最重要的地区是西部，而不是南方或北方。他的中心论点是，存在于美国西部的自由土地对美国东部一直起到安全阀的功能，因为它似乎可以为每个美国人提供拥有一个农场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社会成员的机会。这样，自由土地的存在势必会减轻美国西部以外地区的贫困程度。同时，在美国西部的边境地带，自由土地的存在又可以促进经济上的平等。而这两种趋势都势必促进美国民主的发展。［2］(P256-257)与此同时，由于美国从建国起就把开拓疆土视为美利坚民族的天定命运，美国西部的边疆和荒野也成为美国人建构自己独特民族认同的场所。美利坚民族特性中最具本土特征的西部边疆精神发端于西部开发的艰巨历程之中。特纳1896年在《亚特兰大月刊》上发表文章，为西部边疆对美国民族特性的形成做出进一步的论述。文章认为，正是在美国西部边疆的恶劣生存环境中，美国人形成了独立、自信、个人主义、民主等独特的民族特征。［3］(P146)这些本土特征使得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区分开来，而不仅是对欧洲文明的拙劣模仿。
由此可见，神话作为二级符号系统，“既是历史性的又是有意而为的”［1］(P117)。所以，与一般符号相比，神话符号从来都不是任意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总是带有某种动机。在罗兰·巴特看来，神话与意识形态话语不无关系。而美国西部神话为“命定扩张”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命定扩张”论将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与“神圣目的”联系起来，激励拓疆者前往西部建立一个“救世国家”。正如大英帝国的“白人负担”论，“命定扩张”论为美国拓疆者从文化与物质上清除北美大陆土著居民的影响力提供了合法性。它以种族优越的名义将在经济和技术上更为强大的拓疆者的意志强加在印第安人身上。它以建立强大的美利坚帝国与塑造美利坚民族性格为盾牌，大举向西部进行扩张。
美国的西部神话是怎样实现其功能的呢?巴特认为，神话作为一种“交流方式”，它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的传播可以通过口头的方式，也可以通过书面或者其他再现的方式，它包括文学作品、口头故事、绘画摄影、影视素材等。其中西部文学对于西部神话的宣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西部文学的崛起始于美国 “西进运动”，其逐渐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培育独特的美国民族精神以及优秀的美国文化传统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美国文学中任何其他文学类型相同，美国西部文学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的社会现实，以虚实结合的方式详细记录了美国向西部扩张的历史。美国西部文学最成功地实践了新教伦理所滋养的资本主义精神，传播了帝国神话，宣扬了白人中心论。当时美国流行的“命定扩张论”在19世纪受到广泛欢迎的西部文学中常有体现。正如巴特所说，神话符号并不是任意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相似之处”［1］(P124)。美国衡量进步的标准“就是征服荒野并且将之用于经济目的”［3］(P188)。对荒野的征服，将其变成可耕种的粮田成为拓荒者的理想，也是美国农业文明得以扩展的基础。因此，美国拓疆者对于西部荒野的征服，包括对于被看作荒野一部分的印第安人的征服，被看作是文明对于野蛮的征服，是建立山巅之城、建立美利坚帝国的必备条件。在现代读者看来，西部神话的意图显露无遗，它就是为美国的帝国扩张辩护的。然而，神话的功能在于它能使读者在接触这一神话的时候将其理解为 “理由而不是动机”［1］(P128)，也就是说通过传统西部文学等媒介进行传播的西部神话能够使读者确信，美利坚帝国的兴起和发展是拓疆者征服本土印第安人及海外殖民地人民的理由。巴特指出，神话的基本原则在于“将历史转变成自然”［1］(P128)。它的功能是使历史失真而不是让它完全消失。神话并不否定历史，相反，它的功能就在于宣传历史；只不过，它会将历史净化，赋予它们陈述现实而不是解释现实的清晰度。美国西部文学对于“西进运动”中迫害印第安人的事实并没有隐瞒，相反它将这段历史以神话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早在19世纪中叶，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中已经蕴含着对命定论的极端崇拜所固有的向西倾向。1865年出版的《击鼓集》中的三首诗礼赞了帝国向西扩张的道路。他最为有名的诗《先驱者！啊先驱者》以“西部运动”为主题，描绘了拓疆大军的进军。诗中描写，拓疆者征服了荒野，越过了大山，来到太平洋岸边，拓疆者的来临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纪元。惠特曼为新兴帝国在西部的扩张激动万分。蛮荒西部对美国作家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梭罗认为美国西部的原始蛮荒活力盎然，而美国东部的文明社会腐朽衰败。他赞扬辽阔粗犷的西部荒原才是至高无上的美好世界。麦尔维尔则把蛮荒西部的天堂般的纯真无邪作为小说主题。当然，荒野景观描写仅仅是美国西部文学的一部分成就，美国西部作家还擅长塑造在荒野之上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具有坚毅性格的人物形象。美国西部文学的始祖詹姆斯·库柏的“皮裹腿”系列小说在叙述美国建国初期历史时，再现了拓疆者殖民与扩张的过程，塑造了不朽的美国民族英雄形象。另一位描写美国西部风情的高手是布莱特·哈特，他的《咆哮营的幸运者》描写了牛仔、猎手和农夫等西部普通人的形象，他们在西部的蛮荒与粗犷中形成了独立、自信、个人主义、民主等品质。美国西部文学传播了西部神话，弘扬了边疆精神，表现美国经验的独特性和美国的例外主义。
