琥珀屋消失之谜

第二章　文明遗迹篇

神秘的中国金字塔

金字塔是人类早期文明的象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

众所周知,埃及金字塔举世闻名。早期埃及金字塔为阶梯台型,后改为四面体型,其功能是安置保存帝王的木乃伊,以便帝王的灵魂在天上获得再生或永生。

金字塔的主要功能,一是帝王陵墓,二是祭祀台,三是天文观测台。

中国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那在我们的历史里,是否建造过金字塔?如果有的话,在哪里呢?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宝典,千古奇书。许多学者研究指出,《山海经》是远古人类文明与文化信息、自然环境信息的真实记录。《山海经》一书是由四个时代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文献资料合辑而成的,它们分别是大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和周代的《海内五经》,正是在《山海经》里记载了中国古代的金字塔群。

众帝之台

《山海经》里记有众帝之台,其中的《海内北经》称:“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也就是说大禹治水时,曾经建造有多座四方台型金字塔建筑物,它们被命名为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所谓“各二台”的“台”字,可能是“重”字之误(两个字的繁体字形相近),即众帝之台均为两层结构,属于阶梯形金字塔,与埃及早期的金字塔和美洲金字塔相似。

此外,《大荒北经》还记有共工台:“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大荒西经》则记有轩辕台:“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乡射,畏轩辕之台。”它们建造的时间,可能早于大禹治水时建造的众帝之台。

积石山

在古史传说里,大禹治水的一项重大工程是建造积石山,《山海经》的《海外北经》称:“禹所积石之山,在其(博父国)东,河水所入。”《海内西经》称:“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

所谓积石山,可以说是一种石头坝,用以拦截水流,或调节水位。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其最成功的范例就是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如果大禹治水时曾经在黄河上修建过石头坝,那么最可能的地方是在黄河的中上游,而且可能会在多处修建规模不等的石头坝水利工程。

可见,在我们民族的古老记忆里,我们的祖先同样建造过大量的金字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的金字塔已经完全被历史的尘埃掩埋,被无情的岁月遗忘了。

世界奇迹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一号从葬坑里的兵马俑被认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1974年,这些兵马俑在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被发现。这是一个排列有序的大型的军事方阵,出土的兵马俑有6000余件。奇妙的是,如此规模的兵马俑随葬却没有见过史料记载。

秦兵马俑是横扫六国的秦始皇军队那种兵强马壮的形象再现。它模拟真人真车真马,制成群塑,再按军卫序列排编成行,前锋3路横队,每70人一行。身穿短褐,勒带束发,手执弓弩,背负箭囊,面东而立,双目炯炯有神,凝视前方;紧跟其后的身着铠甲的步兵,与驷马战车相混组成38路纵队。另有面南、面北、面西而立的3列横队为侧翼和后卫部队,气氛肃穆森然,使人有如置身狼烟四起、征马长鸣的大战场,领略到“秦王扫六国,虎视何雄哉”的英姿豪情。马车上的装饰与武士俑的兵器都是实物,更增强了这一庞大军阵的真实感。

这么多兵马俑当初被放置在一个巨大的兵马俑坑中。下有青砖铺地,由立柱支起构架,上面密排棚木,再铺上芦席,加上封土。俑坑中有武士俑、木质战车和陶制战马。如今,在当地建造的一号坑展厅展出的俑的数量还不足俑的1/20,只展出了大约500个兵马俑,但其雄壮威武的气势足已使人慑服。

这8000个兵马俑不是一个模型里制出来的,而是一个一个雕塑而成的艺术珍品。他们个个身形威武,比例匀称,虽然装束发式大同小异,但面部神情却各有特点。同样是士卒,有的面带微笑,看上去沉着老练;有的单纯活泼,好像还带有几分稚气;有的意气高昂,有的凝神专注。兵俑神态各异,形象逼真。有些兵俑的脸型特点还能表现出他们出生的地区。工艺技术之精湛,也令人惊羡叫绝。铠甲具有坚硬质感,战袍柔软光滑,衣服的褶皱线条清晰,流畅柔和。那铠甲上最小的钉盖、钉钎、钉孔一一俱全,甚至武士俑的头发胡子都丝丝可见。那膘肥体壮的战马,两耳上耸,鬃毛分披,精神抖擞。

秦始皇陵兵马俑塑造的特点是模制与捏塑相结合,以粗泥为内胎,外敷细泥,经塑制成形,入窑烧制,然后进行彩绘。由于塑者审美意识与技艺的差异,兵俑千差万别,也产生了多样性和丰富性。

从陶俑群塑的军阵中,我们不仅看到不同等级、兵种、不同民族的秦代将士的形象,而且通过这些陶俑群,也领略了秦军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斗志昂扬的军纪军貌。

秦兵马俑大都是向东而立,秦始皇陵是坐西朝东,而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大多坐北朝南。对于这种独出心裁之举众说纷纭。据考证,陵寝向东,可能是向世人昭示他征服六国的壮志雄心,让子孙后代铭记这一壮举。

世界遗迹基萨金字塔

1925年,一个摄影家在基萨大金字塔附近拍照,他把三脚架用力一插,却整个人连三脚架一起跌进库夫的母亲菲特咻丝的坟墓。这是从埃及古王朝至今唯一一座原封不动未曾被盗过的皇室陵墓,里面有着数量丰富的精美家具与珠宝。由此,基萨金字塔的秘密被一步步地解开了。

