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图书采访理论

一、中国古典图书采访理论

在中国古代的藏书楼时期，文献采访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古代藏书家不仅非常重视文献采访，而且注意对藏书实践进行总结，留下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论述。但我国古代比较系统的藏书建设理论与方法是在宋代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尤以明清时期私人藏书家的有关著述影响最大。他们在藏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对文献采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留下了诸多著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采访理论，颇受后世藏书家尊崇和效法。

(一)“求书八法”

“求书八法”是宋代著名目录学家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一书中提出来的，《校雠略》中的《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是我国古代有关藏书建设的经典系统论述。郑樵在《校雠略》中指出：“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当不一于所求也。”^[1]归纳起来就是要按照图书和收藏的类别、按照人物的居住地与事件的发生地、按照图书的性质和收藏处所、按照图书的流传情况等访求图书的方法。郑樵特别强调“求书之道有八”，“当不一于所求也”，也就是说，虽然访求图书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能拘泥于某一种方法，而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去访求图书。郑樵的“求书八法”全面而系统地揭示了我国古代官府藏书和私人藏书访求图书的历史经验，被后世许多藏书家奉为访求图书的重要准则。

(二)“购书三术”与“鉴书五法”

“购书三术”与“鉴书五法”是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火业积30多年的藏书经验而提出的，他所撰写的《澹生堂藏书约》是有感于藏书聚而散，散而复聚的历史教训，专为“令儿辈朝夕观省”而编撰的一部家训。全书共分《读书训》、《聚书训》和《藏书训略》三个部分，其中《读书训》和《聚书训》主要是抄录“古人聚书、读书足为规训”的事迹，而《藏书训略》则是作者自叙其平生购求图书、鉴别图书经验的理论著作。他系统总结了读书、聚书、购书、鉴书的经验，在“求书八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三种购书方法：辑佚法，分析法和编制采访目录法。

祁承火业的《藏书训略》内容分为购书和鉴书两个部分，在购书上他提出了购求图书的三个基本方法，于《藏书训略》开头指明：“夫购书无他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巧。”^[2]被称之为“购书三术”；在鉴书上他提出了“鉴书五法”：“夫藏书之要在识鉴，而识鉴所用者在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而别品类，如此而已。”^[3]所谓“审轻重，就是要注重早期的著作和版本。所谓“辨真伪”就是要辨别图书的真伪。所谓“核名实”就是要对同名异书、名亡实存等图书的变化情况“逐一研核，不为前人所谩”。所谓“权缓急”就是不必讲求“博洽”，要注重“世用”，分清轻重缓急，按照先史后经，然后子集等次序收集图书。所谓“别品类”则是要准确类分图书。

(三)购求书之“六难”

购求书籍的“六难”是清代藏书家孙庆增在其撰写的《藏书记要》一书中提出的，这是一部古代全面论述藏书技术的专著，也是一部十分经典的藏书建设论著。《藏书记要》共分：购求、鉴别、钞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和曝书八则，对于如何搜藏古籍的技术阐述得比较详细，甚至比《澹生堂藏书约》还要精密，但其艺术感染力与《澹生堂藏书约》相比则有所不及。

孙庆增在《藏书记要》中的第一则购求中说：“购求书籍，是最难事，亦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他认为购求书籍有“六难”：“知有是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难也。知好而求之矣，而必于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于一时，不能复购于异日，三难也。不能搜之于书佣，不能求之于旧家，四难也。但知近求，不知远购，五难也。不知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辨论字纸，贸贸购求，每多缺佚，终无善本，六难也。有此六难，则虽有爱书之人，而能藏书者，鲜矣。”尽管购求书籍有“六难”，孙庆增还是将之喻为“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他认为“购之求之，得一善本为美事”。对于难得之书“或偕之闲访于坊家，密求于冷铺，于无心中得一最难得之书籍，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之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世间一大韵事乎”。此足见其对购书求书的痴迷，不惜倾家荡产。“至于罗列已多，收藏既富，牙签锦轴，鳞比星章，不待外求而珍宝悉备，以此为乐，胜于南面百城多矣。”^[4]这是他图书购置后愉悦心情的真实写照。

谭卓垣在《清代图书馆发展史》中曾评价道：“孙所写这本手册是整个19世纪时代唯一的一本向私人藏书家交代图书馆学术的参考书。令人惊奇的是它所提出的建议，一向为收藏家所谨守不渝，直至今日对现代的中国图书馆犹具有影响。编辑珍本书目时用的许多术语皆出自该书，更不谈鉴别宋、元版本的规范之胥以此书为圭臬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藏书记要》的价值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四)置书要略之法

置书要略之法是由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所反映的藏书建设思想，叶德辉在《藏书十约序》中说：“国初孙庆增著《藏书记要》，详论购书之法与藏书之宜，以及宋刻名抄，何者为精，何者为劣，指陈得失，语重心长，洵收藏之指南，而汲古之修绠也。”“因举历年之见闻，证以阅历之所得，述为十约，以代家书，子孙守之去之，余固不暇计矣。”

《藏书十约》的特点主要在于结合了南方地带藏书应注意的事项提出其经验，阐述了购置图书要分清主次要略，辨明真伪优劣，择优而藏的观点。全篇共分：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十约，对于私人收藏古籍的方法，讨论甚为周详。如购置一中说：“置书先经部，次史部，次丛书。经先十三经，史先二十四史，丛书先其种类多校刻精者。初置书时，岂能四部完备，于此入手，方不至误入歧途。”^[5]其后对各种版本优劣一一阐述，强调对优良版本的收藏，主张购书要精，“宁可阙如，不可取以充数也。”

前人总结的这些购书方法，虽然现在仍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但它受到封闭式藏书楼时代的局限，只适应以个人为主体的分散购书体制。现代图书馆文献采集向着社会化和整体化方向发展，它受到文献类型、出版发行、社会需求及图书馆藏书发展多种条件的制约，远非古代藏书楼和近代图书馆藏书补充方法所能比拟。因此，在现代社会繁纷复杂的情况下，必须采用多种文献资源购求方式，才能完成采集文献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