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保姆”

“浙大保姆”

1949年3月7日，是竺可桢59周岁生日。按中国习俗计算为60大寿。竺可桢对自己的生日，历来秘而不宣，只在自家举杯祝贺而过。

但是，不慎有人知道了，1949年是他的华诞。气象界准备为他出专集，并开辟纪念室；浙江大学则更热闹非凡，开始是学生广为宣传，接着校内外，在其生日前夕，送来许多贺信、贺电，把个竺可桢闹得，只好在《浙大日刊》上刊登启事：“礼品一概不收，开会一概不到”。

3月6日，学生会举行盛大祝寿晚会。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掛着学生精心绘制的彩色大幅竺可桢画像，会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参加的人，超过任何一次集会。然而，竺可桢却如启事所言，未来参加大会，接受对他的恭贺。躲进书房读书去了。

学生会在对他60大寿的贺词中说：

“竺校长，在浙大最为混乱的时候，受命来校，13年来，领导浙大，免受损害，成长壮大。在多次民主运动中，为了真理，为同学们的安全，竺校长不辞劳苦，为我们奔走，替我们说话……”

学生们敬重、热爱他们的竺校长，铭记他的恩德，称他为“浙大保姆”。在献给竺校长的锦旗上，绣着“浙大保姆”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对浙大尽职尽责，像爱护孩子一样，哺育学生成长。

竺可桢看到这些称颂，态度冷静、严肃。回想起来校后的历程。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废止前任军事专制，实行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很快扭转了学校的混乱局面，使教学转入正轨。次年7月，日寇又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沦陷，战火烧到杭州，竺可桢领导浙大搬迁，历经建德、泰和、宜山，最后迁到遵义。难能可贵的是，浙大历经四次迁校，图书、仪器和人员，基本没有损伤。而且学校还求得发展，该校被英国友人誉为东方的剑桥。

当1944年，日寇向桂北进击，攻陷独山时，在贵州搬家逃难之风四起。竺可桢分析，敌人不一定再向北进。但也进行多种准备。他询问教育部的应急措施，并派人到遵义西、北地区找房子，准备家属和女生避难住。同时与附近的第14兵工厂联系，商借枪支、弹药，以防万一。一旦敌人侵入到遵义地区，他准备组织护卫团阻击。不料，教育部于7日竟电令：“浙大学生参军。”竺可桢甚为惊异。幸好，此时，日寇已迅速南撤，电令随之撤销。

抗战期间，在山沟里办学，总的还算顺利。胜利后，迁回杭州，却越来越困难了。尤其是内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战局向不利的方面发展，政府总是对人民过意不去，想方设法算计百姓。一个《财政紧急处分令》，迫使物价飞涨，把人民都推到对立面上去，百姓无不怨声载道。一个堂堂国民政府，竟听不得学生骂几声，而施以毒手。使学校多灾多难，几乎难得办下去。

他的60岁寿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来的。

战局的发展，比人们意料的快得多。继辽沈战役后，11月6日淮海战役又开始了。不论国民党怎样吹嘘，掩饰战局的真相。但12月初，徐州“剿总”弃城南遁，使南京风声鹤唳，达官显要纷纷出走，这一切是逃不过竺可桢眼睛的。

南京当局指示：各大学准备“应变”迁移。

杭州也流言四起，人心惶惶。竺可桢却很镇静。12月4日，他召开校务会议，讨论“应变”事宜。结论是暂不提迁校问题，也不提前放假。会后，浙大学生会、讲师助教会，分别上书竺校长，表示不同意迁校。这使他想到12年前，全校师生员工，团结一心两迁；现在上下一致，反对南迁。两相对比，人心相背，再清楚不过了。想到自己，这里是他生长的故土，一向堂堂正正做人，在中国人的天下，是无所畏惧的。他更加镇定自若了，经常顾虑的倒是怎样把学校保护好。

12月中旬的一天。竺可桢收到教育部发来的附有情报的一分密件。情报里说“竺可桢包容共产党学生，使浙大成了共产党的租界”。当局将此件送至被检举者竺可桢，目的是胁迫他就范。竺可桢若无其事，毫不畏惧。24日，他去南京交涉“应变”费，学生们怕有不测，两个学生坚持陪同他一起去了，结果是空手回来。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竺可桢收到中共杭州工委翻印的献词全文和贺年信。贺信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准备参加新中国建设。他感到共产党是公正的。他印象中的不少好学生，其中有精明强干的，也有默默读书不露声色的，后来听说，都成了共产党员。连陈布雷先生最钟爱的聪慧的三女儿，也成了共产党员。共产党是有魅力和感染力的。献词使他对保护好学校，更加有了信心。但在当时，这献词、贺信都是危险的，他深夜看后，就烧掉了。

1950年1月3日，全校学生选举产生学生“应变”委员会，并向竺校长报告其所设机构和任务。其中的安全队，由数百名精干的学生组成。日夜巡逻，保护学校。竺可桢表示赞同和支持，并嘱咐说：

“有什么要求，来校长室讲。”

向校长建议加固校园的围墙。

竺可桢同意，包工给学生，由土木工程系来负责施工建筑。破土开工那天，土木系唱主角，都来了，其他系师生也来了许多人，非常热闹，苏步青教授当场赋诗助兴。

1月19日，竺可桢主持成立了浙大安全委员会。委托他最信赖的胡刚复教授主持具体工作。下设警卫、消防、救护、联络和粮食储备等组。竺可桢，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对“应变”的态度的。