基萨大金字塔位于开罗的外郊,它是世界七大奇观中唯一仍然存在的伟大遗迹。五千年前,基萨位于尼罗河的西面,成为王旅的大墓地,或是供给孟斐斯(首都)人民的大坟场。基萨3个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建于埃及第四个王朝——地球的其中一个伟大文明。今天,基萨已变为开罗的郊区,而开罗已不断发展成为非洲最大的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

距今4000年以前,胡夫作为第四王朝中第二任继承者,计划在基萨为自己建造一座宏伟的墓,由此造就了基萨达金字塔。其中的卡夫拉王金字塔属于基萨三大金字塔之一,主要建筑材料为石灰岩,部分为花岗岩。

金字塔的面积为215.5平方米,建造时的高度为144米,参拜用的道路长500米。建成后金字塔表面覆盖住磨光了的化妆石。这个金字塔有通往里面的阶梯但没有表面的楼梯。

部分埃及古物学者相信建造尼罗河至金字塔间的坡道需10年的时间,而建造金字塔本身则需要20年的时间。平均来说, 200万块重2.5吨的石头使用在这项大型建设上,而最重的石块则用作胡夫墓穴寝室的天花板,重达40～ 60吨。

古埃及人是怎样移动这些巨大的石头的呢?

由石矿场至金字塔兴建的场地距离差不多800千米,很多埃及古物学者猜测可能是用草纸交织成的绳在坡道上拉动巨石,这斜道是用泥、石和木造成的,斜道绕着金字塔建造,使石头能运送到适当的地方。

现在,金字塔仍在埃及矗立着,但随着时光的流逝,金字塔也被自然界破坏着。与基萨金字塔相连的狮身人面像的损毁情况已经非常严重,由于它是石灰岩做成,而且它以前是被埋在泥土中,因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再加上沙漠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及湿度低都加速了遗迹的破坏程度。狮身人面像表面的石灰岩砖已开始脱落,雕像的颈部已有多个小洞。

到了现在,沙漠中的强风又成为了另一个问题。风化情况令这些古迹逐渐消失。基萨金字塔已于1979年被列为世界遗产之一。

脚印之谜

试想谁能够在白雪皑皑的地上留下160千米长的踪迹呢?

1855年2月的一个夜里,德文郡经受了一场特大的降雪。次日清晨,托普斯汉姆镇上的一位名叫亨利的面包师从他的面包作坊走出来的时候,在平整的白雪上发现了一串样子十分奇怪的脚印,脚印是从离作坊1.8米外的木栅栏过来的,一直到作坊的门口,然后又折了回去,这种奇怪的驴蹄状的脚印是沿着一条直线一个跟着一个。这个面包师从没见过有什么驴是这样行走的,只有一些诸如人类的二足动物会踩出一条线的脚印,即使这样,脚印也不应是在一条线上,除非有关的人在试图走钢丝。

在道路上,花园中,小路上,庭院里和田野间,他们都看到了那种足迹。它走过了许多房屋的墙壁,并且又出现在远处。它跨过了高达3.6米的栅栏,然后又继续向前走,仿佛那栅栏不存在一样。事实证明凡是有形的东西都无法 阻碍它。这些足迹似乎根本没有变化,尽管这个动物曾停下来吃东西或是四处张望,但没有任何能说明问题的迹象。这个神秘的足迹制造者似乎没有在任何地方做出转身回跑的动作。并且人们发现一座近6米高的草垛似乎也没有挡住足迹的延伸。更奇怪的是3000米宽的伊克斯河口也没能挡住它。这个巨大的河口位于波多汉姆和林普斯通之间,但这种怪异的足迹在河的西岸消失,却在入海口的东面重新出现,就好像这个踪迹制造者从河上飞过去,或从河中游过去或是很平静地从河床走过去一样。

有两位年长的搜寻者,他们认为这些足迹更像是用机器弄出来的,而不是生物留下来的,因为生物往往会为适应其所走的地面和其自身的能量水平而改变它的步伐。

雪融化后,这些踪迹露出了偶蹄状,这更加促使了迷信的谣传。许多人更愿意单纯地相信是圣诞老人或者是他的一个仆从驾着他们传统的鹿车留下了这些踪迹。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

有怪诞的传说,说那些脚印像燃烧的煤一样发光,当你细看的时候,它们会逐渐地变暗;然后当你扭头看别处时,它们又重新出现了。有些村民认为他们见到了一个巨大的头上长角的东西正盘旋在波多汉姆城堡上空。其他一些听力过于敏感的人声称曾听到在踪迹旁有微弱的恶魔般的笑声……

从骗局到超自然现象,人们有着各种推测,但是没有一个和事实相符。

据说一个邪恶的乘风而行的幽灵——“食人恶魔”,它占据着加拿大的一 些偏远的地方以及美国西北部的几个州。它乘风而行的车轮被传说中的“食人恶魔”留的遥动力控制着。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个车轮可能被快速地滚动着,印出了足迹。随之而来的就是动机问题。为什么一位聪明男人、女人或者天外来客想要干如此毫无意义的事呢?

