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到来

——纪念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创建30周年

胡跃高　陈鹏飞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在离开美国前对记者谈到：“我打算回中国去，竭尽全力，与中国人民一道建设国家，使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是一种庄严的承诺。钱学森回国后的一切行为都是在忠实地履行诺言。

从1955年9月到1980年的25年间，钱学森取得的成就，可以用合众国际社记者罗伯特·克莱伯于1980年5月20日在《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文中的一段话来掂量出轻重。他说：“金贝儿对钱学森博士才能的高度评价，已经被1955年钱获准离开美国回国以来的事实所证明。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才在1970年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现在，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使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钱学森在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发展上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然而，令常人难以理解的是，1982年，已经71岁的钱学森对涂元季谈到：“我年纪大了，回国以后一直在两弹一星这个战线上搞了那么多年，其实我本人的兴趣并不是在工程上，我本人的兴趣是做学术研究，就是思想的创新，科学的创新，我本人的兴趣是在学术研究。我已经在两弹一星的战线上干了26年，今后大概不会再有26年了。我要抓紧我的生命的最后阶段，要做一些学术研究。”

从1982年到2009年，钱学森度过了整整27年的金色时光。晚年的钱学森又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呢？钱学森自己对此有一个总体评价，他说：“说上个世纪（钱学森）做的这点事儿，如果叫伟大的话，那么21世纪的（钱学森）将更加伟大。”多年来，人们对钱学森晚年的贡献进行了广泛探索，却往往莫衷一是。这也由此被称为“钱学森之谜”。

今年是钱学森创建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30周年纪念年。2010年开始，中国农业大学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学习小组结合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实践，研读有关文献，分析讨论与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发现“钱学森之谜”的答案已经找到，谜底是第六次产业革命！

（一）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概念

第六次产业革命就是建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

农业型的产业是指像传统农业一样，以太阳光为直接能源，以地面上（或海洋里的）植物的光合作用，来进行产品生产的生产体系。

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把所有的科学技术都用在生产上，靠高度的科学技术的生产。

（二）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内容

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建设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海产业和沙产业。

农产业指分布于地理系统中传统农业区域的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在我国以18亿亩的耕地为载体。以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为基础，也包括绿化树林、畜牧、家禽、淡水养殖、蜂业、蚯蚓等虫业，蘑菇等菌业、微生物（沼气、单细胞蛋白）业，还有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副业加工业，农机、化肥等工业，是多业并举的农业产业体系。

林产业指以天然林地、人工林地为载体的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我国林业面积达45亿多亩，是农田面积的两倍多。林产业不仅仅是种树，而是全新意义上的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现在林业的发展形势落后于农业，各地已经进行了政策建设工作，需要进一步探索适当的生产关系。

草产业是依托草原经营的产业。我国的草原面积，包括一部分可以复原的沙化面积，共有43亿亩，目前经营方式粗放，效益低。尽管近年来曾进行了多方面尝试，却仍有待总结改善。我们应总结传统放牧方式的宝贵经验，同时探索利用科学技术把草业变成知识密集的产业。内蒙古自治区发展草产业是有成绩的，从1947年到1983年这37年中，内蒙古自治区的13亿亩草原，畜牧业累计产值100多亿元。1983年之后，进行了大量建设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应用于实践，值得总结学习。

海产业是利用海洋滩涂的产业。我国近海有70亿亩海洋滩涂，其中浅海滩涂为22亿亩，是一个庞大的资源。该产业主要靠海洋中天然生物光合作用的产物，以此为饲料来经营鱼、虾、贝等的养殖和捕捞。但长期以来我们只捕捞不养殖，如原始社会早期畜牧业出现以前，以打猎为生。我们由此也就悟到创建知识密集型海产业的道路，就是“转‘猎’为‘牧’”。

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有16亿亩，几乎相当于农田面积。沙漠和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极干旱不长植物的只是少数，大部分还是有些降水，有植物生长，有的还长不少的多年生植物。对于小部分沙漠化的干旱地，可以考虑进行引水灌溉。目前人们从沙漠和戈壁获取的只限于特产药材，但也是只采不种。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发挥出来。作为沙业产业，应该既采又种，提高产量。

