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书影
原著书名：
作者简介：李允先，出生于韩国全罗南道珍岛，毕业于韩国木浦大学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所教授，珍岛郡立民俗艺术团第二代团长，策划了150多次民俗公演，主要进行韩国传统文化的产品化工作。主要著作有《口述珍岛民俗音乐史》（2003），《潭阳郡的民俗文化》（2003，共著），《文化产品入门》（2006，共著）等。此外，有多篇论文发表。
译者简介：郑慧，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韩语教师。本科毕业于延边大学韩语系，博士毕业于韩国高丽大学国语国文系韩国语言文化教育专业。代表译著有韩国作家孔善玉的长篇小说《请到玉米地来》（吉林出版集团出版，2013）、朴范信作家的长篇小说《因为痛，所以是爱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以及崔英兰短篇小说《险遭不测》（上海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在国内出版教材一部、专著一部（合著），并在韩国及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及上海高等教育学会项目。
内容简介：该书阐述了岛屿海洋民俗及其变化。该书共分四章，第一章讲述了信仰民俗的传统和文化适应；第二章讲述了捕捞民俗的传统和文化的变化；第三章讲述了民俗艺术的传统和时代的指向性；第四章论述了数字信息化时代如何将民俗艺术转化成文化产品。
丰渔祭的意义和种类
1.丰渔祭的意义
作为渔捞信仰的丰渔祭（堂祭），是渔捞历史中不可不提的礼仪，相当于陆地的堂祭。如果说陆地的堂祭或堂山祭是祈愿村子的安宁和丰年的话，那么丰渔祭（堂祭）可以说是祈愿在海上的安宁和丰渔的礼仪。丰渔祭和陆地的堂祭，在其形态和功能方面呈现出复合性的样态。根据神格或内容，也被区分为不同的形态。尽管彼此名称或形态不同，但也有内容相同的情况，两者重叠进行的情况也很多，主要是岛屿地区的堂祭如此。继堂山祭祭仪之后，龙王神祭仪形成的岛屿型堂祭的双重祭仪形态就是如此。[1]很早就有日本人秋叶隆曾以韩国社会的双重结构来说明过这一点。
丰渔祭有多种名称。在东海岸地区把以供奉龙王的龙王祭为中心的别神巫事称为丰渔祭，把以儒教形式进行的村祭称为洞祭或山神祭。虽然洞祭也是祈愿丰渔的祭祀，但这是祈求村里全面发展的，不是仅以丰渔为目的的祭祀。但是，海岸地区的别神巫事丰渔的目的特别强烈，所以称为丰渔祭。[2]尤其是在西南海岸，进行船告祀和船宴神祭或船迎神祭之名的丰渔祭，这些全都是以祈愿丰渔和平安为目的的。
这些丰渔祭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源于遵循顺应自然变化的生态生活的态度。这是通过岁时或节气的区分，顺应自然变化的方法，是对未知力量的敬畏之心的表露。因此，他们把对于掌管水和大海力量的象征物设定为龙王或城隍神，以谋求稳定的生态生活。
和生态丰渔祭相关的问题反映着关于自然，尤其是关于大海的认知结构和象征体系。这和渔民们的结构性时间观念有关，即所谓的生态性时间就是依据自然环境的变化过程而决定的时间概念，所谓的结构性时间就是以那样的生态时间为基础，在认知结构里将其概念化而反映的制度化的时间。[3]渔民们计算涨落潮的方法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渔民们准确地掌握着受月亮影响而发生的退潮和涨潮周期的天文学知识。他们的生计活动完全依赖这一知识。渔民们主要通过龙和城隍这一象征物将这样的依赖性概念化，以此睿智地克服生态周期或突发状况。当然，关于神格的象征性，在和陆地的神格概念重叠的结构里会被形象化，也会彼此冲突。
但是，在渔捞技术的发展这一框架里，现代科学的发达渐渐地改变着渔民们这样的认知结构，最终形成了不受岁时和节气影响的渔捞活动环境。因此，按照水路移动的鱼儿们被现代化的大型船舶和渔捞技术肆意捕捞，近海岛屿地区鱼种枯竭，最终又要导致船舶大型化或大量养殖的恶性循环。
