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信力受损

环境类群体性事件使政府公信力下降。一旦发生了环境群体性事件，这无疑表明了体制内的渠道走不通，把政府推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导致民众对政府及企业的承诺不再相信，所以采取一些体制外的过激行为方式来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益。与此同时，在事件之后，如果利益冲突和矛盾过于严重，民众很容易失去理性，用一些激烈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一味对政府的过往行为进行否定，这无疑增加了民众与政府之间心理隔阂，加深了心理裂痕。政府公信力受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时候，政府给出的回应比较迟缓。在公众的环境维权利益诉求中，公众迫切需要有效的途径去表达和实现。公众进行利益表达主要有两种途径：信访和司法。但是，这样的途径仍然不能完全解决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期望。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信访中，政府的责任很难落实，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出现“拦访、堵访、截访”的现象；（2）在司法方面，司法途径会受到行政的严重干扰和制约，造成司法途径难以实现，导致不公平的法律。特别是在环境类维权中，所涉及的主体是环境排污企业，而企业又与地方政府有利益关联。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方利益，往往对企业有偏袒，从而干涉司法裁决。

二是政府执行力的下降。环境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政府执政的良好形象。这种现象折射出政府在执政方面的两个问题：（1）执政当局不能很好地重视环境保护。公众的环境生存权益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假若环境生存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政府部门的重视，就是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不重视；（2）折射出政府调解突发应急性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欠缺，防患、应对和处理突发应急事件的机制不健全。特别是政府在处置群体事件方面，其危机化解能力不足。

三是政府的责任机制不健全。环境保护和环境维权的相关工作，往往是多个职能部门共同合作。在民众环境维权时，会遇到部门冗杂，服务态度差，手续复杂、繁琐等诸多类似问题。各部门相互推诿，没有哪个部门会主动承担责任。从环境保护、民众的环境权益诉求开始之时，整体的责任机构是一个模糊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有效的监管和运行机制。

此外，这种责任机制的不健全，还体现在环境污染的社会救助机制之缺乏。国外在污染救助方面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的“超级基金”制度和日本的公害纠纷补偿法律。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该法案建立了环境保护超级基金制度，即当污染责任主体不能确定，或无力或不愿意承担治理费用时，可以动用“超级基金”。在治理之后，环保部门将提起诉讼，向能找到的责任主体追索治理费用。超级基金只涉及污染责任追究和污染治理，不针对污染受害者的健康赔偿和社会保障。日本在污染社会救助方面也发展较快。日本曾经制定了《公害纠纷处理法》和《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并且建立了世界上唯一的流域水污染受害者社会救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