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的波动发展规律

科学的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与此相适应，科普发展也呈现规律性。美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结构》中指出，科学本质是革命的，科学的发现与发明是“按一定规律和周期出现的结构”，科学发展路线是由“量的丰富”和“质的变化”所构成的。按照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既有积累性，又有变革性。这种积累性和变革性的矛盾相互作用，使科学在它发展的长河中有起有伏，呈现科学的波动发展规律。

从历史发展来看，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方面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推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巨大动力，另一方面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周孟璞、曾启治在《科普学初探》一文中分析了世界近代史上两次科学和技术革命与两次世界经济大繁荣的波动现象，分析其中科学、技术、经济的两次大循环关系，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在科技革命与科技转化为经济中发挥了桥梁作用。文章具体阐释了，与两次大循环相适应近代史上出现了两次科学大普及，由此提出，与科技革命引起的波动相适应，科普发展也具有波动发展规律。

（1）近代史上第一次科学大普及出现在18世纪技术革命兴起的前夜，持续在技术革命的高潮之中，以法国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编写百科全书是这次大普及的代表。

在17世纪的西欧首先产生了近代的科学革命，自然科学摆脱神学束缚，与哲学相分离，形成了独立体系。科学发现、出版物的数目和科学家的人数快速增长，科学家们逐步正式或非正式地被组织在“科学共同体”中，整个世界的科学事业呈爆炸性的成长态势。科学的学科范围不断扩展，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欧洲文化体系中从意大利向英国、法国、德国发生转移，地理范围从欧洲向其他地方扩展。科学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它向传统神学和民间信仰提出挑战，为技术革命的发生奠定基础和形成促进因素，它对于政府和商业利益也变得日益重要。

到18世纪中叶，以狄德罗、达兰贝尔为首的一批学者，联络当时光芒初露的100多名科学明星组织了“人文学者社团”，发起一个以编写《百科全书》为主要内容的知识普及运动。他们用20多年时间完成了囊括当时一切科学知识的38卷的《百科全书》巨著。这一文化工程的成功使这一次科学普及达到高潮。这部《百科全书》，以它鲜明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科学知识为武器，向禁锢人们思想、阻碍生产发展的愚人宗教和封建皇权宣战。它为法国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为18世纪技术革命廓清了道路，还为19世纪第二次科学革命在思想、知识和人才方面奠定了基础。

（2）近代第二次科学大普及，出现在20世纪现代技术革命前夜，持续在现代技术革命和经济大繁荣之中。这一时期科普标志性事件有法拉第在英国皇家学会开办的科普讲座，1851年伦敦举办万国工业博览会而导致成立科学博物馆，还有称自己为“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捍卫“进化论”的“牛津大辩论”。

19世纪发生了第二次科学革命，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取得重大理论突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三项重大成就被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形成整个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实验科学体系，现代科学建立。此时，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根本变化，不再处于附属地位，科学渐渐地成为大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开始改造旧工业，甚至创造全新的工业，也影响农业。科学通过自己的物化形态——技术，大规模地进入寻常百姓家。许多科学技术领域的新知识补充到大学、中学和小学的教材之中，相继成为教育内容。科学不但深深地影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整个世界，这其中科普发挥着重要作用。

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史无前例科普大高潮，表现在科普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手段新颖，形式多样，从事科普人数众多，普及效果显著。从全世界看，科普发展出现新特点：许多国家政府重视和资助科普，一些国家科普图书和期刊空前繁荣，涌现出大批杰出的科普作家，广播电视成为新的科普手段，许多国家建立了大型科普基础设施，如自然博物馆、少年科学馆等。这次科学大普及推动20世纪现代技术革命早日完成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促进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上述两次科学大普及，与科学波动发展规律相适应，因此科普发展也呈波动规律，但科普发展的波动曲线比科学发展的波动曲线要延迟约半个周期，延迟的主要因素是：科学革命的成果需要时间回到实践中检验和完善，科学革命的成果需要时间消化，科学革命过后科学家需要时间将注意力转移到科普上来。