因此，曾一度敬畏自然顺理的渔民们的认知结构又不得不用现代科学这一不同的结构来武装。在之前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丰渔祭，其意义也不可能不退色。在渔船的大型化和沿海捕捞这一恶性循环里，曾是祈愿村共同体的安宁和丰渔的丰渔祭无法正常发挥其功能，即随着船舶开始大型化、渔网或渔捞技术的发达，自古以来的丰渔祭渐渐地销声匿迹，最后到了不得不将丰渔祭指定为文化遗产的地步。当然，大规模丰渔祭（别神巫事等）的情况，其衰退的主要原因也可以说是费用，即数千万元的费用筹措并不如尽人意。因此，大规模丰渔祭从每年或三周年延长为十周年[4]，最后消失，而且宗教的、社会的环境变化也加速了丰渔祭的衰退。我们判断这不仅仅是丰渔祭，陆地的堂祭也同样如此。
但是，近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从其他观点出发再创作丰渔祭的现象。这与其说是生态丰渔祭的复原，倒不如说是对策性丰渔祭的展露；与其说是人类对自然现象无可奈何的顺应，倒不如说是有意图的权益之策。这也可能是渔民们为了克服他们生活的局限而不断地寻找对策的挣扎，即也可能是摆脱对人类活动的财物限定，以对策性生活逻辑为基础，不断地探求应对性生存战略的过程。[5]
2.丰渔祭的历史
丰渔与水相关，因此，关于水神的信仰观念很强。水神信仰是对掌管水的神进行的祭奠及信仰习俗。水神根据水的性质或规模被分为海神、江神、池沼神、泉亭神等。
在古代，关于水神的信仰很盛行，其程度仅次于天神信仰，从建国神话里出现的对水神敬仰的面貌中也可以看出来。在高句丽建国神话中，始祖朱蒙就是天神解幕漱和水神河伯之女所生。河伯的女儿柳花被敬仰为高句丽的国母神，高句丽的王们常以自己是天之子、河伯孙的后裔而感到自豪。[6]《三国遗事》东扶余篇里记载着建立东扶余的解夫娄得到了一个叫作金蛙王的孩子，这孩子是荷花池边的青蛙形象。新罗的国祖朴赫居世的王妃阏英也是鸡龙出现在叫作阏英亭的池塘，从左边肋骨之间生出的童女。新罗圣德王时期也有纯贞公的夫人水路被海龙绑架，他唱着海歌找寻夫人的故事。[7]这些都是关于水神作为国家的神被敬仰的故事。以大海和江河都是海洋文化的中心为前提时，这些古代的故事能够类推出当时人们所具有的关于水神海洋文化的意义。
丰渔祭以村祭即洞祭进行，洞祭也叫作山神祭、城隍祭、龙王祭等。洞祭的历史通过文献记录，可追溯到《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或《后汉书·东夷传》相传的三韩的祭天活动。同样，丰渔祭也可以在洞祭的脉络中如此追溯。
三国时代巫俗信仰最为特异的就是具有海洋文化南方性质的龙信仰极为普及这一事实。随着龙就是龙王这一意义的转化，龙王获得了水神的代表性。在高句丽供奉水神，朝廷直接主管进行国家规模的联合祭祀仪式水神祭，可以说是今天村祭或都堂祭等洞祭的原型，同时也是和高句丽神话及王朝传说结合并形成其基层结构的祭仪。[8]
古代社会以海洋和江河为中心，把与水相关的神摆在了他们的中心信仰的位置，这是极为有趣的事情。因为这是丰渔祭超越了单纯地祈愿丰渔和渔村安宁的层次，成为能够类推出海洋文化丰渔祭的历史脉络的好证据。像这样的丰渔祭经过以后的时代，也被分化，也生成新的形态，就这样一直走到了今天。但是，在古代的国家活动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以村为单位的丰渔祭，关于这一点无从知晓。
本文将要考察的西南海岛屿地区的丰渔祭中，与岛屿相关的堂祭祭仪是自壬辰倭乱以后由从内陆沿岸地区移居来的人们形成的文化传统。如果以这一事实为前提的话，也可以看作是从内陆型转变成为岛屿型的形态。[9]但是，不论这是依靠官府政策还是凭借自然现象，因为要以全体居民新移居这一点为前提，所以从海洋文化圈的渔捞信仰这一层面出发，应该紧跟其后对和陆地的堂祭不相关的独特的丰渔祭仪进行细致的考察。
3.丰渔祭的类型及神格
丰渔祭是指祈求渔业生产丰足的祭仪。一定要做区分的话，可以分为广义的丰渔祭和狭义的丰渔祭。前者是由巫师主导的村祭等大规模的祭仪，后者属于个人告祀等小规模的祭仪。本文不仅论述被叫作丰渔祭的广义祭仪，而且个人告祀等和丰渔相关的狭义的祭仪也包括在内。
姜南洙在他的文章《南海丰渔祭的类型》中指出从祭仪的基础来看，丰渔祭在精神背景方面和村祭没有大的差异，但在形式方面和村祭即所谓的堂祭有很大差异。并以此为前提，作为村祭的下位概念，设定了丰渔祭的分类，即丰渔祭是由村子集体执行的民间信仰这一点相同，在上位范畴以村为单位的祭祀中却是部分执行。但如果以丰渔祭还包括不以村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的告祀为前提的话，将其设定为村祭的下位分类还需商榷，即陆地的堂祭和渔村的丰渔祭应该在同一范畴内论述，经过漫长的变迁，相互融合了。
