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父辈，反观我辈

中国科教界变迁：回望父辈，反观我辈

最近两件事情，令人感慨。

春节前后，父亲住院手术，使我想起他们那辈的生活和工作。

开学后，“千人计划”入选者两百多人在北京开会期间，有少数人不是积极提议如何开展工作，而是向国家争个人待遇，令人对我辈有看法。

父　辈

父亲可能到今年才听说我很久以来觉得父亲多方面比我强。

父亲只是生活的时代不如我：他用了30年去的几所学校，阴错阳差正好我也去了，但只用13年。

1960年代初，父亲从江西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读研究生，“文革”前全国研究生很少，从大学缺乏的江西考到上海更不容易。

1968年他回江西，到省卫生厅报到后马上被发配到县医院，半年内又下放农村。

本来要做农民，但国家不要的人才，农民却最尊重：他们不缺农民，缺医生，让我父亲做大队卫生室的医生，还培养了几个“赤脚医生”。

70年代，父亲回到南昌工作，坚决不肯在行政部门，而要到医院。他救活过很多病人。我自己亲历的是，80年代父亲来上海看我，在上海的公交车上，一个人突然倒下，他当场急救。

父亲认为一个好的医生一定要做研究，不能只行医。我记忆犹新的是，70年代没有空调没有风扇的南昌夏季非常热，而每天晚上父亲在灯下读英文书籍和文献。那时读英文书籍，没有任何功利可言。他和同事们还出差到外地看新到的国外书籍。

80年代初期，他到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疾病的动物模型研究，并到医院跟班看临床医学。回国后，他在江西建立ICU（重症监护病房），并开展呼吸病的实验研究。90年代，他再度赴美回江西后，又建立“分子医学研究所”。

每次回国，都需要自己创业，有时需要自身资助。但是他们干得很欢快。

我父亲是那一代很多父亲的缩影，他们在挫折的时候没有放弃，在有机会的时候，力争做有意义的事情。

父亲还经常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一些很敏锐的意见。

我自己很不如父辈，只是遇到时代较好，没有耽误。

计　较

回国需要一定条件，完全合理。

过去二三十年，不愿回国、或者回国有困难，都是说国内工作条件不好。

最近，突然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讨论是否回国、商谈回国条件时，出现不谈工作条件而以谈生活条件为主。因为国内有时可以给的工作条件比国外好，有些人开始锱铢必较地谈生活条件。

回国谈生活条件，也有合情合理的因素。

但是，不可能回国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的条件，都比西方好。总有某些方面、某些点，可能差一些。如果中国所有条件都比西方好，那也无需国家给予任何特殊政策来吸引人才。

五六十年代，参加“两弹一星”的科技工作者们，也是我们的父辈。他们那时不仅生活条件很差，而且到了90年代论功行赏的时候，他们个人得到的还是很少。

有些人只看到70年代末、80年代中回国者担任较高的职位，不考虑当时这些人回国时，国家基本上都没有提供什么条件。曾任科技部长的徐冠华，80年代初回国时，一家四口住11平方米的房子。

现在，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回国，对尚未为国家工作而获得“千人计划”的入选者们，国家给的条件比起90年代国家给“两弹一星”功臣们的要好。

近年回国的施一公和我，稍许参与了协助推动人才引进，我们希望我们这一代（和后面几代）能携手并肩做些事情，在比父辈条件好很多的时代，做些无愧于时代的事情。

现在很多单位都会力争给回国的学者（年资高的和年资低的）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欢迎大家提出合理的要求。但是，我们愿意多看到，我们这些后来者，也能传承前辈中好的风范，体谅国家实情，多做实事，促进社会发展。

后辈应该在前辈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2010年4月22日发表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