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离的生平

马铃薯是带着神秘的面纱来到中国的。与它游历其他国家不同，在中国的旅程记录上，从未清楚地记载过马铃薯来到中国的确切时间、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又是谁带来的。人们到现在仍然没法理清头绪，于是马铃薯在中国拥有了很多版本的神秘身世。

马铃薯进入中国的精确时间谁都不知道，当人们知道马铃薯的存在时，马铃薯已经悄然在中国大地上四处生根发芽。大约在16世纪至17世纪，中国史书上才略有记载。而马铃薯在此之前进入中国是有极大可能的，只不过人们无法得知而己。

马铃薯不是中国本土作物，是外来品种，那它一定就是外国人带进来的。中国历史上，与外国人有来往的记录就太多了。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是最早记录外国人来到中国的朝代。到了汉代，国力日渐强盛，此时便吸引了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游览。在这个时期，主要是中亚和印度的僧侣到中国传道，而不是传播食物。但此时，一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了。在这条大道上，中国不仅与外国有大量的贸易往来，也从外国引进了不少新的作物品种，如葡萄、石榴、核桃、苜蓿等等。到了唐代，开元盛世时期，更是有大批的外国使节与商人踊跃前来。那时，在长安见到外国人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来自波斯、大食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商人纷纷来中国定居，更有日本、新罗等国派人来中国留学。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汇集到中国，马铃薯有没有可能是这时候传进来的呢？不过在唐朝强盛之时，欧洲人都还没有找到去新大陆的路呢。直到一个人的到来，才让欧洲大陆的人们了解到了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

1275年，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职业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了元朝的首都。他这一待就待了17年，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虽说他空手而来，但他对中国一往情深，从中国带走了很多东西。比如冰淇淋、面条、米粉、馅饼。这些食物在意大利流传开来，并演变成了意大利今天有名的美食：意大利手工冰淇淋、意大利面、披萨……而他对欧洲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正是这一本书，让欧洲人对中国向往不已，也激发了他们到中国来看看的愿望。此后，哥伦布到达了新大陆。可惜，他没有看见中国，而是看见了马铃薯。

美国学者德·希·珀金斯认为，马铃薯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上是由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和太平洋群岛的时间所决定的。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1521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发现了太平洋群岛中的马里亚纳群岛。大约1525年至1543年之间，马铃薯从南美洲传到了欧洲。从以上大事件可知，无论是欧洲人从本土把马铃薯带到中国来，还是从新大陆运输过来，都一定是16世纪的事情了。通过外国与中国的交流推断，马铃薯确确实实是在明朝年间才来到中国，而更精确的时间则是在万历年间。

徐光启写的《农政全书》一书成书于时朝万历年间。在《农政全书》卷二十八中对马铃薯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土芋，一名马铃薯，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内白皮黄……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由此可见，在《农政全书》成书之前，马铃薯就已进入到中国，并且有一段时间了，人们对它的吃法和用法都已经了如指掌。若真如此，马铃薯传入中国至今，便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既然确定了马铃薯传入中国的一个大概时间段，那么马铃薯是谁带来的，又是如何带进中国的，或许就没有那么难以确定了。马铃薯想要进入中国，无非就是通过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路。

马铃薯植株

自宋代开始，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城市逐渐发展起来。明代时，“丝绸之路”逐渐凋敝。明朝政府为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在北部修建了长城，而西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关闭了所有的边境交易场所，这一条线路更是不可能有贸易往来；剩下的就只有西南部，从印度、缅甸进入中国的通道。那么这条路真的有可能成为马铃薯进入中国的一个通道吗？印度、缅甸进入中原地区的路途极其艰险，正如李白《蜀道难》这首诗中所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四川、云南、贵州都是群山围绕，又是高原地区，这里常年瘴气蔓延，冬季和夏季还多雨，这条路几乎无法通行。即便是从茶马古道进入，也是充满千难万险。而翟乾祥在他的《马铃薯引种我国年代的初步探索》这篇文章中指出，马铃薯确实是从印度、缅甸进入了中国，到达了云南、四川、贵州等省。人们曾一度想将马铃薯种植在中国西南地区，但是由于这里干燥炎热的气候，薯种很快就退化了。后来，水土不服的马铃薯往北部迁徙才保住了性命。马铃薯被带到山西、陕西等高寒地带，才得到了很好的传播。而在我国17、18世纪的文献中，四川、陕西、湖北诸省地方志中记述马铃薯最多，这也为马铃薯从西南陆路传入中国做了强有力的辅证。那么，在陆地上，马铃薯便有一条从印度、缅甸进到中国来的传播之路，不管它传播状况实际如何，但这是最有可能的一条路。由于路途的艰辛，西南地区比中国东南部及津京地区晚了100多年才种上马铃薯。

