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利权图自强

二、维护利权图自强

中国的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建在石龙坝，而石龙坝发电站的诞生又缘起于滇越铁路的修建。

一百年前滇越铁路在云南的修建，是东西方文明大碰撞溅起的一个耀眼的火花。虽然这条铁路的修建是以“一颗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的代价完成的，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条铁路，云南才洞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在云南民间流传的“云南十八怪”中，“火车没有汽车快”、“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说的就是滇越铁路。

因工业革命而暴发起来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从19世纪中叶，便纷纷伸手对亚洲进行经济掠夺和殖民地瓜分。1880年法国占领越南为殖民地后，便窥探着云南，1897年以考察云南地理为名，对云南的地质、水文、降雨量、人口、贸易、物产等作了详尽精确的勘察。英国也曾计划从缅甸密支那修铁路进云南，因重重困难而放弃。

法国修建滇越铁路，是以掠夺云南资源，获取殖民地经济暴利为目的。当时一位曾走遍云南的法国商人柏顿在滇越铁路开建前，就曾给法国当局写过一份报告，撩人心动地述说了它的远景：“滇越铁路建成后，不仅云南全省商务为法国人所掌握，而且云南省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所掌握之中。”

身在河内的法属越南总督都墨也遥相呼应地给法国政府写信：“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产物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且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选揽其开办权，以收大效。”

1898年法国政府以干涉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要求“中国国家允许法国国家或公司，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筑铁路一道”。清廷答复：“可允照办”。这样法国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1899年9月，以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为首的几家机构成立了滇越铁路公司，承包了滇越铁路的集资修建业务。1901年法国人开始修建越南境内从海防经河内到老街的389公里路段。1903年10月，法国与清政府签订了《滇越铁路章程》34款，规定云南境内的路段也由法国公司修建，1904年，云南境内开始兴建。

滇越铁路云南段的466公里，除昆明至宜良段较为平缓外，其余地段山高谷深、河道纵横，地质状况极为复杂，且气候酷热，瘴疠盛行，其路经之处大多人烟稀少，高山河流纵横，工程异常艰难。法国人惊呼，他们碰到了东方的阿尔卑斯山。劳工们在简单开凿的便道上，用铁锹、锄头、钢钎、大锤、竹筐、扁担等原始工具，劈山修路。恶劣的施工条件和生活条件，以及法国公司非人的待遇和种族歧视，使他们食不果腹，伤病交加，仅开工头一年就死亡5000余人。尤其来自北方的劳工，春天来时身裹长袍棉裤，而南溪河谷地处北纬23度，加之密林河谷的潮湿炎热，已然三伏酷暑，“到工后死于烟瘴不知几几，加之克扣工资，无钱觅食，逃亡饿毙者，实不能以数计”。（《法国铁路公司报告》）“一场流行病发生在1905年4月至5月，造成大量人员死亡，死亡人数达7000～8000人。”（《法国铁路公司报告》）“据沿线所查访，此次滇越铁路所毙人数，具死于瘴、于病、于饿毙、于虐待者，实不止以六七万人计。”（《法国铁路公司报告》）有诗叹道：“切齿当年卖国臣，南宋奸桧是前身，双行铁路千家命，怎奈经营付别人！”当时云南地方官吏亦认为：“此路实吾国血肉所造成矣”。人民高涨不绝的“拒修洋路”的呼声，迫使法国公司将铁路改线。昆明的革命党人和爱国士绅一再提出“赎路自办”，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中法军事力量的悬殊始终未果。滇越铁路，在鲜血与生命的铺垫下，一天天向昆明推进，终于在1910年3月底竣工，历时7年。

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通车。那天，当一辆法国产的机车牵引着长长的车厢，在隆隆的轰鸣声中徐徐驶进古城昆明时，两万多看热闹的市民拥挤到了站台，身着长袍马褂、拖着长辫的围观者，被眼前这条从没见过的钢铁巨龙惊呆了，被吓得四处逃散。有的惊呼，这怪物坏了老祖宗的风水；有的惊恐，这庞然大物怕是要吃人肉喝人血吧？有的担心，马帮从此断了生路。仇恨、恐惧汇成一股抗议的潮流；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的学生们，则为着这丧权辱国之耻，朝天鸣枪，发泄胸中的悲愤。