1984年3月3日，钱学森在《工业革命的挑战和我们的对策》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把农业真正放到现代科学这个水平上来搞，高度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高效能的大农业体系。农村小城镇化是什么？就是消灭两个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消灭了，一个劳动者没有知识恐怕是不行了。所以，我说一个劳动者也是一个专家，他要有很丰富的知识。这个前景是在我们的时代，就要消灭历史上形成的三大差别，而这个事情在我国是看得见的，恐怕到下世纪，到建国100周年时，就实现了。”

1985年5月9日钱学森在致唐明峰信中写道：“我们说‘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是指这个国家的‘政治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式的或资本主义式的。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应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意识的社会形态等都是最先进的，即具有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现在世界上还未出现。我国将在21世纪中叶实现它。”

1995年1月6日，钱学森在致包建中信中指出：“什么时候第六次产业革命会来临？目前只有些苗头，如华西村等。我估计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兴起，将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建党100周年。”

从上述三次表述中可以得出钱学森认为，第六次产业革命将在2020年左右兴起，2050年前后在社会主义中国首先完成，届时将消灭三大差别。迄今为止，这一理论已经发表30年，我们离2020年只剩下5年的时间，离2050年还剩下36年。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世纪完成的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革命）是产业革命学说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

1985年4月19日，钱学森在致浦汉昕信中说：“地理学虽然是门古老的科学，但理论体系一直不完善。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

（1）人们一直没能真正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没有深刻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包括苏联的学者在内。

（2）人对地球表层的认识是发展得比较晚的，地球物理的大突破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在此之前，不可能有今天对地球表层动态的认识。

（3）从前人们不清楚改造地球表层的可能性，甚至没有察觉人类社会活动对地球表层的影响。因此是一种被动式的地理学观点，只说地理环境影响人，不考虑人反作用于地理环境。其实，展望21世纪，人类可以改造地球表层。所以地球表层也和人类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且相互作用着。

（4）人的社会活动不只是经济，也不只是生态，也不只是生态经济，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部文化活动。

（5）这就是系统科学，系统学的观点，这在30年前也是不可能有的。

我想明白这几条，争论就可能逐渐解决。还是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呵！”

1985年5月6日，钱学森在致胡向前信中指出：“如果您继续对经济动力学、系统论感兴趣而大致以此为方向，那我建议您注意以下几门学问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学通；自然辩证法；电子计算机操作及高级语言软件技术；物理学（为的是严密科学思维的训练）；数学（系统科学所用的数学）。”

1985年5月31日，钱学森在致张嘉宾信中说：“第六次产业革命我估计是21世纪的事，近20年只是准备时期而已。所以不可操之过急！……我这些话您要仔细想想，它们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收获。”

1987年12月16日，钱学森在致孙凯飞信中讲：“请不要用‘科技革命’这个词，那是不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请用认识客观世界中飞跃的科学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飞跃的技术革命。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都不能直接引起生产力的突变，还得靠经济结构的改造，所以不是生产力革命，是产业革命。您的困难可能还是从文字表面出发，脱离实际了！社会科学家不体验生活恐怕不行，向马克思、向恩格斯学习！”

1996年8月18日，钱学森在致张春海信中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中，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人一切工作的学问。但我想哲学不是技术，而是最高层次的学问，只说世纪之交行吗？目光太短浅了吧？我们应该看到21世纪！21世纪！现在已经开始的有信息革命，即我说的第五次产业革命；还有现在正在初露锋芒的农业产业化，即第六次产业革命。”

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作指导，便不会有产业革命学说。当然不会有以产业革命学说为基础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是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产生的思想理论源泉。

（二）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是产业革命学说与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1981年3月3日，钱学森在致崔季平信中谈到：“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搞系统科学去了。”

1984年3月3日，钱学森在《工业革命的挑战和我们的对策》报告中指出：“系统工程要发展，还要有系统科学。现在我们就处在系统科学大发展的前夕，这个科学革命不久将会到来。”

1983年12月13日，钱学森在致方福康信中谈到：“我总是想建立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系统学，认为素材是有的，而且很丰富，就等着人去把它组织起来。这情况我想和我30年前搞工程控制论差不多。当时我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在研究生班开课，自己是一面学一面讲，一面写讲义。讲了两次，心中有点数了，就着手写书。在北京师范大学，条件似乎比我那时的条件要好，能不能这样建立系统学呢？”