而可能性更大的一条马铃薯传播之路，那便是海路了。中国沿海线较长，那么马铃薯的海上传播道路也可能分为几支。

海上丝绸之路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便已经存在。南方城市的发展速度愈来愈快，广州一度成为了主要贸易港口，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也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两千多年长盛未衰的大港。后来泉州又取代了广州，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并列为“世界第一大港”。然而1368年，明太祖发布了第一个禁海令，直到1567年，明穆宗才废止了海禁。1405年至1431年，郑和七下西洋，扩大了明朝的影响力，并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巅峰。明朝政府组织的这次大规模航海活动，到达了亚洲、非洲等39个国家和地区，最远甚至到达了坦桑尼亚。明代的西行航线，是从非洲南端的厄尔勒斯角进入大西洋水域；东行航线是由广州起航，经澳门，向东南航行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继而进入太平洋，东行到达墨西哥西海岸的秘鲁利马港。这两条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拉得最长的航线。《明会典》中记载，当时明朝有130个朝贡国，其中海上东南部的就有62个国家。这一切都使得海上贸易成为了可能，马铃薯也有足够的条件来到中国。虽然明朝海运强盛，但在明朝海禁的大背景下，马铃薯想要到中国还是得借助几个殖民大国的力量。

第一条可行路线：荷兰人从东南亚引进马铃薯至台湾地区，再从台湾地区引入到福建和广东地区，最后再转向江浙一带。

这一条路线是可行的。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导致葡萄牙在东方的势力大大削减。而作为当时欧洲金融中心的荷兰拥有大量的资金，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这使得荷兰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殖民帝国。1602年，荷兰成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东方获得了一系列特权。荷兰人把葡萄牙人从东印度群岛、马六甲等地赶走，还占领了好望角、毛里求斯、中国台湾，并在印度建立据点。从而荷兰人把马铃薯带进中国台湾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在闽粤地区，马铃薯的名称便是“荷兰薯”。据记载，在16世纪中叶，台湾地区就已经种植荷兰人引进的马铃薯了。那时，台湾地区与内地交流频繁，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密切的交流，这使得马铃薯经台湾地区引入内地的可能性极大。

当然，还有一种路线是，西班牙人或者荷兰人把马铃薯带到了印度、菲律宾和爪哇等地，再到达福建，并最先在福建进行了种植。明朝的文献中也记载过，菲律宾的苏禄国王到北京见永乐大帝时，不幸因病去世了。这就表明，当时中国与菲律宾交流繁多，从东南亚把马铃薯引入中国，也是合乎情理的。此时泉州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马铃薯在这里直接登陆的可能性极其大。16世纪末，漳州海澄月港开放洋市（外贸），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漳、泉民贩吕宋者……人口数万计。”在明朝两次海禁之间的这个时间段，明朝的贸易政策推动了海上贸易和走私的发展。同时，我们从明清两个朝代三番五次地颁布海禁也可得知，正是因为难以禁止，所以政府才会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个事情。

最后一条可行路线就是：荷兰人从海路把马铃薯引进至天津、北京，然后传到华北平原，最后推广到内蒙古。

荷兰人在台湾地区建立据点以后，把马铃薯引进至天津、北京等地也是合乎情理的。后来，明末清初，政府下令和台湾断航，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爪哇海经广州抵达了天津、北京，企图建立商贸关系，在1663年至1792年间分别五次派使节来华，来华船上便装有马铃薯，这些马铃薯流入了途经的沿海城市。在这些地区，马铃薯的名称又为“爪哇薯”。

明朝时期，“进贡”就是引进外来物品的主要渠道。因为荷兰多次派使节来华，那时在北京和天津就能见到许多马铃薯。在万历年间，晋陵蒋一葵在北京西城当官，他编写的《长安客话》卷二就对马铃薯有记载：“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对皇宫中的美食有不少详述：“灯市十六日后斯时所尚珍味……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莺嘴笋、黑精、黄精、北山之榛、栗、枣、桃……不可胜数也。”在这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只有山药和马铃薯是北京地区的。这也就是说，荷兰人确实以津京这个地区为跳板向中国内地引入了不少马铃薯。