由于南京当局一再喧嚷的关乎党国命运的淮海会战，以其失败而告终；北平的南大门天津，也被解放军攻克，北平已成解放军的军囊中之物。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通电下野。发布文告：“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代总统李宗仁一接任，即宣布取消全国戒严、释放政治犯。以缓和形势，为和谈创造条件。

竺可桢一见宣布政治犯可释放，马上与省政府交涉。当时的省主席陈仪，可算得上是审时度势，适应潮流的俊杰，当即答应，可由学校保释陈建新、吴大信等五人。26日浙大学生近千人，列队前往监狱，迎接五位同学，一路上高呼“打倒四大家族”等口号。

竺可桢对学生这一行动的过火行为，提出劝告。他对学生代表说：

“昨天上街喊的口号，太惹祸了，应注意避免。”

他想到，蒋介石回到老家汉口，退居二线，不过是缓兵之计。蒋绝不会甘心败落的。蒋的心腹、学生，仍居军政要位，只听蒋的指挥，一旦需要就会卷土重来。

1月28日是阴历除夕，浙大师生的口粮要断炊。竺可桢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他分析说：

“已是年关，乡下粮店都已关门过年。登门挨家收购，如同乞讨。实际也难办到。”

大家也感到实在没有办法自筹解决。

竺可桢只得亲自前往省府求助。陈仪主席不愧是浙大老校友，尚且关心浙大，下令拨发学生米5000千克，教职员每人175千克，才算暂时解决了师生吃饭问题。

趁着南京新官上任的时机，竺可桢于2月14日，联络上海几所大学校长赴京，要求拨发学校经费。李代总统热情答应解决困难，但手中没钱。适遇从广州回来的孙科院长，也很痛快，马上给批了领款条子。回到杭州，银行竟无钱付给。

次日，竺可桢见到报纸刊载：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使他不禁一怔。想到陈仪自接任以来，与前任大不相同，对浙大爱护备至。猜想去职原因，可能上月26日，宽容浙大学生游行，遭到蒋帮的忌恨。不忘政界贤人，竺可桢驱车前往，为陈仪送行。私语，证实了他的猜测，陈仪表示，大丈夫敢做敢当，无后悔可言，更使他于心不安。

3月3日，竺可桢去南京教育部办事，又从朱家骅部长那里听到，“陈仪已被软禁，其免职的更深层原因，是曾给共产党方面写信，愿意单独讲和。”

可是，竺可桢当时不可能得知，出卖陈仪的，竟是其门生汤恩伯。

陈仪被解职软禁的事，使竺可桢感到自己处境的险恶。不久，他又从友人那里，获悉特务上报的两份名单，一份是“反动分子”，另一份是“和平分子”。竺可桢被列在后一份的首位。他对自己感到坦然，却极为担心另一名单上人员的安危。尽自己所能，通过各种途径，嘱咐那些人躲避起来，保护他们脱离险境。

浙大为竺校长庆贺大寿以后不久，李宗仁委派张治中等赴北平，与中共进行和谈。同时加紧调兵遣将，强化长江防务，企图凭借江阴，搞南北分治。

在国统区出现和战扑朔迷离的阴暗日子里，竺可桢最为担心的是学校的安危。4月1日是，南京学生游行示威，遭到军警镇压，死伤多人。4月15日，杭州街上军警林立，传言浙大学生要游行，使竺可桢大为惊讶。唯恐以为当局蓄意挑衅的信号。于是他忙去省政府辟谣说：

“浙大校内平静，根本没有准备游行的事情。”

此后，听到国共和谈破裂的消息。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23日解放南京。浙江省政府宣布，南迁宁波。

4月24日，竺可桢倡议，在原来学校安全委员会基础上，吸收学生代表，组成浙大“左变”委员会，由严仁赓，苏步青分别担任正、副主席，竺可桢是主席团七个成员之一。

26日，竺可桢听到传闻，25日夜，军警闯入上海交大，抓去学生80人。次日，他即走访留杭的省府秘书长。他说，“只要学生不挑衅，就不会发生交大那类事。”但他推说不了解军方的态度。竺可桢又走访保安司令部。他们是一派官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竺可桢使更加不放心。当晚又传来上海各大学被解散的消息。

28日逃到上海的教育部长给竺可桢打来电话要他尽早到上海。并说教授愿离校者，也可以随同去。竺可桢回答说：

“沪校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开杭州。”

29日清晨，这位部长又来电报，催竺可桢，“有事要相商，请速来上海。”同时，他还得到省府和保安司令部，不入浙大捕人的允诺。使他失去滞留杭州的借口，感到很为难。加之，当时外界有传言说，“竺可桢留杭州，是想当副维持会长。”众口难辩。他考虑，自己还是浙大的校长，应听从命令，去到上海会会部长，再与他们周旋。免得这些怀疑狂，听信社会流言。狗急跳墙，指使杭州警特，对自己以致浙大下毒手。就这样他决定，离开他患难与其达13年之久的浙江大学。

4月29日下午两点，竺可桢由校部的两个人陪同，辞别家人，给浙大“左变”委员会留下一信，委托照顾学校一切事宜，在凄风冷雨中，乘车到达戒备森严的上海，婉言谢绝部长，要他去台湾或广州的说教。在上海的众多亲朋好友，都支持他留下来，愿意为他提供安全住所。他让陪他来的两人回杭州，向浙大师生和家人传信，他决不去台湾。

5月1日，竺可桢在上海接到浙大师生来电：说他即记得回杭州。但此时，返杭的路却封锁了，而他的心，与浙大师生早已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