滇越铁路河口站

就在滇越铁路还没完工的1908年，欲壑难填的法国人又以滇越铁路急需用电为由，向云南地方政府提出，准其利用滇池出口螳螂川的水资源，在石龙坝修建发电站。此前，法属越南总督都墨于1901年派遣法国人古德尔蒙等人在云南秘密察看地形，详绘地图。法国人想在螳螂川上建水电站的消息传出后，人们议论纷纷，认为他们没安好心。昆明自1905年开为商埠后，贸易渐臻繁盛，大街小巷商号林立，店家商铺鳞次栉比，顾客游人熙来攘往。两广的五金、吴越的丝绸、江西的瓷器、安徽的文房四宝等著名商品在这里都有专营店铺，顾客盈门，常常“日中而聚，日夕而罢”。鸡鸣即起，挂星打烊，已经习惯了伴随油灯和烛台安逸地度过每一个淡泊夜晚的昆明人，听说外国人能让石龙坝的水变成自来光，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是痴人臆想。其实，在20世纪初，火力发电点灯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久居边陲的云南官人绅士也早就听说北京、上海、广州有了电灯，他们也盼着昆明能用上长明灯。但得知法国人要插手办电，企图染指云南的水电资源，心理上自然有了一种本能的提防。枯风萧瑟的清末，西方列强已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建立了足以操控其经济命脉的垄断势力，他们办电的“算盘”，犹如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激起云南各界爱国人士的反对，并酝酿由国人自办。当时的清政府迫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日益炽烈的压力，顺应人民呼声，以利权所在对法国人的要求予以拒绝，答应由国人自办。

20世纪初，正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处于激烈变动的时期。一方面，封建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入侵、瓜分下，不得已进行了一系列不彻底的政治变革；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对古老的中华文化的冲击日渐，各种公派、自费留学取代了科举制度。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英缅、法越交界，直接遭受着来自两个殖民地的军事夹攻和经济盘剥，经济方面英法以各种不平等条约致使云南门户洞开，外洋货物直接倾销云南腹地，云南固有的传统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利权外溢”日趋严重。加之日益严厉的禁烟政策约束着“鸦片经济”的发展，使地方财政越加艰难。怎样倡导、扶植、保护地方民族经济以抵制外来商品的倾销，实为当时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云南专门设立执掌农、工、商及各项交通事务的劝业道。这一机构的出现绝非偶然，此时成立的云南劝业道，几乎统揽了所有的经济事务。“裁粮道，增设劝业道”的治滇思路，使云南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状态向近代工商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当时任云南省劝业道道台的刘永祚（字岑舫）虽为福建人，但对云南充满乡恋之情。眼看法国人想借修建滇越铁路之名行垄断云南电力之实，傲骨嶙峋的刘道台找到刚上任不久的云贵总督李经羲。李经羲是清廷股肱之臣李鸿章的侄子，掌控云贵两省重权的一把手。刘岑舫对李经羲直言不讳，法国人借铁路用电在云南修电站，恐怕是个名，日后大刮我省之财富，此才是实。云南乃中华之边地，历载军事要冲，虽军政开支颇重，财力入不敷出，但国人应有民族之志。可否招商纳股，筹资自办，以壮我云南之实业。李经羲虽初来乍到，但对法国人得寸进尺的无理要求也愤恨不已。“办电站岂容他人复扰。要办，就自办。所需银两，官筹民集。”李总督的话给刘岑舫以信心。

1908年岁末的一天，昆明街头贴出一张告示：

各商号市民均请注意：

今有法人企于我滇池出口之螳螂川办电，为吾国吾民之权利所在，为壮我民族之实业，经与云贵总督府初议，拟由本省官商合资自办。兹鉴政府财力所限，如愿意入股集资者，不分卑贱多寡，望即与劝业道索函取章，共促办电早成。

集资纳股的告示张贴出后，人们议论纷纷，众说纷纭。有人说，官方无力自办，何又不肯让权于民？老百姓说，生活都难以维持，哪有银钱入股办电？一些商人道，如今之官吏贪得无厌，言而无信，何不让利于商界自办？这样，过了半年多，集股甚少，因办电站耗资巨大，而暂时搁浅。此时此刻，是“官办”、“官商合办”还是“商办”？一连串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刘岑舫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