丰渔祭是在孤岛和沿岸渔民间扎根很深的土著信仰。虽然信奉的神有所差异，但祈求安宁和丰饶这一点；具有以现世的利益为基础的祈福性宗教观念这一点；沉潜在民间精神的深层，有时浮上来，有时又退潮这一点；具有流行性这一点；等等，和内陆地区的堂祭几乎没有不同。[10]
丰渔祭会以和村祭相关的形态出现，也会以独立的形态出现。和村祭相关的形态在全罗南道丽川郡突山邑新福里的龙王祭、莞岛金塘岛的堂祭等沿岸岛屿地区的堂祭中轻易可见。它们共同的仪式是先向守护山和村子的神祈愿，然后来到海边祈愿丰渔和消除海上灾难。孤岛的丰渔祭也是基本的祈愿仪式，可以看成是缘于农耕民的丰年祭。但是，正如在丰渔祭的历史中可以考察到的那样，如果在古代社会进行了对水神或海神的国家礼仪的话，那么把从山神开始的连接结构一般化多少有些勉强。
仅以丰渔祭为目的的祭仪可以在巨文岛的老头祭、菀岛金塘岛紫菜帘丰渔祭、金塘岛囊长网丰渔祭、高兴郡罗老岛西防洪堤丰渔祭等中发现。[11]这些丰渔祭的类型不是和陆地的堂祭融合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是丰渔祭的固有形态。丰渔祭的神格地域偏差很大，综合姜南洙的整理如下：
第一，以笼统的神为对象进行祈愿祭的情况；
第二，具体掌管某一时期的神；
第三，治理某个海域的龙王；
第四，掌管某个月大海的风神；
第五，以特定图腾为对象进行丰渔祭的情况。
丰渔祭其主神格是龙王。因此，在丰渔祭中，龙王祭的形态出现得最多。龙不仅对于农耕民来说很重要，对于渔民们来说也是。龙作为渔捞信仰的重要对象被一直崇拜，那是因为龙一直被传承为生活在海底龙宫支配大海的龙王。想要通过龙王的庇佑达到安全航海作业还有丰渔目的的祭祀是龙王祭、丰渔祭。龙王祭可以列举小黑山岛大里1区的可居岛龙王祭。
海神祭的形态很难发现和龙王祭的本质性差别。从巨文岛船歌的前半部分听到的“船王构建发愿文”中也能够确认该事实。根据这个事实，在东海有青龙、南海有赤龙、西海有白龙、北海有黑龙以及中央有黄龙。[12]这和巫俗的青帝之神、赤帝之神、白帝之神、黑帝之神、黄帝之神相通。所谓的海神概念不仅指龙王，也包括陆地的鬼神。海神祭如下楸子岛海神祭、芦花邑甫吉岛礼松里海神祭。
风神祭是从阴历二月初一开始到二十日，历时二十余天。是在岭南、江原或其他海岸地区向风神进行的祭祀。风神也被称为“岭东奶奶”“风神奶奶”“岭东风”“2月奶奶”“风伯”等。《东国岁时记》中将岭南的家神祭称为“岭东”[13]。如在济州岛各处进行的灵登祭和每年4月进行的珍岛灵登祭。
船神祭形态如东海的别神巫事、西海的船进水祭。在西海岸地区有叫作船入水祭或神宴、船下水告祀的丰渔祭，就相当于今天的船进水仪式。船进水祭的祭仪一般不请巫婆，由船主和造船的木匠行礼、敬酒就结束，但偶尔富有的船主特别至诚，也能够以“神宴”之名请来巫婆，隆重地举行神祭。
船告祀有多种形态：在船干燥之后，初次将其潜入大海的时候在船上进行的祭祀叫作“进水仪式型船告祀”。捕捞歉收时也进行船告祀，全都具有丰渔祭的性质。船告祀最常见到的就是丰渔祭。
和船告祀相关的神格除了龙王，还有城隍，即船神，也被叫作船王，船城隍（城隍）、灶神、神灵、船神灵等。船上信仰的城隍与内陆的城隍不同，是从船王借用而来的，为了和内陆的城隍加以区分，称为船城隍。船城隍信仰中分为没有身体的无身体型的城隍信仰和有身体的城隍信仰两种。当然，有身体的城隍信仰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身体的，而是随着神的概念从抽象的概念渐渐向具体概念发展，从原来的无身体型变成了有身体型。[14]
船告祀可以分为两种：村子共同进行的丰渔祭、迎接龙神丰渔祭、船入水祭、大洞祭、纛祭、行船告祀、龙王祭、船王祭等和个人进行的船祭。[15]船告祀主要的形态就是出海捕鱼前到海边或船上进行，如丽水影堂的海神祭、木浦的行船风葬祭、珍岛的龙王祭、西南海岸永川郡安岛纛祭、巽竹岛四海龙王祭、筏桥邑大浦里上堂祭中的纛祭、在菀岛郡甫吉岛先昌里祭祀岩石进行的纛祭、黑山岛礼里的纛祭（与上堂祭无关，择日进行）、黑山岛镇里龙神祭、黑山岛水里纛祭等。[16]
纛祭是一种在远海地区能够见到的下堂祭。但所有的丰渔祭并不是只具有祭仪的性质，反而可以看作是通过祭仪的形式，担当着村庆典的功能。何晓吉在他的文章《西海岸地区丰渔祭的形态和特征》中分别比较了蝟岛大里、镇里食岛里的村丰渔祭，将各祭仪的形态和过程的特征论述如下。