美国文学尤其是美国西部文学对美国西部神话的关注成为美国文学批评家的重要议题之一，并由此形成了美国研究与美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批评范式和流派，即 “神话与象征学派”。亨利·那什·史密斯发表于1950年的专著《处女地：作为象征与神话的美国西部》开创了从象征与神话的视角对美国西部文学进行研究的范式。这一派的其他著名学者包括L.A.费德勒、R.W.B.刘易斯、J.W.沃德、L.马尔克斯。象征与神话学派的学者致力于结合美国西部文学来界定美利坚民族的特性。他们与美国著名西部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相同，把美国西部的荒野作为他们一切论述的出发点。神话与象征学派认为，对西部神话的书写与传播是美国文学最重要的传统，美国作家对西部边疆的思考与表达造就了美国优秀的文学。美国人通过阅读与研究这些文学作品，从而感知并转而获得一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美国文学作品对西部神话的创造与审视，为美国人继续讨论民族认同与美国价值观提供了象征性的话语。
神话是历史的产物。历史时代的改变，必然预示着神话的变化。美国工业文明的发展，西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越战的阴影都是造成美国西部神话解体的重要社会历史因素。民主源于自由土地这一带有原始主义色彩的观念并不足以用来应对这个以工业化、城市化及国际冲突为主体的世界。越战的失利更使得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文化各界精英对发源于西部边疆的民族神话产生了强烈的质疑。［4］(P279)正如一个多世纪以前特纳以他的“边疆学说”为美国人确立了西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今有必要重新衡量美国西部边疆对于当代美国社会以及美国人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帕特丽夏·内尔森·利姆里克 (Patricia Nelson Limerick)为主要代表的美国新西部历史学家重点从性别、种族、阶级以及族群文化等方面对美国西部历史进行重新研究，修正以特纳为代表的老一派美国西部历史学家的 “边疆学说”和西部史观，倡导重新考察美国西部的历史，解构与颠覆美国西部的各种神话。利姆里克发表于1987年的代表作《征服的遗产》开创了美国西部新史学的时代。她提出，美国西部的历史一直与对他者的征服有关，西部所提供的是在经济上剥削他者的机会，而不是共享民主与平等发展的机会。她还认为：“有必要贬低边疆的地位和它具有的意义。”［5］(P26)
不过，真正造成美国西部神话加速解体的是美国后西部文学作家对西部神话的颠覆与解构。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美国当代著名西部文学作家科马克·麦卡锡。他的创作传承了美国西部文学的经典神韵，讲述的边境故事缅怀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塑造的西部英雄带有崇高的精神品质。然而，麦卡锡的创作也 “对传统西部文学的许多假设提出了质疑”［6］(P129)。他的《边境三部曲》修正美国西部拓疆的历史，揭示西部神话的真实意图，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对于西部农业以及现代牛仔生活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从而表明西部神话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基础。
另一方面，麦卡锡在对比美国社会和墨西哥社会风情中又消解了文明与野蛮的差异，抽去了西部神话赖以存在的二元对立的哲学基础，从而解构了西部神话。罗兰·巴特指出，神话作家的责任在于解密神话，理解其中的歪曲之处，通过揭露其意图或者通过揭示其原来面目来摧毁神话。历史进步观是美国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哲学基础，而麦卡锡的西部小说否定了这种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他笔下的美国文明史是屠杀印第安人的血腥历史，是不停地造成疏离与漂泊的历史。麦卡锡的第一部西部小说《血色子午线》讲述了格兰顿帮和得克萨斯州政府密切合作，在边境一带掠杀阿帕奇印第安人。而且，为了获得政府更多的奖赏，他们肆意屠杀无辜的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人。传统西部文学为这些屠杀无辜印第安人的团伙与个人戴上爱国主义英雄的耀眼光环，对他们歌功颂德，颂扬他们扫清了美国文明进步的障碍。麦卡锡的《血色子午线》则透过一个白人少年的视角，将美国“西进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驱逐与屠杀毫无保留地在读者面前展现，揭示了这些美国西部英雄的真面目，还原了美国西部历史的真相。
