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文学中的中国文化研究

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华裔美国文学得到了发展，并最终达到繁荣。

1890年到1950年是华裔美国文学的开创阶段。大多数华人认为移民到美国就可以享受到优厚的生活待遇，实际上并非如此，移民后他们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排斥以及歧视。于是，华人主动请愿，希望能够改善自己在美国的地位。他们通过书写抗议书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由此产生了华裔美国文学。

这一阶段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虽然数量有限，文章表达的意义较为简单，很难体现中国文学的特色，但它们是最早的华裔美国文学的代表作。从此，逐渐形成了具有华裔特色的美国文学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华女阿五》等作品，能够显示出华裔美国文学的族裔性。

1950年到1970年是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阶段。此时的华裔美国文学逐步发展。虽然此时的华裔美国文学依然体现出鲜明的族裔性，但与开创阶段相比，它已经开始走向弱化。

发展阶段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将出发点放在文化认同和华人的社会身份研究上，重在探讨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以自传性题材作为主要的切入点来探讨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经历。这些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与其之前的那些作家不同，虽然同为华人，但这些华裔美国文学作家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们在美国出生、成长、生活。然而，他们的父辈在他们幼年时期就教导他们要时刻铭记自己是中国人，要接受自己华裔的特殊身份。尽管缺乏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但依然诞生了像《父与子》这样优秀的华裔作家作品。同时，华裔作家赵建秀还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她改变了华人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赵健秀等作家的华裔文学作品《唉咿》诞生在1974年，从此华裔美国文学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在《唉咿》中充分反映出华裔美国人在美国所遭受的一切，同时也显示了华裔美国人的顽强拼搏和反抗精神。

1970年以后，华裔美国文学进入繁荣阶段。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成为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典范，由此华裔美国文学达到了繁荣。

这一代美国华裔作家不同于前两代美国华裔作家，因而形成的作品风格也有所不同。例如，根据华裔美国人打麻将的聚会场地喜福会而写成的小说《喜福会》，反映了华裔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会。前两代人已经经历了种族解放运动，种族解放运动以后，华人的地位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华裔美国作家在美国的地位也得到提高，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美国身份。华裔美国作家虽然是黄皮肤，但他们从小受到了美国的文化熏陶，对自己的祖国知之甚少，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是美国人了，他们已经成为地道的“香蕉人”。因而，他们所创作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虽然文学题材变得丰富，但主人公作为华人的身份开始弱化了。华裔美国作家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赵建秀的《中国佬》、任碧莲的《典型美国人》等等。

作为美国社会的重要成员，这些华裔美国作家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创作背景是美国社会，而阅读他们作品的也是美国人，因而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完全体现出美国化的特色。虽然有一些华裔美国文学作家用汉语进行写作，但是其文学作品不能算作是中国文学作品，因为作品中提及的中国文学内容过少。

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说过这样一段话：“实际上，我作品中的美国味儿要比中国味儿多得多。我都是在写美国人。我觉得不论是写我自己还是写其他华人，……虽然我写的人物有着让人感到陌生的中国记忆，但他们是美国人。再说我的创作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对这点我很清楚。我是在为美国文学添砖加瓦。评论家们还不了解我的文学创作其实是美国文学的另一个传统。”①以下将举出两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来加以探究。

汤亭亭的《女勇士》。《女勇士》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小女孩由胆小怕事、小心翼翼到敢于尝试、勇于拼搏的过程。小女孩最终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证明了华人女孩在美国一样可以得到自己想拥有的一切。然而在转变的过程中，小女孩深切感受到了自己同白人社会的距离。小女孩在那样的社会中成长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女性，成功融入到美国社会，她令其周围的美国人改变了最初对中国人的看法。