这些村子的祭仪从整体来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具有共同特征的同时，在具体的方面又具有各自不同的形态。但是，蝟岛地区丰渔祭的整体特征是它具有两面性，即具有信仰性很强的宗教礼仪的同时，又具有伴随着歌曲和舞蹈的娱乐性很强的村子庆典的性质，并且就这样延续下来了。尤其是蝟岛地区的丰渔祭是巫祭型的同时，农乐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堪称是农乐形态。把农乐队安排在前面的堂祭以及村子的龙王祭和道厅神祭，还有农乐游戏等农乐在祭仪的进行过程和结构方面担当重要功能。农乐队对于祭仪来说，和负责祭祀的祭官、司祭、巫师一起成为重要的部分。农乐正在成为伴随着祭仪全过程的音乐。同时，在祭仪幕间与舞蹈融合的游戏中、在道厅神祭、龙王祭等的庭院游戏中，农乐也成为了主要部分。
济州岛传统渔捞作业
作为曾一度是黄花鱼捕捞渔场的重要码头，在大里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每隔几天举行大的神祭，龙王祭作为大的祭仪保留下来。而镇里随着其主业转变成了农业，不再直接进行仅为了自身的丰渔祈愿，作为行政中心地，变成了祈愿岛屿全体平安和丰渔等的礼仪性很强的祭仪。[17]
综合上述内容，丰渔祭既可以定义为了渔捞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祭仪，又是庆典。但是和陆地的堂祭相比，对自然环境更加敏感的丰渔祭可以说是祭仪性质被强化了的形态。换言之，相对具有很强的生态性。而且这个团体祭仪从正式准备出海捕鱼的季节转折点来看，具有新年开始的时间性和每年反复的周期性，目的是为了祈愿丰饶、共同体成员的和谐，即，在这样的祭仪中表露出了希望具有充足的生产力和集体的自卫本能。[18]
渔捞环境的变化和捕捞区域的变化
1.船舶的发达
船舶的历史可是相当久远的。将船舶的历史简单地整理一下的话，船舶的推进力可以分类为人力、风力、动力。根据此分类，船舶的发展过程也可以三分为桨船时代、帆船时代、动力船时代。桨船时代从原始时代开始到10世纪左右，持续了数千年。帆船时代是从那之后到19世纪动力船普及之前。动力船时代从19世纪开始到现在一直持续着。[19]
韩国的情况是，由于三面环海的地理环境，从很早开始，以船舶为中心的海洋文化成为了繁荣发展的条件。从青铜器时代的东西来看，庆尚南道蔚州郡大谷里盘龟台岩刻画上有渔捞工作的场面和船舶的画，还有原三国时代和新罗时代制造的原木船模样的陶器。庆州雁鸭池打捞上来的原木船现在还保留着，作为最好的韩国船广为人知。文化遗产管理局和木浦海洋遗物展示馆共同挖掘出的高丽时代的菀岛船、达里岛船等也是历史时代航海史的物证。[20]
从史前时代开始慢慢到了历史时代，船的历史在以百济为代表的三国时代发挥着灿烂的光芒。新罗通过水军活动，达成了三国统一的伟业。张保皋作为清海镇大使完全独占了东北亚一带的贸易圈，其声威威震四海。新罗之后支配韩半岛的高丽在其建国过程中很好地利用了水军。之后，和中国大陆尤其是和宋朝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往来，将国际海运做大，创始了漕运制度，在西海沿岸设置漕运线，组织道部署所属的强有力的水军，镇压侵入东海岸的女真等，展开了活跃的海上活动。高丽进入中期，受到元朝的支配，水上活动萎缩，但在忠烈王时期为了远征日本而建造了很多帆船，那些帆船也佐证了高丽造船术的优秀。[21]但是，在朝鲜时代却把海洋和岛屿当作流配之地而等闲视之，古代的海洋文化未能再创辉煌，被大陆的政策和伦理淹没。更何况，帆船在近代随着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被日式的改良木船所取代，开始急剧衰退。
使船航行起来的最初手段是靠人力摇。后来人们认识到了如果从后面刮风就能够很容易摇。自此，人们想出来了如果摆放大的什么东西就能够不费力地航行。据此出现了把四方的帆挂在左右两船舷上对称撑开形态的横帆。横帆不仅可以追风，在后面斜刮的横风或是稍稍向前倾斜的风里也能够使用。横帆贯穿帆船的整个历史，一直被使用。随着船舶的大型化，很多横帆上下安置，桅杆也在前后设置了多个。
这样让帆承受风而航行的船也叫作风船、帆船、帆主船。6000多年的船史中帆船是海洋的中心性存在。19世纪后期急剧成长的工业和支撑世界贸易的动脉也是近代的大型商业帆船。这个时期以旅客和邮件、海鲜食品等输送为中心，相当于确立了汽船优势的时代。但1886年全世界的汽船船腹大概是1000万吨，与之相比，帆船达到了1200万吨（全都是100吨级别以上）。我们推断捕捞黄花鱼的帆船历史也超过300年，舵手们的航海证言也在诉说着曾有过帆船时代，水路和风的自然和谐超出了汽船时代。我们可以知道到那时为止，渔捞活动或货物输送的主力还是帆船。但是，最终帆船在世界的海洋销声匿迹，进入了20世纪汽船时代。