就在有人报告德文郡踪迹的同时,在因弗内斯市出现了像托普斯汉姆的苏格兰式的脚印。在加利西亚,有人从“沙山”报告了非常类似的脚印。在德文郡脚印出现以后的数年中,这种情况反复地出现过。据说加利西亚的踪迹在冬天很有规律地出现,它被当地的居民看做是某种超自然现象。附近的村民也解释不了这些踪迹。不幸的是,由于当时是战争时期,所以不必要的事情就不用胶片拍摄,所以没能留下直观的证据。而在它们困惑了德文郡的人们一个半世纪以后,这神奇的脚印今天仍在吸引着调查它的人们。

千古谜团龙游石窟

20世纪末,在我国浙江省龙游县的凤凰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奇迹,同时也带来一个千古谜团,这就是神秘的龙游石窟。

千年末的惊人发现

凤凰山海拔69米,一直荒无人烟。20世纪50年代,山下村民为躲避洪水迁至山上。村民很快发现,山间有众多水潭,均深不见底,水潭成了村民长年用水的水源;潭中有鱼,常可为村民捕食。一次,一个村民在水潭中捕得一条37斤(18. 5千克)重的鱼,此事引发了村民的强烈兴趣,他们决定选取其中一个水潭,将其抽干,看看里面到底还有什么?

1992年6月的一天,几位村民选中了水面面积仅20平方米的水潭抽水。抽水机开始日夜作业,水在下降,一道石壁渐渐显露。然而越往下水面越往里倾斜,第四天,水面上露出一行台阶!水泵加至四台,第九天,两截巨大的鱼脊状石柱显露。117天后,水落洞出,一座气势恢弘的地下石室展现在他们眼前。

几个农民一鼓作气,共抽干了7个石窟,个个石窟紧挨着,排列工整,每个石窟均有石阶通向洞底,石窟内的石柱根据洞的大小1～ 4根不等。其布局符合力学原理;洞与洞之间的间隔,有些仅50厘米。令人惊异的是,这7个石窟的布局,竟然呈“北斗七星”形状。

在1号洞的石壁上,农民发现了刻有马、鸟、鱼的图案;而在另外的石洞里多处发现数米长的闪电状刻纹。在这7个石窟周边1千米范围内,类似的石窟共有24个,而衢江北岸却分布着更多的石窟。显然,这是一个庞大的石窟群。

龙游石窟马上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有专家考察后评价:龙游石窟是继埃及金字塔、中国万里长城等世界八大奇迹后的“世界第九大奇迹”。

众说纷纭

那么这个神奇的石窟是何人开凿的呢?它是在什么时候被建造的?有何用途呢?石窟曾是“石背山”上明代古刹竹林禅寺的放生池,放养了许多鱼鳖,为何将水抽干之后不见一条鱼或鳖,难道它们都土遁了不成?然而,史书、方志以及典籍均对此无任何记载,连民间传说也没有,为何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

有研究人员考察后认为,这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

理由是:从凿洞的方式看,是逐层下剥,采用斜凿的方式把岩石和岩体剥离。石窟紧靠衢江,便于运输。从凿痕看,应是铁器所为,因此,时间可推到汉代炼钢技术出现之后。

也有人走进石室,观看了石墙上的壁画,并在查阅县志时,发现明代一幅叫《翠岩春雨》的画,画中描绘了衢江边一个用来做仓库的人工石洞,综合考察和这一发现,他提出了“地下仓库说”。

有人却认为,从石窟的凿痕看,他认为工具应当是青铜器,那么时间大致可以定在春秋时期。在当时的吴越之战中,越国战败,传说越王勾践为了复仇,藏匿深山打造兵器,训练士兵,而在何山秘密训练,这是个历史之谜。“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据此推断,石窟本用于藏兵练兵,于是就有了“藏兵说”。

但无论如何,龙游石窟将永远成为人类宝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琥珀屋消失之谜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创造了世界的第八奇观——琥珀屋。

琥珀屋于1709年建成,约55平方米,它共有12块护壁镶板和12个柱组成,全由琥珀制作,并饰以银箔,可以随意拼装成各种不同的形状,真是光彩夺目、富丽堂皇,堪称世界一绝,不愧为稀世珍宝。

1709年,俄国彼得大帝打败了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为普鲁士除了一个大敌,腓特烈一世为了得到俄国的保护,忍痛割爱,把这稀世之宝——琥珀屋送给了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死后,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皇于1755年把琥珀屋从彼得堡运到沙皇村查斯科耶西洛,改装成一个豪华的宴会厅。十月革命后,叶卡特林娜皇宫中的琥珀屋成为最吸引游客的地方。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法西斯攻占了普希金城,将叶卡特林娜皇宫里的珍宝文物抢劫一空,琥珀屋也未能幸免。1945年,德国法西斯投降,但苏联人却未在德国找到琥珀屋。二战后,苏联与东德还专门成立了“寻找琥珀屋”的特别委员会,但迄今为止,近半个多世纪的搜寻竟毫无所获。稀世珍宝琥珀屋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对此,人们有着很多猜测:第一种看法是琥珀屋已被销毁。

琥珀屋运到哥尼斯堡后,由罗德博士任馆长负责保护与研究琥珀屋,罗德的助手说,罗德博士指着施威林伯爵一间大房子里的一大堆箱子说,哥尼斯堡美术馆的所有展品都在这些箱子里。而这些箱子在苏军快攻进城时,被德国人放火烧毁了。

据说,后来去抢救时,“除了烧焦的木头之外,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找到。整个城堡已烧成一片灰烬”。很可能,琥珀屋连同其他展品都被烧掉了。

第二种说法,琥珀屋已安全转移出哥尼斯堡,藏在一个地下室里。

罗德博士负责了琥珀屋的装运工作,他把大批博物馆的展品转移到了施威林的庄园,但却没有琥珀屋。罗德的儿子沃尔夫冈在苏军开始枪击守备哥尼斯堡的德军前沿阵地时,曾亲耳听到他父亲对他说:“琥珀屋已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很显然,罗德是重要知情者。二战后,苏联搜寻队的人还找过罗德,罗德答应帮忙寻找。有一天,罗德把苏联的搜寻人员巴尔索夫教授带到一个入口被堵死的地下室旁,悄悄地说里面有博物馆的展品。有人推测,那个地下室中可能就藏有琥珀屋。

