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为患”
谁是认识到中国“人多为患”的第一人?
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是洪亮吉。他是清代乾隆、嘉庆时的学者,有《意言》关于《治平》一节是这样论艺术品的:比如以一个家族的发展为例统计起来,在高祖、曾祖的时候,有十间房,田十顷,单身一人,结婚后不过二人,有宽条;以一人生三个孩子计算,到儿子那辈,父子共四人,各娶妻则有八人,此后,子又生孙,孙又娶妻,家族可发展到二十多人了,仅住十间房,吃十顷地的产粮,已显不足了。洪亮吉是从一个家族的发展,进而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的。可谓中国人口论的鼻祖。
但是,谈到人口问题时,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马寅初。1957年,他撰写的《新人口说》,遭到了厄运,被打入了冷宫。但其本人却得到不少科学家的深切同情,这其中就有竺可桢。
竺可桢深知,马寅初是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抗战期间,他所领导的浙江大学在遵义办学时,首邀马寅初到浙大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支持马室初任浙大校长。他赏识马寅初的人格,与他的学术思想也是相通的。
竺可桢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但他祖籍是保驾山。在那低矮丘陵和水田交界处的自然村庄里,竺家祖辈都靠种田生活。自己家的田地本来就不多,经几代分家,各家所分得的田地,很难维持生活。竺可桢的父亲,是同胞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青年时,不得不离开家自谋生活,去东关镇设米摊、开粮店,开始的十多年生意还好,攒点钱,在镇上盖了房子,竺可桢就出生在这新落成的房舍里。这时,保驾山老家,和他同曾祖的弟兄,已16人之多。到他这辈,若再把田分成16份,每份就更少得可怜了!
一个族系家庭人口发展造成的后果,竺可桢切身体会。一个县以致一个省的人口状况呢?
早在1921年,竺可桢在筹建东南大学地学系时,撰出的培养目标,即以调查全国的地形、气候、人文、动植物及矿产为己任。实际是包括地理、地质和气象的理科通材。并以清政府曾轻易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沙俄将阿拉斯加低价(720万美元)卖给美国为例,说明当政者,因缺乏地理知识和远大眼光,而酿成的难以挽回的大错。还因以日本人研究中国地理的书籍,远多于中国人对本国的研究,而感到羞耻。此后,在讲解地理学时,强调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部分。作为人文地理研究的示范,1926年,竺可桢根据近年查阅县志、省情汇集的资料,发表《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一文。指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每平方千米390人以上的县,浙江省有14个,江苏省(除上海外)有21个。竺可桢认为“已人满为患”,如不采取措施,“生活程度的提高是困难的。”
中国地域辽阔,各省(区)情况差异较大,两个省的情况不一定能代表全国。但竺可桢当时所做的,至少也总算是对国情调查的一种良好尝试。可惜,历来中国的当政者,对国情制宪全面了解,也不注重调查。有的粗略知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有经过国情调查,才发现我国地大,但荒山、沙漠占地颇多,可耕地少;“物博”不错,物种繁多,其中有的矿种丰富(煤),但有的(铁)却较为贫乏。在20世纪60年代,只认识到“人多好干活”,对人口增加带来的沉重负担,缺乏清醒认识,以致酿成人口暴涨的严重后果。1979年后,国家发展步入正确轨道,控制人口发展,实行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取得的显著成果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赞赏。
竺可桢早在20世纪70年前发表的论文,表明他是对中国人口过多忧虑较早的一个人。也说明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有识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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