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些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马铃薯，怎么会叫“土豆”这么土的一个名字呢？一般只要是从外国传到中国的物品，名字前面总会标注清楚它们是外国货这一实情。比如西域过来的，叫胡瓜、胡萝卜、胡桃、胡椒等等。而海外过来的呢，则叫洋车、洋房、洋酒、洋葱、洋火、洋枪等等。那么土豆这一名字，相比起来也太实在了一点吧，听起来也够土的，更像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出身。
其实马铃薯最开始并不叫“土豆”。就像马铃薯在欧洲最开始也并不叫做“马铃薯”一样。还记得马铃薯在欧洲有多少种称呼吗？意大利人把马铃薯称之为“地豆”；法国人叫它“地苹果”；德国人则称呼为“地梨”；俄国人叫“荷兰薯”。一个欧洲大陆对马铃薯就有这么多种不同叫法，中国对马铃薯的称呼一定不会比它少。为什么？就因为中国的土地面积足够大，大到德国就像是中国一个省份那么小。所以，当马铃薯刚进入中国时，它在每一个地区都拥有了一个独特的名字。
日本《教草》中土圞儿与黄独
康熙二十年，即1682年，《畿辅通志》的“物产志”一节中介绍了马铃薯：“土芋，释名土卵、黄独，蔓生。”不过也有不少人表示，此处的“土芋”就是黄独，而非马铃薯。为什么？因为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卷二十七中标注，“土芋”就是蔓生的黄独。又因那时马铃薯还没有引进中原地区，所以人们便认为北方所说的“土芋”就是黄独。但是黄独是亚热带作物，在北方无法生长。像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丰润县志》便说道：“马铃薯俗呼土豆。”
《宛平县志》（1685年）卷三中写道：“物产蔬类：地豆。”而《直隶深州志》（1732年）卷二中又写道：“物产蔬类：地豆又名‘土生’。”后来，为了区别黄独与马铃薯的区别，马铃薯又多了一种名称。乾隆四年，即1739年，《天津府志》卷五记写道：“蔬类：芋又一种小者，名香芋，俗名土豆。”另在乾隆七年（1742年）《威海卫志》卷四也记载到：“物产蔬类：近有种香芋者……”可见，在清朝时海河中下游甚至山东一些地方，马铃薯有了以下几种称呼：土芋、土豆、土生、香芋。
因为都是地里结果的植物，人们除了将马铃薯与黄独、芋头这样的物种混淆在一起，又把它与另外一种植物混为一谈。因马铃薯味道酷似山药豆，于是北京人又开始称它为“山药豆”。后来马铃薯引种到了山西、陕西之地，马铃薯又有了许多新的名字。道光十年（1830年），《大同县志》卷八中有记载：“风土物产，佐食者蔬；白薯，其大如拳，俗名曰‘子山药’。”道光十六年（1836年），祁隽藻在他的农书《马首（寿阳）农言》中还称马铃薯为“洋山药”。后来更是出现了“山药蛋”这样可爱的称呼。
就如“山药蛋”这个称呼一样，马铃薯一定会受到引种地方的原种植物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马铃薯的称呼。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马铃薯引种与云南、四川、贵阳、湖北等地相同，都把马铃薯称为“洋芋”。西北有一句谚语，叫做：“甘肃有三宝，洋芋、沙锅、大皮袄。”而且，即使在一个地方，也有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马铃薯来源渠道，马铃薯因此有几个不同的称呼。在西北地区，陕西《石泉县志》卷一“地理志”中就写道：“‘爪哇薯’俗称洋芋，全境皆产，山内尤多。”由此，便可推测，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多次的、反复的，也是多源的。也正与上文所提到的马铃薯经过多条路线进入到中国这个论点是相符合的。
在中国这片大地上，马铃薯还有更多的名字，如广西叫它“番鬼慈薯”，香港、广州称之为“薯仔”，更有人称呼其为“馍馍蛋”等。后来为了统一这些称呼，学者才起了一个名字：马铃薯。从此以后，“马铃薯”就成为了土豆的学名。
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马铃薯本身的各种价值与属性。比如，在法国，马铃薯被称为“大地的苹果”，原因就是它营养丰富，易被人吸收，这一下就让人联想到那个“每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口号中的苹果。以此类推，马铃薯的其他名字不仅仅只是因为它长得像其他食物，更因为人们发现它们有类似的地方。
虽然马铃薯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在各地也入乡随俗地拥有了一个新名字，但实际上马铃薯在中国华北和东南地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马铃薯毫无困难地进入到了中国，没有经历像在欧洲那般地被强烈抵制，并成为了抵御饥荒的英雄。难道华北和东南这两个地区的老百姓只是表面上接受了它，但内向朴实的他们在内心里实则是拒绝它的吗？毕竟马铃薯是外国人带来的。难道马铃薯在这两个地区没有推广种植开来的原因也是受人文因素的影响吗？还是政府的反对？抑或是口味上的不适合？或者说有一个更合理更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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