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它由声音和画面两大系统组成。从声音系统来说，主要包括解说词、同期声、音乐、音响等要素，而画面系统则包括构图、光效、色彩和影调等不同要素。所有这些要素并不是各不相干地凑集在纪录片之中，而是相互作用，相互配合，最终相辅相成地融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解说词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也就有了它不同于一般文学语言的特点。
从根本上说，解说词的特性就是配合性，因为最早的纪录片制作技术的落后而无法记录声音，为了解决看不懂画面的问题，便开始使用字幕，字幕就是最早的解说词，它的根本任务就是配合画面解释其意义。后来电影的发展解决了声音记录的问题，字幕也就慢慢被现场声或后期录音替代了，在纪录片中就体现为解说词的角色。
既然解说词的根本任务是帮助观众看懂画面，因此画面自身已经明白展现的意义解说词就不用重复，它必须提供画面没有的或没有充分展现的意义以协助观众的观赏。因此它所提供的意义既不能重复画面，也不能与画面毫无关系，而要若即若离，密切地配合画面的展开。同时，其他要素如同期声、音乐、音响等也要配合解说词并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影片整体的建构。
比如纪录片《沙与海》中“打沙枣”这个经典段落，就充分地体现了解说词及其他要素的配合性。在这个段落中，共有17个镜头，以推、拉、摇、移等多种拍摄方法将刘家父子打沙枣的过程表现得生动有致，同时又以音乐、音响等声音要素与解说词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与画面的相互融合的任务，使这一段的叙事表现非常出色。
这一组镜头一气呵成，表现了刘泽远父子打枣的完整过程，各种要素的搭配十分合理。从画面上说，以第8个镜头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第1～8个镜头多用中、全景，表现打枣过程；第9～16个镜头全用特写、近景，表现捡枣过程；第17个镜头则用全景拉至远景，交代刘泽远父子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对整个段落进行了总结。这一段落的表现重点不在刘氏父子如何打枣，而在以沙枣树为衬托显现刘泽远与恶劣环境相抗争的精神，这也正是沙枣树的精神，因此如何表现这种精神才是编导的重点所在。捡枣的过程把沙枣的红润晶亮与刘泽远粗糙的双手、饱经风霜的面部进行了强烈对比，使二者达到了有机的融合，其画面的表现作用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在这部分就不再进行解说，以免与画面重复。而在前半部分的打枣画面中，因为难以表现这种精神，于是编导就运用了解说，将沙枣树耐干旱和寒冷、果实又涩又甜的特性介绍给观众，使观众对画面中的沙枣树有了深刻的理解，脑海中不自觉地将其与刘泽远进行类比。这样解说词配合着画面，与画面相互生发，完成了对刘泽远的精神刻画。此外音响和音乐的巧妙配合也在对刘泽远精神的刻画中发挥了积极的衬托作用电视纪录片创作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页。" class="calibre12">[1]。
既然解说词的根本特性是其配合性，则其非独立性就不言而喻了。许多时候，我们看一些经典纪录片解说词的书面材料，会发现其各个段落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跳跃性，几乎没有连贯的逻辑性可言，你需要经过一些联想，才能理解其大意，但一旦放在一部纪录片之中，与相关的画面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以后，它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它们正是为了与其他要素一起配合画面而产生的；而在观赏任何一部纪录片时，你也几乎感觉不到解说词是跳跃的，不连贯的，因为它几乎与画面融为一体，表意充分而流畅，基本找不到什么毛病，除非它讲得太多了。因此作为一篇文字，解说词并不能成为一篇独立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它无法被独立的阅读和朗诵，它的生命和价值只有在纪录片的整体中才能被真正地激活和完整实现，这也就是它的非独立性得到充分实现的时候。
比如纪录片《龙脊》的结尾就有几段断续的解说词，如果不放在纪录片中与临近的画面和同期声一起观赏，那看起来就莫名其妙了。
解说词：潘能高和潘能凤姐弟俩同时得到了救助，当天晚上，邻居们都集中到了他的家里向他表示祝贺。
潘能高爷爷同期声：“能高和能凤两姐弟都得到了救助，我们怎么感激人家呢？你们都来看嘛！你们翻过这边来看。这个是中央的大印，这个是地区的大印，懂了没有，邓小平支持搞希望工程。这一次希望工程搞到福平包脚下，现在富的人多了要支持穷人。所以，邓小平就支持了希望工程。像我这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上一次，能高跟我说。这个是你的名字。我说，我的名字我都不认得啊！哪不让人笑话哪！你们说我笨到什么程度。能高才九岁，我都六十多岁了，他认得，我不认得。你讲好笑不好笑？所以才找钱给你们读书啊！景秀（能高母亲）你给我们唱个歌嘛！
潘能高母亲唱歌谣同期声：“八月里来八月中，哥在田中闹嗡嗡，哥在田中嗡嗡闹，盼我贵子早成龙。”
解说词：农历八月，龙脊上的十几所学校都开了学。潘能高家田里的稻子也灌满了浆，用不了多久，就是龙脊收获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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