第三种看法是琥珀屋被转移到德国的中部地区,藏在图林根。

据纳粹领袖里希·科赫供认,照希特勒之命, 1945年1月,琥珀屋被运出哥尼斯堡,运往德国中部,琥珀屋被藏在图林根地区。按照这一线索,前民主德国当局,曾派许多人对“图林根”地区的苏尔察到“波尔齐”之间的所有深谷、山洞、古堡进行搜索,结果均未发现琥珀屋的踪迹。

第四种看法,琥珀屋转运到伏尔普利豪森矿山的一条矿井里,但已被毁了。

1977年,德国原伏尔普利豪森区的纳粹领袖施密特回忆说:“1945年,一批来自哥尼斯堡的货物由火车运到伏尔普利豪森,这批货物有12只木箱,每个木箱长150厘米,宽80厘米,箱子用铅封口,并扎着铁箍。”当时是由施密特亲自提货,指派绝对可靠的党卫队员卸货的,这批木箱后来存放在矿井深处的一条岔道里。此种说法如果可信的话,也为时晚矣。因为1945年9月底,这些木箱都已经被炸毁了。

第五种看法,琥珀屋仍藏在哥尼斯堡的某个地方。

1945年1月底,苏军已切断哥尼斯堡对外的一切交通线,将其包围,根本不可能用火车、汽车将琥珀屋转运出去,只能就地隐藏。据说1945年1～ 2月间,负责隐藏琥珀屋的党卫队突击大队长乔治·林格尔,在临终前跟其子鲁道夫·林格尔说,琥珀屋以及部分琥珀藏品与部队档案,都藏在“斯仄因达姆”的地下室里。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却未告诉其子。从林格尔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三条与“琥珀屋”转移相关的命令,即中央帝国安全局把转移“琥珀屋”命名为“绿色行动”,要求转移到指定地点后,按计划把入口伪装起来,并把附近建筑物夷为平地。

搜寻琥珀屋的工作已达半个世纪,仍一无所获。但人们不愿相信它的损毁,人们推测着,琥珀屋可能仍在某个地下室里静静地沉睡着,等待着被召回世间。

“死丘”毁灭之谜

摩亨佐·达罗是印度河流域最大的文明古城,位于今巴基斯坦信德省拉尔卡纳县境内,在当地方言中,摩亨佐·达罗的意思是“死亡之丘”。该城遗址于1922年被印度考古学家拉·杰·班纳吉等人首次发现,根据碳14测定,其存在年代为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虽然其历史比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略晚,但影响范围很大。在距摩亨佐·达罗城几百千米以外的北方,人们也发现了布局相同的城市和规格一致的造房用砖。

从遗址发掘来看,摩亨佐·达罗非常繁荣,占地8平方千米,分为西面的上城和东面的下城。上城居住着宗教祭司和城市首领,四周有城墙和壕沟,城墙上筑有许多瞭望楼,上城内建有高塔,带走廊的庭院,有柱子的厅以及举世闻名的摩亨佐·达罗大浴池。浴池面积达1063平方米,由烧砖砌成,地表和墙面均以石膏填缝,再盖上沥青,因而滴水不漏。浴场周围并列着单独的洗澡间,入口狭小,排水沟设计非常巧妙。和上城相比,下城设置比较简陋,房檐低矮,布局也不规整,可能是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居住之地。

此城具有相当明确的建设规划,总的来说,布局科学、合理,而且已经具备现代城市的某些特征。整座城市呈长方形,上下两城的街区,均由纵横街道隔成棋盘格状;其中,也有东西和南北走向的宽阔大道。居民住宅多为两层楼房,临街一面不开窗户,以避免灰尘和噪音。几乎每户都有浴室、便所以及与之相连的地下排水系统。此外,住宅大多于中心地方设置庭院,四周设居室。

给人的印象是,该城清洁美丽,居民生活安逸舒适。这座城市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明水平。考古学家从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铜像以及各种印章、铜板等,还发现了2000多件有文字的遗物,包括500多个符号。目前,学者们正在加紧进行释读。

在古城发掘中,人们发现了许多人体骨架,从其摆放姿势来看,有人正沿街散步,有人正在家休息。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几乎在同一时刻,全城4万～ 5万人全部死于来历不明的横祸,一座繁华发达的城市顷刻之间变成废墟。

然而对于“死丘”毁灭的原因,科学家们还是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种种推测。

有些学者如R. L.雷克斯、S.威尔帕特等,从地质学和生态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死丘事件”可能是由于远古印度河床的改道、河水的泛滥、地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水灾,特大的洪水把位于河中央岛上的古城摧毁了,城内居民同时被洪水淹死了。

然而,有些学者并不赞同上述说法,认为如果真的是因为特大洪水的袭击,城内居民的尸体就会随着洪水漂流远去,城内不会保存如此大量的骷髅。考古学家在古城废墟里也没有发现遭受特大洪水袭击的任何证据。

有些学者猜测,可能是由于远古发生过一次急性传染疾病而造成全城居民的死亡。然而这一说法也有其漏洞,因为无论怎样严重的传染病,也不可能使全城的人几乎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全部死亡。从废墟骷髅的分布情况看,当时有些人似乎正在街上散步或在房屋里干活,并非患有疾病。古生物学家和医学家经过仔细研究,也否定了因疾病传播而导致死亡的说法。