韩国动力船登场始于1918年。[22]但是，西南海岸动力船出现好像不是那么久远的事情。众所周知，新安郡松峙动力船登场始于1965年[23]，珍岛郡掘浦首次导入机械船的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24]我们判断曾是西海岸黄花鱼捕捞主要地区的珍岛鸟岛也是在韩国光复以后帆船被汽船所取代了。
动力船的登场引起了之前的沿岸中心渔捞传统的一大革新。曾横贯大路的商业船或客船虽是例外，但珍岛鸟岛帆船却也横贯南西海沿岸，纵横无阻，进行了黄花鱼捕捞活动。直到那时为止，大部分的渔船都没有远离汀州区域进行渔捞活动。从这种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判断与沿近海渔业为主导的原始、古代时期相比，帆船讴歌其全盛时代的时期在以沿岸渔业为主的渔捞活动中盛行丰渔祭这一生态性祭仪形态。这是被自然现象左右的当时人们的必然选择，也体现了通过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享受自给自足生活的态度。
渔捞作业
2.渔捞的发展和变化
据报告，在韩国的原始社会、古代社会，渔民主要曾使用鲍鱼矛、渔网锤、鱼钩、刺突具等工具。渔业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是重要的产业之一。但是，自从进入青铜器时代开始，因为水稻种植被引入，虽然内水网渔业变得很活跃，但造船业和刺突具渔业衰退。所以，整体来看，渔业的比重下降了。[25]
原始、古代渔业发展的背景是新石器时代后期随着人们开始旱田务农，渔捞形态从远洋捕鱼变成了内水渔业。在青铜器时代，随着水稻种植的发展，渔捞形态完全成了内水渔业。即，水稻种植和内水渔业有很大关联。但是，却无从知晓为什么渔捞形态和水稻种植一起发生了变化。并且原三国时期在南海岸内湾性渔业和远洋性渔业复苏。远洋渔业中刺突具渔业盛行的原因在《三国志·魏书·东夷傅濊条》里有记载。记载说在东濊的大海出产班鱼，后汉桓帝（147—167）时期曾朝贡海豹，即海豹对于和中国的朝贡贸易来说是很重要的品目。由此推断，远洋渔业进行得很活跃。而且，在古墓里渔具作为陪葬品被埋葬表示专职人的登场，他们的社会身份相当高，这也被认为是促使渔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6]
像这样，在原始、古代社会促使渔业发展的渔民的社会作用是承担着支撑基层文化的所有生产活动。他们通过迁移而进行的文化交流不仅相当频繁，而且是大规模的。在这样的文化里，敬畏大海的祭仪性质的文化成了他们为了自我安慰和丰渔所必需的重要条件。以前面所示的资料为根据来看，可以推测出内陆型丰渔祭和岛屿型丰渔祭很可能从很久前就开始折中并存。而且正如陪葬品所见到的那样，如果权贵们和渔捞有关联的话，至少可以揣测出集体性的、国家的祭仪曾频繁进行。
船舶的发展和渔具的发展常常步履一致。大体上讲，从照样利用自然物的鱼栅（毒杀）等原始的形态向更加功能化的方法发展。周江贤在他的文章《西海岸黄花鱼捕捞和渔业生产风俗》中阐明渔业发展如下：
1期：内湾渔业时代，这个时期鱼栅和柱木网等定制渔具和中船网是主要渔具和渔船。水产物储存技术也不成熟，主要将捕捞物盐腌处理。渔品交易也主要依靠贡品和代销商进行。因为这时渔捞工具是定制性渔具，渔捞工作主要在内湾进行，渔村的中心浦口向内湾深处发展。
2期：沿岸渔业时代，这一时期，受到日本渔民的很大影响，随着
网渔船的引进，渔船渔业发达，渔品交易量也增多，依靠代销商和渔业行会，渔品交易活跃进行。依靠渔业渔船，随着渔捞水域向沿海扩大，渐渐向内湾入口方向移动了。
3期：近海及养殖渔业时代，随着渔船的动力化和大型化，大型港湾建设成为需要。因此，渔港功能向内湾入口方向移动，渔船的活动范围扩大，渔捞水域向近海扩大。而且，内湾和海岸的水产资源枯竭，新的养殖技术的导入，紫菜、蛤仔养殖等养殖业发达。
4期：远洋渔业时期，随着沿近海的鱼类枯竭，以1957年印度洋金枪鱼渔业为起点，主要特征是大规模船队和大型渔船、现代化的机械化渔具。
这种渔业的变化当然也和渔捞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举个例子来说，西海岸林庆业将军的渔捞信仰和朝鲜后期的毒杀渔业传统有关。[27]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渔业传统的变迁最终和社会经济的变化一起，助长了丰渔祭的消失。换言之，这样的渔捞活动里，凝缩着使之成为可能的节气智慧，渔民们把这个通过祭仪的形式还有增添庆典成分表现出来，将全面主管海洋的神概念化，通过对神的祭仪，希望自身安宁。
