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改组之后，力量日渐壮大，参与公共卫生事务的信心与日俱增，“改善公共卫生和促进医学界的利益”遂成为医学会的两大目标。[53]6月5日，医学会章程和议事日程改组委员会的报告被提交大会讨论，其中章程的第2款也明确指出，美国医学会的目标包括确保医学立法的颁布和执行。[54]敦促联邦政府出台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成为“整个医学界热望的目标”[55]。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大转折的年代”，[48]其间，“新兴的中产阶级”发展出“连贯性和规律性，功能性和唯理性，管理和经营”等新的价值体系，转而寄望于通过“政府不断地介入”和强调行政管理来保护其利益。[49]医生作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同样希望通过联邦政府的管理来限制“庸医”药品的获取，迫使专利药品制造商透露药品中含有的酒精、麻醉品和其他成瘾物质。这部分地源于专利药品对公共健康的危害，同时也因专利药品作为医生服务的一种替代品对正规医生构成了一定的竞争威胁。[50]当然，反对专利药品的斗争也“反映了医学界在进步主义时代感受到的超强的、新的信心和权力”。[51]无论是出于业界利益的最大化还是为了保护公共健康免受威胁，美国医学会作为进步主义医生运动制度上的中心，一批志同道合的领导者认识到，领导医学界与罪恶的专利药品进行斗争，他们责无旁贷。
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改组之后，力量日渐壮大，参与公共卫生事务的信心与日俱增，“改善公共卫生和促进医学界的利益”遂成为医学会的两大目标。[52]1901年6月，美国医学会圣保罗年会上，乔治·科伯（George Kober）医生发言时强调，为了公共卫生的利益，医学界应该呼吁立法要全面。[53]6月5日，医学会章程和议事日程改组委员会的报告被提交大会讨论，其中章程的第2款也明确指出，美国医学会的目标包括确保医学立法的颁布和执行。[54]敦促联邦政府出台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成为“整个医学界热望的目标”[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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