于是,又有人提出了外族人大规模进攻,大批屠杀城内居民的说法。可是入侵者又是谁呢?有人曾提出可能是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然而事实上雅利安人入侵的年代比这座古城毁灭的年代晚得多,相隔几个世纪。因此,入侵说也因缺少证据而不能作为定论。

在对“死丘事件”的研究中,科学家又发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即在城中发现了明显的爆炸留下的痕迹,爆炸中心的建筑物全部夷为平地,且破坏程度由近及远逐渐减弱,只有最边缘的建筑物得以幸存。科学工作者还在废墟的中央发现了一些散落的碎块,这是黏土和其他矿物烧结而成的。

罗马大学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实验证明:废墟当时的熔炼温度高达1400～ 1500℃,这样的温度只有在冶炼场的熔炉里或持续多日的森林大火的火源才能达到。然而岛上从未有过森林,因而只能推断大火源于一次大爆炸。

其实,印度历史上曾经流传过远古时发生过一次奇特大爆炸的传说,许多“耀眼的光芒”“无烟的大火”“紫白色的极光”“银色的云”“奇异的夕阳”“黑夜中的白昼”等等描述都可佐证核爆炸是致使古城毁灭的真凶。

可是历史常识又告诉我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才发明和使用了第一颗原子弹,远在距今3600多年前,是绝不可能有原子弹的。

也有人认为,在宇宙射线和电场的作用下,大气层中会形成一种化学性能非常活泼的微粒,这些微粒在磁场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并变得越来越大,从而形成许多大小不等的球形——“物理化学构成物”,形成这种构成物的大气条件同时还能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积累多了便会发生猛烈的爆炸。

随着爆炸开始,其他黑色闪电迅速引爆,从而形成类似核爆炸中的链式反映,爆炸时的温度可高达1500℃,足以把石头熔化。这个数字恰好与摩亨佐·达罗遗址中的发掘物相一致。

据推测,摩亨佐·达罗可能是先被有毒空气袭击,继之又被猛烈的爆炸彻底摧毁。而在古城的大爆炸中,至少有3000个半径达30厘米的黑色闪电和1000多个球状闪电参与,因而爆炸威力无比。

还有人认为,摩亨佐·达罗毁于外星“宇宙飞船”。英国学者捷文鲍尔特和意大利学者钦吉推测: 3500万年前,一艘外星人乘坐的核动力飞船在印度上空游弋时,可能意外地发生了某种故障而引起爆炸,以致造成巨大灾难。然而外星人是否存在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故此证据不足。

对以上几种观点,现在还难以判断是非。

神秘的卡什库拉克洞穴

对现代人来说,这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它名声欠佳,历来孤寂。在这块土地上,在漆黑的洞穴中间的某个地方,卡什库拉克埋下了自己的秘密。

为了破译这个秘密,前苏联医学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和医学科学研究所的学者们已经做了多年的努力。

卡什库拉克洞穴是古代哈卡西人崇拜的偶像。这里有两种传说。一说是古代哈卡西人崇拜黑色的鬼王,另一说是他们崇拜男性生殖器偶像。毫无疑问,选择这个地方不是偶然的。古代的祭师们看来知道洞穴对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古代的哈卡西人把奉献给自己的神的祭器带到这里,祭品中也包括人。

到过卡什库拉克洞穴的人经常会讲些令人震惊的事情。在某一时刻,他们会无缘无故地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会扔下装备,不顾一切地全力奔跑,冲向洞口、冲向出口、冲向有亮光的地方。随后,清醒过来了,却怎么也不能解释到底出了什么事。来这儿的人,许多都是有资历的洞穴考察专家,比这复杂得多的洞穴,他们也见识过,而且不止一个。

站在洞穴的入口处,微微有点令人失望,在哈卡西亚,在库兹涅茨河阿拉陶山的支脉里,这种洞穴,如果说不是有几百个的话,少说也有几十个。洞口是个不大的陷坑,在岩石的露头中,它并不引人注目。

但是,一旦进入洞穴,人们就屏住了呼吸,脚步也小心翼翼起来,心脏猛烈地跳着。尽管温度很低,但探险者还是渐渐觉得热。稀溜溜的泥水在脚下“吧嗒吧嗒”地响着。要是踩空了,就会像走在结了冰的斜坡上似的,有一股什么力量拉着你向下滑。现在最要紧的是保持平衡。因此,在每挪一步之前,都要用手电筒把每1厘米的路面情况仔仔细细地照上一遍。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儿那儿,不时可以见到一根根石笋,像熔炼成的蜡烛。据传说,卡什库拉克诸多谜一般的往事中,有一件就发生在这里。

事情发生在1985年。研究所研究员康斯坦丁·巴库林带着一批洞穴专家来考察,经过几小时工作后,依次向洞口走去。康斯坦丁是最后一个,他胸部戴着专用防护带,防护带上牢牢地系着绳子,正准备往上攀登。忽然,他感到一种凝重、专注的目光投在他身上,让他突然感到一阵发热。他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逃跑,可是腿似乎僵硬了。他又感到不可思议的害怕,怕回头看背后发生的事。

似乎是在催眠状态之中,顺从了别人的意志一般,他转过了头。他看到了一位中年以上的萨满,双臂相距大约5米。那人穿的衣服飘动着,皮帽子上有角,眼睛熠熠发光,手势很稳重,但邀请的意思很明白:啊,走,跟我走……