3.鱼路的切断和鱼种的变化
以西南海岸为中心的韩国的海和从中国南半部衔接的鱼路移动有着密切关联。所说的黑潮海流和北大西洋的湾流同属于世界范围的大海流影响范围之下。
黑潮吕宋（Luzon），自台湾东面开始，沿琉球群岛西面的东海大陆架外沿以1—2.5节流速，幅度数十海里北上，在庵美大岛的北西面分离成为对马暖流，经过大韩海峡，流入东海。[28]这巨大的水路根据季节和降水量、温度、风速等一起对鱼类的产卵或移动产生莫大的影响，我们说根据水的涨落而形成与渔捞岁时相关的多种风俗也不为过。
除了海藻类以外的渔船渔业的对象鱼类主要具有回流这样的生态特征。根据鱼类的回流进行渔捞活动。按照回流路，形成渔场，使其捕捞成为可能。因此，渔场的形成和渔民的渔业力由鱼类的生态所左右，这是渔业的不确定性因素中最为基本的。[29]因此，这种不确定性使渔民们敬畏自然的意识加强了，这又通过祭仪这种形式深深地内化到生活当中。
当然，鱼类的回流是按照水路移动的。这种移动与温度和沿岸环境等诸多条件相关。至少在地球温暖化等的主犯，即产业社会有进展之前，鱼类的回流将长久地持续着。
但是，从历史记录来看，即使渔捞不严重，其产量也减少了。或是相反，即使长期持续相当量的渔捞也还能丰渔的情况也是常有的。20世纪30年代末韩国东海岸沙丁鱼群的繁衍和几年后不知缘由的衰退，20世纪70年代南东太平洋的凤尾鱼类的繁衍和衰退等就是代表性的例子。这是一个与人类对鱼类的渔捞活动不同的机制作用于海洋生态界的证据。[30]但是，本文要探讨的是由于船舶的大型化和渔捞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乱捕，前一例并不是与此截然相反的情况。最近关于哪些环境因素对鱼类的盛衰产生最大影响的研究也没有定论。但是，很明确的是，鱼类幼时经历的诸多海洋环境（海水温度、盐分、海流等）综合对鱼类起作用，对日后的资源量产生影响。
与鱼类回流相关的这些环境影响在西南海的代表性鱼种黄花鱼移动的消失上体现得非常明显。黄花鱼沿着黑潮支流北上西海岸，在七山岛及延坪岛等地产卵后又重新下来。
关于黄花鱼回流渠道，崔如久阐述了稍微不同的见解[31]。他认为黄花鱼的回流分为两群，一群是从4月中旬开始到5月下旬，经过忠清道和京畿道沿岸，进入海州湾，另一群从4月中旬开始到6月上旬进入平安南北道沿岸。黄花鱼的回流从济州岛南西边开始，一直到朝鲜全境。他认为这虽是事实，却是不同的黄花鱼群。正如崔如久的见解那样，虽然有鱼群进入延坪（海州湾）方向和大和岛，但与之不同，进入七山海的另有鱼群。七山海的渔民们也主张进入七山的黄花鱼产卵后会马上回去，通过实地调查已经阐明。因此，七山黄花鱼和延坪黄花鱼、大和岛黄花鱼三者最为重要，各自的捕捞量也很多。[32]
像这样以黄花鱼为代表的回流性鱼类根据季节各自向韩半岛沿岸移动，渔民们跟随着这种移动展开渔捞活动。但是，有个事实很重要，就是不会违背岁时和节气胡乱捕捞。
西南海岸渔民们共有的意识之一就是涨潮日既是出海捕鱼日又是告祀日。他们一月两次参与渔捞。当然，出海捕鱼时会虔诚地进行祈愿丰渔的船告祀。这可以说是如实地展现了渔民们所具有的自然顺应性生态观的实例。[33]
还有，他们彻底信奉以一年为单位的循环渔业观念。在七山海曾专门负责黄花鱼渔业的珍岛郡鸟岛面地区渔民们寒食出海捕鱼，3、4月左右在七山岛捕捞黄花鱼。5、6月左右也上到延坪岛渔场，不然就会重新下来在屏风岛外沿海用延绳（浮钓）捕捞回流而下的黄花鱼。[34]
至少在被动力船所代替之前，他们固守着这样循环性的渔捞活动。通过和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西海岸使用曾最为庞大的黄花鱼捕捞渔船的人们固守循环性逻辑。与此相同，其他沿岸渔业渔民们的自然顺应性循环渔捞活动也毋庸置疑。因此，出海捕捞黄花鱼的时候，船主和船工们隆重举行的丰渔祭就是承载着那样的生态性适应逻辑的祭仪。传统渔业之一的渔簖也在堵住水口捕获的现象里蕴藏着生态性功能。当然要进行渔簖告祀，一次渔簖结束的话，在一定期间就不会再进行，并且使用能够漏掉鱼苗的那种网以保障鱼种的繁殖。
但是，船舶的发展和渔具的发展堵住了回流性鱼类所经过的要道。从黄花鱼的情况来看，自韩国光复以后引进大型捕鱼船开始，大型渔船抢先进入回流的鱼路，一直进入到东海，鱼类回流前进的道路被阻断了。因此，形成大型渔场和海上鲜鱼集市，全盛时期的特色——七山岛、延坪岛渔场慢慢地消失了。与此同时，曾进行的丰渔祭也销声匿迹，也许也是必然的结果。韩国渔业资源的现状简要介绍如下。