更为重要的是，麦卡锡的小说不仅仅是对西部历史进行修正，他的思想深刻之处在于，他站在了历史的高度，将过往印第安人惨遭驱逐和屠杀的不幸命运与美国现代西部牛仔的命途多舛联系起来。随着美国西部工业文明的逐渐壮大，代表落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种族和阶级被迫让步于代表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种族和阶级。因此，北美印第安人被白人种族的拓荒者所取代，拓荒者被西部牛仔和牧场主所取代，而这些马背上的美国偶像最终也由于美国西部石油工业和军事工程而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二战”前后，“象征着美国边疆自由与独立”的西部牛仔痛苦地意识到，现代美国已经成为一片荒原，没有为牛仔或者英雄留下一席之地。［7］(P438)他们迫不得已向西越过美墨边境，希冀在墨西哥找回美好的过去。《边境三部曲》中的牛仔刚开始与传统美国西部文学中坚持“开发异域，拯救外族”信念的人物一样，自觉地将自己区分于墨西哥人。在他们看来，墨西哥的社会落后、混乱、贫穷。美国西部神话正是建立在文明与野蛮、白人与有色人种的二元对立的哲学基础上。然而，科马克·麦卡锡用一句话就巧妙地消解了野蛮与文明的差别。《骏马》中圣母牧场的经理安东尼奥在墨西哥时是一个安分守法、深受东家信任的人。然而，当他奉命到美国为东家选购马匹时，却在美国监狱中被关押了数次［8］(P125)。显然，墨西哥与美国并没有野蛮与文明的差别，而这几个从美国西部迁徙到墨西哥的少年牛仔与当地的墨西哥人也并无高低的区分。就这样，麦卡锡抹平了文明与野蛮的差别，从而抽取了西部神话的哲学基础，解构了西部神话。
美国当代西部文学的批评家也加入到了对西部神话的颠覆与解构，他们吸收并借鉴了“新美国研究”、“新西部史学”等领域的新视角和新理论，撰写了大量丰富而深刻的研究著述，对批评范式进行了较大变革：从神话与象征批评转变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批评。这种批评范式的转变既是学科内部调整的结果，又与美国西部文学批评与美国新西部史学之间的学科对话与协商有关。美国当代西部文学批评家几乎是毫无保留地采纳新西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他们依据新西部历史学家利姆里克所提倡的“真实西部”来重新评判美国西部文学。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诸如“反神话的”、“修正主义”、“真实的”等批评术语流行于当代美国西部文学的研究中。同时，他们对象征与神话学派的学者进行谴责，认为他们对独特美利坚民族精神的界定局限于白人男性所体现出来的阳刚气概，过度宣扬美国西部野蛮与文明的冲突，过于强调美国西部边疆对民族性格锻造具有重大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新一代批评家参与了这股讨伐的浪潮，史密斯作为象征与神话学派的创始人也对过往的研究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和反思。时隔《处女地》出版30年后，史密斯对这本书进行了重新评估，声称自己忽略了“美国西进运动中发生的惨剧”。他认为之所以造成这一学术盲点，是因为这些惨剧被覆盖了一层令人无法直视的意识形态外衣。正是这层意识形态外衣（如“自由土地”、“边疆”、“自立”、“文明”、“民主”等）曾经为美国的“西进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为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惨剧进行合理化的掩饰。［9］(P357)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任何文学神话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基础。基于“拓疆运动”的美国传统西部文学建构了辉煌的美国西部神话，缔造了美利坚民族的文化根基。但是，美国工业文明的发展、西部城市化以及越战的失利动摇了西部神话的基础。美国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士对传统西部史学的“边疆学说”的质疑和修正使西部神话风光难再。更重要的是，以麦卡锡为代表的美国当代西部小说家和评论家对传统西部文学的许多假定进行了剖析和质疑，否定了西部神话的历史进步观念，通过消解文明与野蛮的差异，成功解构了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西部边疆神话。然而，正如美国当代神话与象征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斯洛特金所说，“尽管美国边疆神话存在着缺陷，它曾经在想象和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4］(P654)。 西部神话的解构和新“民族神话”的缺失使美利坚民族认同产生危机。如何修复西部神话或者构建新的“民族神话”成为当代美国民众和学者共同面临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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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项歆妮， 陈夜雨】
［中图分类号］I109.5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11－0093-05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美国西部文学批评研究”(13WX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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