就这样,巴库林无意识地向深处走了几步,又好像摆脱了魔法似的拼命拉起那根绳子。这是他和上面的同伴联系的唯一纽带,是请求紧急救援的信号。

巴库林没有再下洞去。但过后很久,萨满还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梦境中,叫他跟自己走。在这以前,康斯坦丁从没经历过如此强烈的精神震撼。人们一向认为他是个严肃、沉着的人。后来,这位学者被调到了南极考察队工作。

对于卡什库拉克洞穴里诸多神秘事件,目前有三种解释。

一曰“幻觉说”。人在黑暗的地下,容易产生幻觉;而且洞穴内可能有特殊化学物质形成的混合气体,使人产生幻觉。该洞穴的神秘现象是幻觉的结果。

二曰“低频脉冲说”。人们在卡什库拉克洞穴中的恐惧心理和时间停滞的感觉,不能归于神经紧张,而在于某种外来干预。探险科学家们在该洞穴里设置了磁力仪,显示器上一会儿是一个数字,过几分钟变成另一个数字,这说明洞穴的电磁场是经常摆动的。

在众多信号中,有一个严格的低频脉冲出现,出现的时间不规则,而且有时是单波道,有时是一束,磁通量为1000毫微特斯拉。每当人们神经过敏、感到压抑和惊慌失措的时候,洞口栖息的蝙蝠、鸽子便在洞内乱飞,磁力仪显示这正是那奇异的电磁脉冲出现之时,因此,这低频脉冲必定影响了人和动物的生理与心理。

经研究得出结论:在卡什库拉克记录到的信号,和任何自然现象无关,具有这种振幅变化的频率脉冲,只能是人工装置发出的。然而,这个神秘的大功率无线电发射台位于冰封的洞穴深处,它的信号透过厚厚的岩层,径直飞入宇宙。这些信号又是发给谁呢?

三曰“全息照相说”。巴库林在洞内看到萨满的事不是独一无二的。新西伯利亚洞穴东部的一些年轻人也见过类似现象。在一所地下大厅里,他们和一个黑色的躯体意外遭遇,那躯体急忙躲进了岩缝。

人们有一种假设,认为在该洞穴内见到的幽灵般的“人”,实际上是全息照相。全息照相术,目前全世界都在研究。记忆能力不单单属于人,物体也可能具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些物体能把从外部得到的信息复述出来。

因此,只要学者们手上有这类钥匙,也许就可以使不会讲话的历史见证人讲话,就像这些见证人已经那么多地陈述了逝去已久的事件一样。很可能,在卡什库拉克,在某一特定时刻,在某些特定的日光和地球物理条件下,恰好出现了某些自然界的映像底片,这是洞穴墙壁在某一时刻记载下来的。

无论如何,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卡什库拉克洞穴的奥妙终有一天会被科学家们揭开。

雕像也会动

在前苏联, 1939年秋天,考古学家米哈伊·哥科格里维奇·布嘉金和他的3名同事在前往一座古城遗址的考察途中,在沙漠里迷了路。

在等待救援的时间里,他们漫无目的地在附近散步,偶然发现有两座奇怪的雕像。两座一男一女的雕像,男的比女的略高一些,而且身材很不匀称,躯干和胳膊很长,两腿却又细又短。男雕像的脸是用粗线条雕刻出来的,几乎分辨不出鼻子和耳朵,宽阔的嘴巴只是个窟窿。一对轮廓分明的眼睛显得极不自然,只有菱形的瞳仁、虹膜的青筋,直撅撅的梳妆眉毛十分醒目。

米哈伊·哥科格里维奇好像受到某种外力的驱使,竟伸开双臂,向雕像缓缓地走去。当他的胸口撞到雕像的脚时,他感到大腿好像被什么东西灼了一下。他将一只手伸进口袋,不禁“呀”了一声,黄铜烟盒滚烫,好像被火烤过一样。

于是,他干了一件考古学家看来很平常的事,从女雕像的脚上敲了几块碎石作为标本,打算带回去研究,以确定这雕像取材于什么材质。同时,米哈伊·哥科格里维奇又用相机给雕像拍了照。

几天以后,一架飞机发现了他们,把他们带回了列宁格勒(彼得格勒)。就在他们准备重返沙漠研究这两座雕像时,卫国战争爆发了,米哈伊·哥科格里维奇上了前线。

战争结束后,米哈伊尔·哥科格里维奇念念不忘沙漠中那两座奇怪的雕像,于是又带队踏上征途,去寻找5年前被他发现的雕像。当他们到达目的地后,眼前的情景使米哈伊·哥科格里维奇惊呆了。他所看到的两座雕像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姿势:女雕像两膝微屈,一只手伸向曾被米哈伊·哥科格里维奇敲掉了几块碎石的脚。男雕像则向前跨了一步,朝女雕像侧过半边身子,右手拿着武器伸向前方,仿佛在庇护着她,这与5年前的照片大不一样。

眼前的情景使米哈伊·哥科格里维奇不禁想起了他的同事第一次见到这雕像所说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它们是活的。”米哈伊·哥科格里维奇不得不怀疑这两座雕像是有生命的生物了。

他浮想联翩,做了这样的假设:它们根本不是什么雕像,而是来自其他星球的生物。由于生物的新陈代谢和生命的延续时间不固定,它们因物种而异,相差幅度极大,就像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时间空间概念,都有自己的生命期限一样。大象能生存几十年,而某些昆虫只能存活几个小时。

但是,如果对大象和昆虫一生的动作分别进行统计,就会发现它们的动作次数几乎相等。对于动作迅速的蚂蚁来说,蜗牛一类软体动物简直如同化石。正如这两座雕像和人的动作相比,它们有自己的时间,地球上的100年,也许只是它们的一瞬间。它们的不动仅仅是一种假相,只不过动得极缓慢罢了。

