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美国医学会开始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推动国会以修正案的方式来弥补《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存在的漏洞。6月22日，美国医学会洛杉矶年会上，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惠特利（F.G.Wheatley）医生提出一项议案，呼吁国会修正《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规定任何类型的错误声明都将是违法的。该项议案旋即被提交“医学会立法和政治行动仲裁委员会”讨论。[131]
经过审议，立法和政治行动委员会建议医学会秘书长能把医学会的决议以电报的形式告知美国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同时把其复件呈交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鉴于新近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美国医学会决定：
（1）1911年6月26日，美国医学会代表大会于加州召开的年会，谦恭地请求国会在这次会议上能修正全国食品和药品法，确保商标、函件等中出现的任何形式的食品和药品的错误声明均属违法。
（2）我们真心地赞同总统向国会送交特别声明来敦促国会在这一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的行为。[132]
6月28日，来自科罗拉多州的休伯特·沃克（Hubert Work）医生建议，美国医学会应对塔夫脱总统提交国会的特别声明表示感谢，他提议，“以美国医学界和美国人民的名义，美国医学会向塔夫脱总统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其为《纯净食品和药品法》做出的高尚的斗争……决定，学会秘书长应该把这一决议给美国总统拍份电报。”经讨论，这一议案被采纳实施。[133]
可以说，“美国诉约翰逊案”以来，美国医学会为了保护公众不因专利药品治疗效果的谎言而既失去健康又丧失钱财，“一直在呼吁关注联邦食品和药品法的失败”。而国会中一些更为进步的议员则开始计划一项纯净食品和药品法修正案，以明确禁止药品治疗效果的不真实的声明。7月1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社论积极地动员医学会会员游说议员支持修正法案，强调指出，“我们相信总统对于秘方药商业作出的限制更可能得到公众的批准而不是‘专利药品’制造商倡导的‘完全开放的’（wide-open）政策”。社论最后疾呼：“修正法案！”[134]
美国医学会的动员和游说最终取得了胜利，1912年8月23日，国会通过了斯瓦格·谢利（Swagar Sherley）众议员提出的议案，是为“谢利修正案”（Sherley Amendment）。这一修正案部分地弥补了1906年法案的漏洞，提高了食品和药品在商标和传单上做广告的标准，特别禁止专利药品上的错误的治疗声明和贴假商标的行为。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被授权指控掺假和贴假商标，是年，国会又通过《哈里森麻醉品法》来限制成瘾药品，美国社会较好地建立了食品、饮品和药品监管体系和标准。[135]
可以发现，美国医学会通过与政府的积极合作逐步实现了黑幕揭发者工作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136]无怪乎，詹姆斯·扬把美国医学会称为是“新黑幕揭发者”（new muckrakers）。[137]美国医学会一是让医学界认识到专利药品的危害，限制开列专利药品；二是让公众更加了解专利药品，以及防范公众通过“自我治疗”制造潜在的成瘾者；三是对公共事务的介入，逐步扭转了医生的公共形象，确立了其在药品市场与患者之间“至关重要的看门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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