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寸金莲”与中国的人才政策

4.“郑人买履”、“三寸金莲”与中国的人才政策

关于人才引进的问题，各界早已议论多时了。笔者认为，关键是我们没有制定出科学的人才鉴定标准。由此，想到了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即“郑人买履”。故事的情节大家都熟悉，它的核心内容就是：那个买鞋的人“宁信度，无自信也”，结果那个可怜的郑人没有买到自己需要的鞋子。这个故事的隐喻意义非常有趣，我们不妨把故事里的尺子引申为今天各部门引进人才时制定的各类标准。各部门以此标准来衡量所要引进的人才，认定只有完全符合这个标准的才能被称做人才，如果有一条标准不符合，那么这个人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纵观国内各类人才计划，其采用的人才鉴别标准基本上都是典型的“郑人买履”式的。不可否认，按照这个标准，我们确实也引进了一些人才，但是这种僵化的人才政策，更多的是把很多潜在的人才过滤掉了。笔者曾与朋友戏言，这种模式引进的人才都是整齐划一的“三寸金莲”式的人才。只是看起来很美。而且，在这种标准主导下出现的荒谬结论是：凡是不符合“三寸金莲”标准的都不是人才。

我们不妨按照当下“千人计划”的标准来解读一下这个政策所设定的门槛，不难发现其中所蕴涵的“郑人买履”式的灰色幽默成分。“千人计划”的主要标准有如下几条“硬件”：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国外科研机构取得正教授的任职资格、年龄在55周岁以下。这3条硬标准，就相当于郑人买鞋子时内心牢记的尺寸。坦率地说，这三条标准，哪一条都与构成人才的实质内涵没有多少必然的联系。我们有理由质疑其中任何一个硬条件：难道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就一定是不合格的、就没有能力做出好的科研成果吗?国内获得的教授资格就完全不合格吗?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国内的主要管理部门已经无形中默认或者宣判国内评价系统所遴选出的教授、博士等都是不合格的，更有甚者，权力部门已经半公开地认定国内的评价体制已完全失败，为了应对无序状态，只有借助于国外现成的评价体系来甄别人才。这种做法无非是被迫承认国外的科研体制比我们的合理，进而把国外科技水平的先进完全等价于各种资格的合格而已，至于55周岁的年龄约定更是没有任何根据，很难说55与56之间有多大区别，这种区别的判定依据如何制定?从这种简单解读中，我们或许已经发现了“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中暗含的荒谬预设。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从国家层面开始运行的人才政策就暗含了太多的荒谬预设，那么，可以很自然地联想到下一级人才政策的理论预设将是更为严重的买履模式的模式。如目前国家层面的人才政策，除了上面提到的“千人计划”外，还有著名的“长江学者计划”，其招聘条件中就有一条：国外应聘者一般应担任高水平大学助理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其他相应职位;国内应聘者应担任教授或相应职位。而实际的运作情况是，2004年公布的第六批入选者为190人，其中181人有海外工作或留学经历。“长江学者计划”已经基本变为海外学者升迁的跳板。试问，这个计划对于国内人才的培养还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吗?不客气地说，这类计划的实施已经无声地宣告，国内高端人才培养体制已经被放弃，至少国内人才在高端市场已经没有多少机会和空间。目前，各类高端人才计划的硬件要求基本都是如此，而且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国内高端人才培养体系基本上处于全部沦陷的境遇，问题是这些标准与人才的实质有多大关系。

“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存在很多弊端，主要表现有如下三点：其一，我们用各种设定的看起来很严格的外在标准，草率地等价于一个人的内在创造力，其实这种预设是很成问题的。其二，我们的人才政策过于向高端人才倾斜，这种选择对于政绩来说立竿见影，而中端人才的培养则被几乎完全忽略，这种结构安排导致国内通向高端人才的道路被切断，它引发的潜在后果就是人才的“挤出效应”。为了获得承认，只有通过先出去，然后再回来，这就使得国内整体的人才结构呈现出哑铃结构，而一个合理的人才队伍结构应是金字塔形的，长此以往将导致国内科技活力出现退化的现象。其三，这种人才政策模式无法回避引进的高端人才处于边际产出递减状态。由于人才创造力的生命周期存在明显的上升期、高峰期与下降期，那些取得高级职位的人才大多处于创造力由高峰向下降期转变的阶段。这个时候，他的边际产出是下降的，此时的引进应该说是很不经济的：引进费用高，而产出处于下降状态，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在这点上，美国人的做法恰恰与我们相反，他们每年用廉价的费用从世界各地招收大批低层次有潜质的人才，而这批人才正处于创造力快速上升阶段，边际产出也在快速增加。然后，我们看到美国用很少的投入收获了这批成果，获得了实实在在的竞争力，以及那些被我们严重低估的人才价值的差额;相反，我们则是把那些创造力处于边际产出下降阶段的符号型人才高价引进来，而收获的却是仅仅具有符号性装饰意义的“三寸金莲”式的人才库存。这种差异反映的是两种人才政策对于未来的把握。我们遭遇的困境是“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无法克服的。之所以相信那些僵化的标准，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人才的实质是什么。因而，无法制定出符合人才实际的甄别标准。晚清龚自珍曾作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客观地说，现行的人才判别标准甚至都赶不上龚自珍的眼界，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将导致未来国内无高端人才可用的局面，因为，那些有潜力者在这种扭曲政策下无法获得应有的承认，为了众所周知的原因，甚至不惜“削足适履”，也要“走出国门”，因为这是他唯一合理的选择，用出卖创造力换取国人热衷的符号资本，中老年时再被高调引回颐养天年，从而造就国内高端人才市场出现大面积好看的“三寸金莲”群，可惜的是，国家的创造活力被“郑人买履”式的人才政策消耗殆尽。

鉴于以上考虑，一个合理的人才鉴别标准应该是按照人才的边际产出来衡量，而不是那些标志过去成就的符号。根据边际产出的变化，我们可以比较合理地鉴别出真正的人才。这个标准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准确地把握创造力的实质，并有效地消除各种装饰因素造成的鉴别干扰，从而为国家的未来孕育更多的活力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