华裔美国作家虽然是中国人，但又有着美国人的身份。虽然他们内心有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归属感，然而自幼生活在美国，没有接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甚至作者汤亭亭的父辈都没有真正接触过中国文化，因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极其有限。汤亭亭的作品中有很多中国的神话故事，她通过这种方式极力地述说美国与中国的不同，告诉人们这两个国家不管风土人情还是思维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汤亭亭主动去选择与中国文化有关的问题进行创作，这会令让生活在美国的她感受到自己身份的特别。汤亭亭在《女勇士》中通过其特有视角，让美国读者去接受中国文化，从而成功地吸引更多的美国读者。

谭恩美的《喜福会》。谭恩美是第二代美国华裔的代表，她的代表作是《喜福会》。谭恩美成功融入到了美国社会中，这不仅反映在她的婚姻生活方面，而且也反映在她的小说创作中。谭恩美的小说把重点放在华裔美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背离”上，在她的笔下，华裔美国人希望尽快地融入到美国社会和文化中去，他们要告别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成为地道的美国人。《喜福会》一经出版就受到了美国读者的欢迎，成为当年的畅销书。1993年《喜福会》以电影的形式被呈现出来，成为了华裔美国文学的一个高峰。

在谭恩美的《喜福会》中，作者重写了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历史，其作品呈现出了明显的美国特色，因而吸引了很多的美国读者。同时，华裔美国文学作家与中国的联系逐步减少，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也知之甚少。《喜福会》围绕四位母亲来到美国后的经历展开叙述。在到美国以前，这些人物就已经有了各自的特色。她们首先是女性，具有母亲的身份，在美国那个男权社会中丧失了自我，因而只能作为家庭的附属品。小说中，讲述了年轻女性在美国社会中受压制的基本情况。旧中国女性的道德准则在美国社会中依然存在，女性依然是家庭的附属品，而且受到了多方面的压力，没有任何地位。女性的这种角色让女性与社会对立起来，给她们造成了心理压力，她们的权力被无情地剥夺了。这部作品展现了华裔美国女性的典型形象。

中国家庭文化。如同华裔男性作家一样，华裔女性作家在建构女性主义传统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属于自己的中国文化符号，这个符号便是“花木兰”。而花木兰的形象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变化，这种变形程度甚至超过了“关公”。“花木兰”的原型现已无从追溯，花木兰的艺术形象最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木兰辞》中出现。《木兰辞》中，花木兰是一位替父从军，战功赫赫的“女中豪杰”。在之后的数百年间，民间作家不断的对“花木兰”这一艺术形象进行加工，使其形象更加丰满，而主人公花木兰的主题特征逐步有所改变。

而在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笔下，花木兰的形象却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编。汤婷婷在《女勇士》里，将中国传统女性形象中的花木兰形象进行了女性主义的改造。花木兰经典的替父从军，被取而代之为了报“怨”和报“愁”，这种类似中国古典神话的表现手法，为花木兰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从人物形象上看，汤婷婷笔下的花木兰更加男性化，花木兰不仅有着媲美男子的体魄，而且有着更加高强的武功。从细节上看，《女勇士》中花木兰从军初衷的刻画，把原本的“替父从军”换做了为报母亲的“愁”和“怨”；而神仙传授花木兰武功的描写，又颇具中国神话和武侠色彩；花木兰杀富济贫、维护社会正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描写，更加突出了其“女侠风范”；然而，在情节渐入佳境之时，作者在故事的最后笔锋一转，让花木兰跪在公婆面前，像整个时代的妇女一样逃离不了传统的藩篱，走向了婚姻的归处。不过稍作沉思，我们却可以发现作者的别具匠心，她展现了中国文化中对女性形象的束缚和讽刺，更加细致和具体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的女性形象与传统礼节。《女勇士》的作者汤婷婷，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人，她对中国古代文化及中国古代女性的了解程度不深，在选择女主角时，她并没有选梁红玉等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因为她们或是奴婢，或被贴上了某人的妻子的标签。而“花木兰”这一艺术形象取材于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花木兰的身份比较独立，她脱离于男权中心家庭谱系之外，有着独立的个体价值。因此，“花木兰”不会遭遇身份表达上的困难，给了作者很大的描绘余地。

