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七喜》

这幅画却怪，是画家心灵的写照，自说自话。画上画了七只喜鹊，其中4只似在交头接耳，“议论”单独蹲一块儿的另3只喜鹊。此画是徐悲鸿1942年祝福好友、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父母七旬大寿所作。《七喜图》上有徐悲鸿题的一行字，“铭渠老伯伯母七旬大庆”。当时，张道藩与徐悲鸿、蒋碧薇夫妇之间是知交，但也是情敌，处在三角恋情，正在演绎至为纠葛的状态。有专家点评此画： “图中喜鹊并不喜悦的眼神，折射画家当时复杂而尴尬的心态。”显然他就是三只喜鹊当中的一只。

《七喜图》背后，有一个复杂而尴尬的恋情故事。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回忆录》，有详细记载———蒋碧薇与徐悲鸿同为江西宜兴人，夫妻情浓。1921年，留学欧洲的徐悲鸿夫妇在德国结识了张道藩。在随后交往中，张道藩被蒋碧薇深深吸引，扮演第三者，屡示爱意，遭婉拒。徐悲鸿对艺术之爱远胜夫妻情爱，蒋碧薇常被冷落，两人关系日趋恶化。1941年，徐悲鸿在报纸刊登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启事，蒋碧薇陷入悲苦中。当张道潘再次向蒋示爱时，复杂而尴尬的三角恋形成。1942年，客居新加坡等地3年之久的徐悲鸿回到国内。此时，蒋碧薇已是张道藩的情人。同年6月，徐悲鸿试图破镜重圆，但蒋碧薇铁心分手，弄得非常尴尬。1945年底，蒋、徐终于办完离婚手续。

《七喜图》正是作于“非常尴尬”的1942年夏天。

徐悲鸿与蒋碧薇育有一子一女。1948年，蒋碧薇随张道藩去了台湾，孩子们跟父亲留在大陆。蒋碧薇做事一向细心，她将多年来徐、张两公写给她的书信，即使一张小纸条，她都保存着。她写了《我与悲鸿》、《我与道藩》两部回忆录，轰动一时，成为台湾的畅销书。说来也巧，这部书出版之日，正是张道藩生病住进医院之时，于是台湾社会便传说张道藩是因蒋碧薇的自传而气病的。不久，张道藩溘然长逝，好事多嘴的闲人就更说，蒋碧薇的回忆录是张道藩的催命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