韩国的水产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止，以沿近海渔业为主，总生产量不过大约40万吨。但是，经过70年代与产业现代化同步的远洋渔业的发展，韩国开始跻身世界性水产业国之一。进入80年代，养殖渔业也有很大发展。因此，韩国的水产业可以分为沿近海渔业、远洋渔业、养殖渔业。1989年度，各类渔业生产占总渔业生产量332万吨中的151万吨（45%），93万吨（28%），85万吨（26%）。渔业总生产额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大概2%，即2兆6800亿韩元。其中，沿近海渔业1兆3700亿韩元（51%），远洋渔业8300亿韩元（31%），养殖渔业4000亿韩元（15%）。[35]
就算是排除古代的渔捞活动在外也是，可以说这完全与沿岸渔业为主流的韩国光复以前的帆船时代形成比较。这可以让我们解读到由于远洋渔业的活跃，鱼路被阻断，近沿海捕鱼量减少，从而转向了海藻类养殖或鱼类养殖。事实上，西南海岸主要渔业之一的紫菜养殖也是在代替捕鱼的前提下进行大量养殖的，这一历史如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紫菜养殖技术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为起点，取得了巨大发展，以致生产量增加及养殖地区扩大。如果按照时期来考察养殖技术变化的话，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确立了人工采苗技术，成功开发合成纤维网篊。原来的竹篊开始被网篊取代并普及。通过20世纪70年代网篊的普及扩大，引进高产性新品种，人工孢子培养成功（1976年），漂浮式养殖技术普及（1978年以后）等，奠定了大量生产的基础。还有，我们可以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加工机械化，跨进了不受天气制约而生产的正式的大量生产体制（《新渔民》1985年9月号，19—29参考）。[36]
取代了捕鱼的诸多养殖类的丰渔概念无法具有以前时代丰渔祭那样的实效性。因为节气和季节所赋予的崇高在科学化的养殖环境里无法体现其功能。因此，正如前面陈述的例子中能够了解到的那样，以船舶为代表的渔捞的发展为与节气性渔捞活动相关的丰渔祭的弱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下面关于近代世界性渔捞活动的报告非常清楚地暴露出了我们面临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少量的渔捞活动对于因为乱捕捞而减少的水产资源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战争后在战争中发展的水中探知器之类的科学技术正式被应用于水产业。由于渔船的大型化，渔场被扩张到了远海，最终跨入了正式的远洋渔业时代，即新渔场的开辟和鱼种的开发活跃进行，迎来了大量捕捞的时代。这一点可以从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总鱼类生产只不过是2000万吨，而在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分别为3000万吨、5000万吨、7000万吨、8000万吨这样的增长中可以得知。[37]
用科学化的装备肆意乱捕的渔捞方法动摇了直到现在为止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渔民们的生态性认知结构。因此，在无视节气和气候也能够到远海打捞的现实里，丰渔祭的立足根据已经弱化了。
报道称鱼类资源的枯竭除了船舶、捕鱼方法、渔具的发展之外，产业化所带来的公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不仅破坏了陆地的生态界，也搅乱了海洋秩序，给鱼类的生态带来了坏影响。事实上到了20世纪初，一些鱼种的减少开始变得很明显。人们开始通过缔结国际性的水产协定来管理那些移动性很强的海洋鱼种。现在国家间针对捕捞区域的争执，想要通过渔捞地区许可制度来限制乱捕，适度减少渔船的这些尝试也是此类的提案。
【注释】