不过,这仅仅是米哈伊·哥科格里维奇的假设,这两座雕像真的是天外来客吗?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

揭秘古剑之谜

中国古代对铁的认识和利用较早,人们利用陨铁来制作兵器的刃部。在河北藁城台西和北京平谷刘家河的商代中期墓中都曾发现铜铁合制的“钺”,“钺体”以青铜铸成,前端镶嵌铁刃。经检测,“铁刃”是以天然的陨铁锻打而成。陨铁非常稀少,远比青铜坚硬,且难于锻制,商代人用它制作兵器的锋刃,说明他们对铁及其性能已经有了初步认识,也说明古人很早就开始探寻较之青铜性能更佳的兵器材料。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一次著名的谋杀事件——荆轲刺秦王。在秦统一中国前一年,强悍的秦军正准备消灭燕国时,一个叫荆轲的使者带着燕国地图来到秦国,献地图是假,刺杀秦始皇才是真。史记上这样描述:刺客荆轲手持匕首,绕柱奔逃的秦始皇企图拔剑还击,三次拔剑而剑竟然不出。

为什么拔不出来呢?司马迁解释说,秦始皇的佩剑太长了,所以不能及时拔出来。青铜剑一般都是短剑,它无法做长的原因是青铜材料易折断。春秋战国时期,最负盛名的越王勾践剑,全长不过55.6厘米。青铜剑都宽而短, 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这种长度的佩剑随手就可以抽出,秦始皇怎么可能因为剑太长而拔不出来呢?对于这个解释,历史学家一直很困惑。

1974年,考古人员在兵马俑坑中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令专家吃惊的是,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可以推测,当年秦始皇佩带的很可能就是这种加长青铜剑。在刺客紧逼奔跑中,要拔出将近一米的长剑,确实不容易。

专家很迷惑:秦人将剑加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19世纪英国古兵器学者理查伯顿认为,在短兵器格斗中,刺要比砍更有优势,因为它更逼近对手。比对手的剑长出约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这很可能是秦剑加长的主要原因。但这毕竟是青铜剑,秦人用什么方法让长剑不易折断呢?

在青铜器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元素里加入多少锡。锡加少了,剑太软;锡加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比例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

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如何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这个难题就摆到了秦始皇面前。

当匈奴骑手高速冲锋时,传统的步兵很难抵挡。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叫弩的远射兵器很可能在当时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勾牙在放箭瞬间能够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恰恰就是弩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准的稳定。

秦军使用的弩机,制作十分标准,它的部件可以互换。在战场上,秦军士兵可以把损坏的弩机中仍旧完好的部件重新拼装使用。但专家推测:秦人很可能将优选兵器的技术标准固定,国家再通过法令将这些技术标准发放到所有兵工厂。

秦军兵器制作相当精致,在青铜剑上有三条90多厘米长的棱线,将细长的剑身分成8个面,手工完成这样的表面加工有很大难度。戈的圆弧部分加工得十分规整,箭头上3个流线型表面也完全对称。

让专家迷惑的是,某些天才工匠制造出几件这样的兵器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是,兵马俑坑中的几万件兵器几乎都是同样质量。怎样才能既保证标准,又大批量生产呢?

研究人员发现,在兵器上刻着一些文字,它们大多是人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相帮吕不韦”。《吕氏春秋》是秦国最重要的一本历史文献,它的编撰者就是吕不韦。《吕氏春秋》上说:“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吕不韦作为内阁总理,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面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监制这支戈的厂长叫“蕺”。在厂长的下边是丞,类似车间主任,这位主任的名字叫“义”。而亲手制作这只戈的工匠,叫“成”。由此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

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标准大批量制作高质量兵器,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被荒蛮和懵昧包围时,秦人就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秦始皇靠什么统一了中国,由此可见一斑。

斜塔为何不倒

闻名遐迩的意大利比萨斜塔,高55米,倾斜度为5°,塔顶到塔基,现已倾斜了5米多,号称世界一大奇观。

1590年的一天,年仅25岁的意大利比萨大学教授伽利略正在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科学实验。比萨大学的一部分学生、教师和围观的过路人正以期待和怀疑的眼光注视着将发生的一切。当伽利略发出信号后,一个重10磅(1磅≈0.45千克)和1个重1磅的铁球同时从塔顶上降落,一会儿,两个球同时落地。接着他们又把实验重复一次,结果也相同。

实验结果表明,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降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即5磅重物体比1磅重物体降落速度快4倍的说法是错误的。证明了自由落体定律,即物体不论大小轻重,在自由落下的过程中,若把空气阻力产生的影响除外,它们的加速度完全相同,这是正确的。伽利略的实验便是在比萨斜塔上进行的。

驰名遐迩的比萨斜塔是比萨城的标志,是耸立在意大利比萨市的奇迹,斜塔位于罗马式大教堂后面右侧,与大教堂、洗礼堂和公墓构成了比萨“奇迹区”。比萨塔于1173年8月9日奠基,由著名的建筑师波那诺·皮萨诺建造。原设计塔高为100米左右,但动工五六年后,建好的3层塔身开始倾斜。建筑师下令停止施工,想等地基沉降稳定后再复工。可是在他有生之年也未能实现续建的愿望。

到1275年时,塔已倾斜了90多厘米。建筑师迪·西蒙于同年恢复建塔,并针对倾斜的问题,在施工中采取减轻续建部分的自重措施,不仅减薄了塔壁,采用轻质灌注材料,而且在内外壁之间留有30～ 80厘米宽的空腔。到1284年,塔建至第六层,倾斜仍在继续,当年,迪·西蒙死去,斜塔再度停工。

