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经济在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关系到民生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强弱、战争的胜负等国家大计?田地是农业发展的基础,籍田和耕籍之礼就是重农思想的体现之一。所谓耕籍礼就是皇帝亲自耕田,作为一种象征行为,以此劝民重农务农,发展农业经济。平时养尊处优的皇帝,尽管只是做做样子,也有不少闹出了笑话。
耕籍礼作为一种重要的礼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显示出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历经隋唐、宋元一直延用至明清。约到了晋武帝,籍田位置移至国都的东郊。唐玄宗也坚持籍田在东郊,只是武则天时,在籍田中增筑了先农坛,祭祀神农与后稷。北宋承袭唐制,并开始把耕籍礼制度化。南宋皇帝亲耕的籍田,据记载可达570亩,是由临安府所拨之田。从事籍田的耕种者,大多是从军队中挑选“知农者”,组成籍田兵,专门负责籍田耕种的任务。
皇帝耕田可不像普通农民一样耕地,而是执行严格的制度。明制是皇帝右手扶犁、左手执鞭,往返犁地4趟;清制改为往返犁地3趟,然后,从西阶登观耕台,观耕终了,由东阶退下。最后由顺天府官员播撒种子,老农随后牵牛覆土,一年一度的圣驾躬耕就全部完成了。扮成农夫农妇的小孩子们奉上稻、麦、豆等,祈盼皇恩普照,五谷丰登。此时皇帝还要接受群臣贺拜,并设宴款待三品以上的随从官员,赏赐在场的民众每人两个馒头和二斤肉。皇帝起驾回宫,众人拿着农具簇拥其后,走到午门为止,最后还要奖赏老年农民每人两匹布,其他人等一匹布。至此,春耕庆典全部结束。这么繁琐的礼仪,早已不是耕地了,更像是表演。既然亲耕是表演,皇帝是演员,自然要进行演练。据记载,为了保障亲耕典礼的顺利进行,清代皇帝在耕籍之前,要进行演耕。圆明园里的山高水长,中南海的丰泽园,是两处重要的演耕场所。
我们常听人说“一亩三分地”,这一亩三分地就来源于皇帝的耕籍礼。明清时期,每年皇帝到先农坛祭祀先农,而后要到观耕台前的亲耕地进行示范性耕耘,完成对先农崇祭的全过程。先农坛太岁殿内至今还陈列着巨幅“清雍正帝先农坛亲耕图”,用纪实手法记录了清帝祭先农的宏伟场面。明清时皇帝亲耕的田地,由周代的“千亩”,浓缩成了一亩三分地。尽管只有一亩三分地,皇帝们也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并不真正耕完。但是遇到了认真的康熙皇帝,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康熙四十一年,康熙皇帝举行耕籍礼时,曾亲自扶犁一口气耕了一亩地。当时有万人观看,大学士李光地特执笔撰文,立碑记其事。这种盛况,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康熙为了种好他的一亩三分地,还在圆明园、丰泽园辟地进行演练。据说康熙在演练期间,还培育出了水稻新品种。
没有演练好的嘉庆帝,耕籍礼上闹出了大笑话。嘉庆二十年三月初一的耕籍礼,碰巧顺天府所备耕牛不驯服,耕牛可不管驾牛的是不是天子,不听皇帝的话,发起了牛脾气,死活不肯耕地。没办法只好更换耕牛,可是换回来的耕牛仍不驯服。嘉庆皇帝无法驾驭,御前侍卫十余人上前帮忙,勉强耕了三个来回。虽然勉强完成礼仪,但嘉庆帝很生气。他登上观耕台,命睿亲王、克勤郡王、庆郡王等人,各耕五个来回;然后,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的官员各耕九个来回。结果,这三王九卿所用的耕牛,也都是不驯服。嘉庆皇帝的耕牛不驯服,有御前侍卫帮忙,可是这些王爷大臣的耕牛不驯服,就没人帮忙了。他们不会耕地,无法驾驭耕牛,甚至还出现了耕牛四处奔逃的事情。一场亲耕礼,成了一出闹剧。嘉庆皇帝在观耕台上,这个气呀。亲耕没表演好,嘉庆皇帝不说是自己没加以演练,反将责任全推给了顺天府。而那些得罪了皇帝的“犟牛”却没受到任何处罚,不知道嘉庆是怎么想的。
为了保证农业经济的发展,除了亲耕田地外,一些皇帝还干了一些更了不起的事情。唐玄宗开元四年,在中国北方爆发了一场大蝗灾,当时的政府爆发了一场是否捕蝗的大争论。在佛教盛行的唐朝,从官员到百姓普遍信佛,有人认为捕杀蝗虫就犯了佛教戒律。如何才能使百姓相信捕杀蝗虫不至于违反佛教的戒律呢?唐玄宗决定亲自在公众场所举行一个祭祀活动,由皇帝当众展示吃蝗虫,以彻底消灭百姓灭蝗的疑虑。皇帝吃蝗虫的壮举,激励了百姓和大臣。经过唐玄宗的努力,大唐王朝终于战胜了蝗灾,迎来了“开元盛世”。
耕籍礼等重农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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