中国孝文化。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孝是一种极其重要的道德行为规范，被认为是百善之先，诸德之本，百行之始，教化之源。在古代中国，孝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美德，孝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在古代中国，子女做一切事情之前都要首先考虑孝道。在儒家的各种伦理学说中，对中国民众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孝道。在家庭中，孝道主要体现为晚辈对长辈的尊重与顺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华裔美国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关孝道的内容。

在经典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喜福会》中，那个用生命去挽救母亲的许安梅就是典型的孝子的代表，她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的对母亲的孝道，确切的说是愚孝。中国古代也有割骨疗亲的典故，在《喜福会》中，作者谭恩美并没有对许安梅那样的愚孝产生敬仰之情，而是认为那种极端的孝道不可取，并极力地批判那种愚蠢行为。但是《喜福会》并不是一部批判性的著作，其中也表现出了母亲对女儿的良好教育，说明了母爱和孝道要相互补充。

需要注意的是，华裔美国人的孝文化，不能等同于其他华人群体或是中国古代的孝文化。华裔美国作家生长在美国，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因此华裔美国作家和中国人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因此对他们已经不能够完全用我们对孝顺的评判标准来进行评价。对于华裔美国作家来说，经常会由于对孝文化的认同差异而引起母女、亲情之间的不统一。在中国社会，孝文化的理解和评判标准相对比较单一，即孝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子女要孝顺父母，做到物质方面的赡养与精神方面的尊敬相结合，不违反父母的命令。

而在《喜福会》中，作为母亲的吴夙愿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女儿能够成为心目中的好女儿，然而她的女儿却完全不理解她，甚至产生了对抗情绪。受到美国文化熏陶的女儿性格叛逆、追求独立，同时渴望平等与自由，她的意识里从来没有孝道，因此对于孝道与孝文化她根本无法理解，也就无法说服自己认同孝文化。而她母亲是个传统观念很强的人，母亲认同并推崇孝道，认为女儿就应该服从、孝顺自己，不能忤逆自己。由于故事的背景是美国，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很难让一个女孩儿能够从孝道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更不要说去遵守中国式的孝道。在母亲的眼里，只有对母亲惟命是从的才是好女儿，因此女孩儿就很难成为母亲眼中的好女儿。这就是中国式孝道与华裔美国文学碰撞的典范，可见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尽管故事列出的是一个愚孝的极端例子。

中国茶文化。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同时也受到华裔的重视。广义上的中国茶文化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狭义的中国茶文化重在精神。一直以来，烹茶听曲、饮酒赋诗是文人津津乐道的休闲方式。中华茶文化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它以道德修养为中心，以茶的高雅优美物性为基础，以传统的茶艺为表现形式，融茶、道德、艺术于一体。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中庸之道，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深入到了中华文化的每一个毛孔之中。禅茶文化精神体现在“正、清、和、雅”四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雅”。这体现了中国茶文化与审美的联系，能够让人从心灵上去感受茶文化净化人心的作用。

中国作为茶叶的故乡，是有史料记载的世界最早种茶、制茶、饮茶的国家。以“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在新华裔中得以传承和延续，茶成为沟通两代华裔的重要情感媒介。在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茶”同样是包含多重丰富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这很好地体现在朱路易的《吃碗茶》和布鲁斯·爱德华·何的《茶壶烈酒》中。这两部作品以“茶”为线索讲述故事，茶推动了故事的发展，茶也参与了人物的成长。在这里，“茶”作为维系亲情、友情、爱情的媒介，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综上所述，华裔美国文学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着华裔美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展现出中国文化的巨大活力。

【注释】

①Paula Rabinowitz， "Eccentric Memories: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in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Skenazy Paul & Tera Martin eds，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98:71-72.

【作者：徐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