此后,著名建筑师托马索·皮萨纳继续建筑第7、第8层, 1350年最后完工。塔高56米,总重量1.45万吨,除了几根柱子用花岗石外,全部外表材料均是白色和黑色大理石。

斜塔完工后,倾斜仍在继续。根据有关统计材料, 1829—1910年,平均每年倾斜3.8毫米。自20世纪早期后,倾斜速度放慢。1918—1958年,平均每年倾斜1.1毫米。1959—1969年,平均每年倾斜1.26毫米。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1982年的几年间,平均每年倾斜1.2毫米,其中1982年只倾斜1毫米。其后,平均每年倾斜1.19毫米,其中1987年6月21日至1988年6月21日,一年间倾斜1.29毫米。到目前为止,培顶已南倾(即塔顶偏离垂直线) 53毫米。

1990年1月7日,意大利著名电视节目女主持人拉发埃拉·卡拉宣布:比萨斜塔暂停开放。比萨市政府决定将斜塔暂时关闭,进行修理,这是比萨斜塔自建塔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的对公众关闭。

比萨斜塔的暂时关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各种拯救斜塔的方案和建议雪片般从世界各地寄送到比萨文物保管部门,其中不乏大胆而离奇的设想。有人建议,在斜塔近旁修建一座类似自由女神的巨型雕像,让女神怀抱斜塔,不让其倒下。一位日本电风扇企业的总经理,把广告意识掺和进拯救斜塔的建议之中,提出在塔倾斜一侧安装巨型风扇,以风扇吹出的风阻止塔身继续倾斜。一位英国人则认为,要保住斜塔,必须减轻塔身重量,建议削去斜塔的上3层。美国副总统也极为关注此事,建议将斜塔整个儿移到离城几千米的乡村,重新固定在坚实的地基上……

当然,有关专家更多的是对比萨斜塔的全部历史以及对塔的建筑材料、结构、地质、水源等方面进行研究,采用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测试。

比萨中古史学家皮洛迪教授研究后认为,建造塔身的每一块石砖都是一块石雕佳品,石砖与石砖间的黏合极为巧妙,有效地防止了塔身倾斜引起的断裂,成为斜塔斜而不倒的一个因素。但他仍强调指出,现在当务之急是弄清比萨斜塔斜而不倒的奥妙。

比萨塔的倾斜无疑是与土质有关。因为早在19世纪,建筑师拉德斯卡在斜塔地基中钻孔取样,证实土壤条件是塔身倾斜的原因。但是,一些专家研究后得出:第一位建筑师皮萨诺当时已了解到,建塔的地方与整个比萨城一样,都处于一条河谷的冲积地上,土壤为黏土和砂土,再下面是潜水层,表面坚固层较薄。所以他对地基的地质结构并非一无所知,而且他在建至3层发现倾斜时,采取停工等待地基沉降稳定的做法已有效地解决了一些问题。第二位建筑师续建时,又注意到调整倾斜高度,同时采取措施,减轻塔身重量。第三位建筑师建筑第7、第8层时,钟楼来个转折, 第8层倾向北面。建钟楼时,还吸收了清真寺尖塔的一些特点,也没设楼顶,以此减轻塔的重量和平衡倾斜。建筑师的做法与在比萨城其他地方建造的做法相似。

在意大利的另一个城市佛罗伦萨,于1420年建造的圣玛丽亚·德尔——斐奥雷大教堂,选址就在一片沼泽地上,土层更软,下陷危险更大,但至今几百年来丝毫没有倾斜。一些专家学者由此推测出,比萨塔的倾斜是建筑师意料之中的事,几百年来斜塔斜而不倒与设计、建筑者有关。

根据比萨斜塔近几年来倾斜的速度,从事观测该塔的专家盖里教授认为,如果按此倾斜率计算,而塔又不在某些部位承受特殊压力下突然坍塌, 250年后斜塔将因塔身的重心超出塔基外缘而倾倒。但是公共事务部比萨斜塔服务局 的有关人员,早在前几年已针对盖里教授的相似看法提出反驳,认为只按数学方式推算是不可靠的,比萨斜塔是“一个由多种事实交织成的综合性问题”。

一些研究者也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比萨斜塔塔身曾一度向东倾斜,尔后又转向南倾斜,认为该塔在过去几百年间斜而不倒, 250年后倒与不倒恐怕不能局限于简单的假设和预测。

最关心斜塔命运的自然是比萨人,尽管他们也对斜塔的倾斜感到担忧,但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故乡拥有一个自认为可与世界上著名建筑相媲美的斜塔而感到自豪并坚信它不会倒下。他们有这样一句俗语,比萨斜塔像比萨人一样健壮结实,永远不会倒下去。他们对那些把斜塔重新纠直竖正的建议最为深恶痛绝。

说来也怪,每当专家们采取加固斜塔地基的措施时,塔的倾斜速度反而加快。如1838年,在塔基及周围进行加固性施工, 1934年,在地基及四周喷入90吨水泥,实施基础防水工程,塔身反而更加不稳,向周围移动,倾斜得更快。但是1973—1975年,在关闭了斜塔方圆3千米以内所有私人水井和禁止其他方法取用地下水之后,地下水位稳定下来,塔的倾斜速度放慢下来了。

比萨人的自信也许过分些,还是皮洛迪教授的看法现实些,弄清斜塔斜而不倒的奥妙才能“对症下药”,而人们正为此而不懈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