所以说，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马铃薯在明朝年间已顺利地完成了进入中国的任务，虽然没有具体的证据可以推测出更为精确的时间，但从马铃薯在中国种植的分布图看，前文描述的传播路径是可信的。虽然马铃薯在明朝已经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大面积种植开来，仍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也发生了一件事情，推动了它的种植。

明朝时，皇家蔬菜是由指定的专业菜农供应的，这便是上林苑嘉蔬署的菜农。当时皇家菜地位于北京紫禁城附近，从东华门一直到丽春门，也就是现在的南池子。而上林苑嘉蔬署在不适合种植马铃薯的自然条件下，凭借他们高超娴熟的农业技艺繁育出了很多品种。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这里成为了华北地区的种薯源地。

后来到了清朝，皇帝取消了明代皇帝供应系统，皇家菜农成了普通农民。马铃薯终于登上了老百姓的餐桌。虽然，马铃薯这时还只是北京百姓才能品尝到的美食，但是，它在中国是从皇家餐桌下来的进贡物品，相比起在西方，地位实在是有天壤之别。乾隆年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高产作物的推广、政治局势的稳定、户籍赋税制度的改革、赈济政策的完善及医疗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原因，人口数量突然剧增。人口数一下增加了两倍，从一亿人变成了三亿人！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清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政府停止了圈地运动，实行更名田，鼓励大家开荒种地，这样百姓有了最根本的生活保障。除此之外，政府还派人整治河患，兴修水利。这样便巩固了人们的家园，增加了他们的收益。同时政府还在赋税徭役上做了调整，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生产力的充足，保证了粮食能进入到各家各户。农业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了人类的繁育，反过来，人类的繁育也促进农业的发展。但是人口数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增长，也带来更多的压力。

乾隆三十七年，即1772年，政府对户口管理放松，提出了永停编审，使得农民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利。人口的增长，加剧了人口的流动，大家对垦荒增粮有了极大的需求。而这时原本还仅在北京、天津地区小面积种植的马铃薯就派上了大用场。马铃薯特别喜欢在高寒山区生活，它于此时开始，被引入了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天南地北的开荒者来到这些地方，主要种植马铃薯、玉米这样的高产农作物以饱口腹之欲。有众多资料都记载了这段时间里的这一景象。

《兴安府志》卷二十五中记载：“乾隆三十年前，本处秋收，以粟、谷为大宗，十年以后，则杂以包谷、洋芋，至乾隆末，则已遍山满谷。”乾隆四十六年，即1781年，著名学者、陕西巡抚毕沅在《兴安升府奏疏》写道：“自乾隆卅八年以后，因川、楚有歉收处所，穷民就日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有携家至此者……近年四川、湖广陆续前来开垦荒田，久而益众，处处俱成村落……”在这些资料中，有提到灾民情况的，也有提到马铃薯情况的，更有详细记载灾民怎样用马铃薯来度过饥荒的。汉中知县严如煜在他的《三省边防备略·民食篇》提到：“洋芋花紫、叶圆，根下生芋，根长如线，累累结实数十、十数颗。色紫，如指、拳，如小杯，味甘而淡。山沟地一块，挖芋常数十石……洋芋切片堪以久贮，磨粉和荞麦均可作饼、馍。旷土尽辟之下，马铃薯落户高寒，适得其所并成种源区。”

饥荒中人们发现了马铃薯的高产，在三四月份种下，八月就可以收获，并且每亩产量可以达到1000多千克，实在是救了不少人的命。在当时，中国百姓也对马铃薯依赖性极高，甚至一点天气的变化，马铃薯减产，都会让不少人丧生。四川、贵州属于高寒地区，两地百姓就主要靠吃马铃薯维持生命。在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贵州夏天的雨量比往年多，导致马铃薯腐烂在地里，这下百姓也没了食物，不知有多少生命散落在了山野之间。也就是同一年，《秦州直隶州新志》也记载了马铃薯已经成为了皇家军粮。

从此，马铃薯打开了在中国的局面，大半个中国都有了它的身影。到了20世纪初，河北一带仍然把马铃薯作为一日三餐的主食，或做成饼或做成面条加以食用。马铃薯基本完成了在中国的开拓之路，毕竟中国的国土面积足以让它生长繁衍。而有些学者甚至把马铃薯这一次的大发展称为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的一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