[1]李京叶：《岛屿地区堂祭的传承环境和生态学适用》，载《历史民俗学》第10期（2000），第241页。
[2]《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23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第657页。
[3]全敬洙：《岛屿人们的风俗和生活》，见《韩国的基层文化》，韩吉社，1986年，第125页。
[4]权三文：《通过明太和黄花鱼捕捞看渔业体系的地域性》，见《民俗文化的地域性和普遍性》，集文堂，1999年，第221页。
[5]全敬洙：《岛屿人们的风俗和生活》，同上书（1986），第130页。
[6]《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13卷，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年，第219页。
[7]同上书，第220页。
[8]《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13卷，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年，第221页。
[9]李京叶：《岛屿地区堂祭的传承环境和生态学适应》，同上书，第235页。
[10]姜南洙：《南海丰渔祭的类型》，见《南海的民俗文化》，1991年，第68页。
[11]姜南洙，同上书，第78—83页。
[12]姜南洙，同上书，第88页。
[13]《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23卷，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年，第654页。
[14]朴敬洪：《韩国渔捞民俗考察——以船城隍为中心》，见《巫俗信仰》，教务社，1989年，第410页。
[15]崔德远：《南道的渔捞信仰》，见《南道的民俗文化》，密斡，1994年，第56页。
[16]同上书，第55—88页。
[17]何晓吉：《西海岸地区丰渔祭的形态和特征》，载《中央大民俗学》第3辑，1991年，第320页。
[18]周江贤：《西海岸黄花鱼捕捞和渔业生产风俗》，载《历史民俗》创刊号，理论科出版社，1991年，第118页。
[19]林镇洙：《船舶所走过的历程》，载《海洋文化》第2期，海洋文化财团，1999年，第13页。
[20]《传统韩船和渔捞民俗》，国立海洋文物展示馆，1997年，第17页。
[21]何海东：《通过韩国帆船的游艇轨迹》，载《海洋和文化2000.4》，海洋文化财团，2000年，第184页。
[22]金洪藉：《飞禽岛渔村的船队和工作组织》，见《韩国渔村的落后和适应》，集文堂，1992年，第350页。
[23]同上书，第350页。
[24]邱阳熙：《珍岛渔村的工作方式和游戏》，同上书，第397页。
[25]金建寿：《韩国原史古代的渔捞文化》，学研文化社，1999年，第256页。
[26]金建寿：《韩国原史古代的渔捞文化》，学研文化社，1999年，第256页。
[27]周江贤：《西海岸黄花鱼捕捞和渔业生产风俗》，载《历史民俗》创刊号，理论科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28]李基宇：《韩国近海海上志》，集文堂，1992年，第65页起。
[29]权三文：《从明太和黄花鱼捕捞来看渔业体系的地区性》，见《民俗文化的地域性和普遍性》，1999年，第214页。
[30]金首岩：《水产资源评价论》，雨城文化社，1991，第29页。
[31]《朝鲜的鱼类》，平壤：科学院出版社，1964。
[32]朱强贤：《关于黄花鱼的沉思》，同族报社，1998年，第43页脚注。
[33]韩洋培（73）渔业、黄花鱼捕捞渔船经历20年，2001年3月15日起与罗胜万教授和笔者进行了面谈调查。
[34]李冠学（50）渔业、珍岛郡鸟岛面竹项岛里，2001年3月22日与罗胜万、李京叶、笔者等进行了面谈调查。
[35]金首岩：《水产资源评价论》，第157页。
[36]朴金花：《紫菜养殖的扩大和渔村的变化》，见《韩国渔村的落后和适应》，集文堂，1992年，第127页。
[37]金首岩，《水产资源评价论》，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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