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和中国历程

科学人才计划的常规作用：国际经验和中国历程

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我国的需求和能力，设立了多个人才为本的计划，特别是集中在自然科学、工程以及部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如1990年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立的“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的“长江学者”、科学院的“百人计划”，近年全国性的“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这些计划的产生有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原因，但也并非皆临时对策。了解国际经验有助于理解人才计划的阶段性和常规化。

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欧洲都有长期有效实施的常规人才计划。中国的计划虽有应对当时国情的原因，但调整改进后会常规化。

中国人才计划最初选拔对来源有偏向，因为来源与质量有相当的关系，但随中国的发展逐渐会演变成为按岗位和需求设置，按能力选拔。

国际科研支持模式：人才导向对任务导向

较大的国家，其科学研究可分为自由探索、国家需求、应用研究。自由探索本身方向难以确定，有些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研究，可能不仅开创人类知识前沿，而且带来新的技术甚至产业；国家需求是在国家综合确定需求和目标（如现时的能源、粮食、老龄化）等以后，需要科学和技术攻关；应用研究则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带来经济发展。

管理模式上，一是任务导向，一是人才导向。任务导向是需求方提出任务，或科技界从科学发展中提出重要的问题，大家竞相提出解决途径、显示能力，获得支持后努力解决任务，这是多年来国内主要的模式。人才导向是支持有能力的人，而他们中有部分（可能是少部分）能探索出大家没想到的方向和成果，从而起到比任务导向还重要的作用，有了这种前沿探索，才会出现更多任务。

在国际上，任务导向和人才导向同时存在。

美国的科学研究资助机构，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自然科学，年度经费70亿美元）、国立卫生研究院（年度经费300亿美元）、农业部、国防部（包括非军事研究），等等。这些部门多数是任务导向，但也有少量人才导向的支持。

几十年来，英国国家的医学研究委员会（MRC）的资助模式是双轨制，既有任务导向的竞争经费，也有人才导向的经费。后者以在全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单元（unit）来支持探索性研究，最成功的例子是MRC于1947年在剑桥大学成立的“MRC生物系统分子结构研究单元”，20年中出现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并培养出以后在其他机构工作而获诺贝尔奖的学生多人，其成果包括20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有医疗应用价值成果（如贫血的分子病变机制、现代蛋白质和DNA测序技术），以及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要支柱之一（单克隆抗体技术）。其宗旨不是由任何人确定方向和项目，而是几位有洞察力的人选择性地支持其他人，他们通过自由探索推动人类现代科学前沿。

英国最大的私立基金会威康信托基金（Wellcome Trust）成立于1936年，最初20年由发现神经递质、对心血管和神经系统药物有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戴尔（Henry Dale）领导，目前该基金会拥有本金近140亿英镑，其基本模式是支持最聪明的人才（the brightest minds）。

德国的马普学会，是国家支持的人才导向计划，也是德国最强的科学支持计划。成立于1911年的威廉大帝学会于1948年改称马普学会，长期以来由国家资助而科学家掌管。目前经费约14亿欧元，其中80%来源于政府拨款，支持分布在全国的80多家研究所的200多个实验室，以自然科学为主，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历史上曾有3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包括物理巨匠爱因斯坦、普朗克等，其中有7位是1948年改称马普学会后的得主。它的座右铭是“洞察力必须先于应用”（insight must precede application）。学会只挑选优秀人才，而科学家决定方向和项目。

美国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建立于1953年，但在1984年以后真正扩展，目前有160亿美元的本金，以其利息资助生命科学研究，方向较广（包括与医学关系极小的植物生物学），而以人才导向，它的座右铭是“人，而非项目”（People, Not Projects），支持分布在全美70多家机构中有优秀记录的研究者，被公认为美国资助最有效的基金，长期稳定支持300位左右生物学家，20多年来出现了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1939年法国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支持了分布在全国的1200多个课题组。1964年成立的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院（INSERM）支持全国近320个实验室。这两个国立机构都是人才导向。

加拿大于2000年建立的“加拿大讲席计划”，每年3亿美元，专门用于吸引海外人才，也用于留用海外准备吸引的加拿大人才，它本身也是人才导向，而非任务导向。

可以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才导向的支持长期并有效地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最前沿的本质是不确定的，从而使得以人为本的支持非常有效：事先评审潜力，定期评审其进展，可以保证人才导向成为优秀模式，甚至最佳模式。

中国的人才计划尚需完善

我国传统上以任务导向为主，而人才导向是相对较新的模式，所以有较多议论。

其实，我国的“两弹一星”是任务导向和人才导向成功结合的典范。当时有明确的国家需求，而选拔国内最优秀的人才，给予支持和要求，一批有理论基础、而从未参加过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包括理论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理论权威，成为“两弹一星”的领导和核心，解决了我国的急切需求。

1990年代建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是较广泛的一个人才导向计划。当时主要是考虑中国缺乏国际竞争力，中青年科学家外流，“杰出青年基金”主要支持了一些45岁以下研究人员的一次性研究经费，那时常相当于有些人的启动经费。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包含个人收入补贴和研究经费，最初也是挽留已经回国和回国不久的人才。科学院的“百人计划”与教育部“长江学者”功能相似。

以上这三个计划在时代和国情变化的情况下，都有演变。特别是他们不再起吸引和支持起步人才的作用，而是奖励和鼓励在国内有较好工作的45岁以下人才。因为这些随时代的变化，中国吸引和招聘人才的计划阙如。

国家2008年推出的“千人计划”、2010年推出的“青年千人计划”及时弥补了可以用于招聘和吸引用的人才导向计划缺口，并在国力增加、国情需要的情况下，将人才吸引层次进一步提高。2012年推出的“万人计划”支持已经回国的人才继续开展工作。

2004年，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本质也是人才导向，目前以低于北京、上海大多数同类型、同性质国家级研究所的经费，通过体制创新取得了超出未充分进行改革的研究所所取得的成果。

我国的人才计划，除了“千人计划”和“万人计划”是全国性的计划，其他几个是一些相关部委在当时情况下将一定财力用于支持中青年。各个计划评审不同，相互衔接较差，有时重叠。而“杰出青年基金”结束后，无论良莠都不再继续。科技部主持的“科学家工作室”、“领军人才计划”、“创新基地”等，目前逐渐展开。而教育部的“2011计划”，也有很强的人才成分。

当务之急可能是要考虑如何协调不同时期开展的计划，使人才计划有序，改进它们以便发挥更好的效果。国家主要掌握长期稳定的政策和结构，计划的评审规范，有层次递进，有适合不同领域的标准，分开学科纵向建立秩序。

我国的人才计划，借鉴了国际科学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我国国情中经过多年实践检验，但还需改进。人才计划并非暂时，而将长期存在。

2013年1月发表于《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