古代科学在几个文明中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也有先后传递的关系。古代科学在古代文明中发展，有几次短暂的突飞猛进，其间隔着漫长的停滞时期，也是波动发展，因此古代科普可以说也有波动发展规律。

认识科普的波动发展规律，这样可对科普的发展进行预测和规划，可以制定科普政策，以促进科普发展，进而促进科技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3）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科学大普及波动发展。周孟璞、曾启治在《科普学初探》一文中也分析了中国近代科普的波动发展过程，指出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科学大普及，阐述了三次科学大普及的表现、特点和作用。

首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一次科学大普及。19世纪的现代科学革命即将完成，现代技术革命即将开始，受此影响，并在“民主”和“科学”口号的引导下，中国科学事业在与封建势力搏斗中，得到了空前发展，同时现代科普也相应产生。五四运动前后20年科学大普及的表现是：“许多报纸、刊物都在大力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归国留学生也以传播科学技术为己任”“出现了许多科学团体”“出现了许多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翻译和出版机构”“出现了一些提供科学教育仪器的机构”等，这些团体和机构在科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时期涌现出一批知名的科普作家如周建人、高士其、贾祖璋、刘薰宇、顾均正、董纯才等。鲁迅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也是提倡科普的主将。这次科学大普及的势头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寇侵略和蒋介石发动内战而逐步衰减。

五四时期科学大普及的特点：①科学普及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服务；②科学普及具有针对性和通俗性；③科学普及开始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这次科学大普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也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第二次科学大普及。这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同时科普在我国开始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政府设立了科学普及局，后来成立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科协）专门负责科普工作。科普活动在规模、内容、形式、效果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初步形成了全民办科普的热潮。社会上各种组织、机构积极开展科普活动，许多科学家和专门家加入科普行列，科普图书、科普期刊及科普资料大量出现。到“文革”前夕，一个遍及全国的科普网络已初步形成。这次科学大普及由于“十年内乱”而中途夭折。

第二次科学大普及的特点是：①紧密配合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而展开，不仅注意自然科学的普及，也十分重视应用技术的推广和传播；②党和政府加强了对科学普及的组织领导；③有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科普队伍。这次科学大普及在动员和组织人们铲除封建残余势力，破除迷信，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增进人民健康，建设精神文明，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培养新中国的科技人才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是1978年后的第三次科学大普及。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科普事业面临紧迫的发展机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科普被明确列为中国科协组织的宗旨和基本任务。大普及从恢复被十年内乱破坏的科普做起，很快超过第二次科学大普及的规模和水平，并掀起一个新的科学大普及高潮。

第三次科学大普及的特点有：①科学普及紧密配合“四化”建设而展开，来势急，发展快；②党和政府更加重视，社会各界积极支持；③开始与国际科普建立联系；④由于正处在世界科学与技术取得惊人进步的背景下，因此科普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数量和质量，知识更新的速度，科普手段和方式多样化，都是前两次不能比拟的。这次科学大普及显示了科普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周孟璞和曾启治对中国近代科普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关于科普理论认识得出了三个结论：

第一，我国科普思想的认识有三次飞跃。在第一次科学大普及时，“科普”的术语还未出现，但那时的科普一般被理解为是一种启蒙教育。在第二次科学大普及中，科普被看作是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在第三次科学大普及开始后，科普作为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知识技能的手段，也是生产力——一种潜在的生产力。

第二，经济社会诸多因素影响科普的繁荣和发展。我国近代史上的三次科学大普及都发生在革命的转变时期，说明“科普是革命和建设的客观需要，是伴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的”。科普的繁荣和发展除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很重要。

第三，科普的繁荣发展印证了科学与民主相互依赖的关系。“在第一次科学大普及中，科学与民主成双问世；在第二次、第三次科学大普及中，科学与民主又结伴而行；在十年内乱中，民主被践踏了，科学也随即枯萎”，科普就停滞了。回顾整个人类科学史，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现在国外提出的公众理解科学概念，其宗旨之一就是提高公民的民主参与能力，适应科学与民主的关联性。

周孟璞和曾启治比较早而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代科普史，描述了中国近代科普波动发展的状况和特点，特别是归纳出了宝贵的三点理论认识，可为当前科普理论建设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