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香港的合作治理

2011年6月17日，“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的合作治理——趋势、视角及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合作治理研究中心主办，《国际公共管理期刊》协办。会议旨在加强国内外高校与相关学术机构在中国合作治理领域的沟通，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通过相互学习和探讨，交流合作治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由香港城市大学公共与社会行政系公婷教授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敬乂嘉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副校长、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教授莅临并致辞。他指出合作治理对于改革中的中国政府与公共管理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直言中国行政管理学科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祝愿与会学者能够通过相关研究，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实践提出重要的总结和建议。

本次会议筹委会从20余份提交的论文计划中严格挑选了12篇论文参加会议。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英国等国的12名学者与会。本次会议的特点是以中国为着眼点，探讨合作治理理论在欧美发达国家之外地区的适用。在17日一天里，与会学者就各自研究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来自香港大学的里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教授以《网络化行为、伙伴关系结构以及公共性：可持续发展项目绩效的依据》为题，探讨了在复杂的政策领域中的网络行为、伙伴关系结构以及公共性的特点。他认为，网络化合作的特性诸如信任、平等、互惠以及网络化行为都会随着公共性而有所差异，但是都会为项目的绩效作出积极的贡献。通过对香港的可持续发展项目的问卷调研和访谈的分析，他确认了伙伴关系特征、网络行为以及公共性对网络绩效的重要作用。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的谢俊义助理教授以《合作领导权和感知绩效：台北户籍服务的案例研究》为题发言。这项研究试图检验一些合作特征对感知到的绩效的影响，这些特征涵盖了工作环境、资源协助、利益相关者支持等方面。谢俊义对台北市户籍服务的政府雇员进行了调研后发现，工作环境和资源援助对于可感知绩效能够产生影响，这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然而，这项研究没有发现前人的研究提及的另一现象，即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有助于合作治理绩效的提高。作者认为文化因素可以解释这种差距。

香港城市大学的公婷教授以《合作治理时代的反腐：美国和中国的案例》为题发表演讲。她指出，合作治理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一是政府的任务是掌舵而非划桨，二是政府通常与合作者分享公共权力，而非像老式的公共管理制度那样依赖命令与控制。她在承认合作治理创新性的同时，也指出在合作治理过程中，由于存在职能外包等造成了腐败。作者提出以合作的方式在合作治理领域进行反腐——即在反腐败工作中引入第三部门的力量，完善内部举报机制，以及引入公益代位（qui tam）或类似机制的可行性。

霍普金斯大学的丹尼尔·古特曼（Daniel Guttman）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操作系统间的转换：中美治理方式之比较》。他指出在中美两国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存在着一些承担相似任务甚至拥有相同名称的现象或观念，但它们相互之间却有很大差异。为了能够研究中美之间的一些核心的治理概念并使之行之有效，我们需要一个框架去完成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的转换——理解一些通用概念在实践中的含义，这些概念是在何处嵌入不同的操作系统，以及如何嵌入。他以气候变迁应对措施、环境治理、央地关系、公共利益相关法律问题等方面为例，分析了中美两国公共管理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层面的巨大差异。

来自香港大学的伊丽莎·李（Eliza Lee）副教授探讨了《香港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中的网络构造之影响因素》。在分析香港非营利治理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影响社会组织网络规模的四种因素：组织规模、资源依赖、项目需求，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她的分析显示，在香港政府改革其社会组织政策前后两个时代中形成的社会组织的网络行为方式是不同的。

复旦大学敬乂嘉教授和纽约城市大学陈斌助理教授的论文题目是《社会服务竞争性外包真的存在竞争吗？重建政府——非营利部门间关系的案例研究》。本文着眼于得到广泛倡导却很少有细致测量与分析的社会服务竞争性外包。作者选择了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作为研究对象，并使用其有关社会服务竞争性外包的实践进行经验研究。这项研究从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出发，揭示了政府在走向竞争性外包过程中的推动因素和限制因素，指出尽管政府可能在形式上采用了竞争承包政策，在现实中这种制度可能被架空，使得制度转移停留在表面。这种情况使得改造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实践效果有限。

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弗吉尼娅·霍（Virginia Ho）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合作治理中共同的社会责任？对中国的比较研究》。她指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各级政府都开始将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新的政策目标。她使用政府与商业、市民及产业集团以及其他行动者间契约的合作治理理论，检验中国公权部门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行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她指出相关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推动的，且焦点在于现有法律与规则的实施。这个发现带出了重要的问题：处在企业社会责任与法律交界带的中国合作治理到底有何意义，其可行性如何？

上海交通大学尹海涛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强政府对政企合作的影响：中国浙江省合作保险系统的案例分析》。他指出政府与商业部门的合作在中国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其研究案例的特点是政府在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其合作伙伴中国人保的财产保险被一定程度边缘化了。合作保险系统成了政府实现既定目标的工具。目标的完成主要靠的是政治动员、高额补助和其他政策手段，而失去了市场的优势。该研究建议，今后进行类似合作的时候，政府部门需要有让步的姿态。

复旦大学刘淑华以《中国抗灾机制：科层化与网络化的探究》为题进行了演讲。她提出了中国抗灾与组织间合作的模型，包括科层化的命令与控制、网络化的合作与交流等，并提出主要的研究问题，中国的抗灾机制的治理结构是什么？在抗灾机制中，谁是主要的组织主体？这种结构的形式和特征是如何影响中国的抗灾机制的？刘淑华教授以2008年初中国南方雪灾和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为案例，通过文本分析法和深入访谈，发现传统的线性命令的方式与网络化组织存在矛盾，网络化组织需要抗灾的领导者分享其权力。这对于参与抗灾各方之间的信任产生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