1984年2月20日，钱学森在致胡传机信中说：“系统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就如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它的基础科学是尚待建立的‘系统学’，它的技术科学（应用科学）是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它的工程技术是各种系统工程（如环境系统工程、价值工程……）。从系统科学到人类知识的最高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桥梁，是‘系统论’。”

1984年7月31日，钱学森在致方福康信中明确指出：“系统科学是今后科学发展中的主流之一，是科学革命的主力军！”

1984年8月18日，钱学森在致何善堉信中说：“系统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它的任务在于从组成系统的单元的性能和相互作用推导出整个系统的结构（有序化）及功能，而这是受外界影响的。即外界影响——系统结构——系统功能。我国今天的巨变不正是如此？即政策——生产结构——生产大发展！”

1985年1月31日，钱学森在致林定夷信中指出：“科学技术的体系也是发展的，科学技术殿堂也要翻修改造，但整个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和文艺理论）是完整的，一体化的，这不能忘记！所以抓科学技术体系的整体性，似乎也是科学研究的方法，您以为如何？这可以称为系统论方法吧！”

1992年11月27日，钱学森在致许国志信中提出：“系统科学算得上20世纪中叶兴起的一场科学革命吗？这系统科学包括三个层次的学问，这是我们的学科‘系统’观点，而且混沌学也属系统科学，因为只是大的系统，巨系统才有时出现混沌。‘兵法’和‘军事理论’也属系统科学。”

此外，2001年8月21日许国志在《创建系统学》一书的序中总结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钱学森）花费很大心血，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系统工程的推广应用和系统科学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上。1978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和1990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一个科学的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代表了钱学森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都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工作，对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钱学森从20世纪50年代撰写《工程控制论》开始，便探索系统工程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研究系统科学问题，建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系统工程’技术革命成果，与‘系统科学’科学革命成果。这是20世纪科学技术领域发生的大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的产业革命学说与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是钱学森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工具分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做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成果。

（三）长期参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产业革命学说与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创立的实践基础

1980年，钱学森在与张沁文联合完成《农业系统工程》著作中明确指出：“农业系统工程是强调实践的，是研究农业系统合理组建、最佳运行的一门实践工程。它是工程技术，只能在适当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下发挥作用，建立这种制度和体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是系统工程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系统工程再好也无能为力。我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家各部门的组织是严密一体的，系统工程大有用武之地。”

1984年3月10日，钱学森在《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的报告中谈到：“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的指标只能是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智力和文化有没有提高，我们的国力有没有提高，等等。”

在1984年5月完成的《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文章中，钱学森指出：“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还将大大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这难道不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吗？这难道不是我国在公元2000年翻两番之后，在21世纪再进一步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吗？创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所将引起的生产体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不是21世纪将要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吗？这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严肃问题吗？”

1988年10月，钱学森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文章中强调：“社会科学要从社会科学走到社会技术，就是像自然科学走到工程技术一样。应用社会科学，要像工程师设计一个新的建筑一样，科学地设计和改造我们的客观世界……我们可以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其中包括定量的数学分析的方法。

1845年，A.M.Ampere曾经在《关于科学的哲学的论述》中建议：可以建立一系列政府管理方面的科学或学问。安培的理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我们是讲科学的，是不搞鬼的。”

1989年10月9日，钱学森在致牛文元信中进一步阐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此也有一个根本区别，资本主义只顾近利，而社会主义为人民的长远幸福着想，要使资源永续。”

1996年7月21日，钱学森在致于景元信中指出：“我们对系统总体设计部的认识源于导弹总体设计部的实践，而那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他们都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斗争经验，包括大规模集团军的战斗经验。如周恩来就提出‘三高’（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度的科学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所以我们的总体设计部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总体设计部。它实施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我们的特点，也是优越性所在。”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长期在美国学习、工作与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曾经对欧洲进行过考察。1955年回国后，钱学森亲自参与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过程。他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斗争发展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产业革命学说与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是他在长期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基础上，针对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提出的重要理论成果。

1985年，钱学森在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学术讲座第一讲活动中，所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报告中指出：“恩格斯在110年前讲的一段话：‘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方面和日益增长程度上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再读这段话，我认为这是一个科学预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又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实现这个预见的途径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看到现在的世界，看到2000年的世界，看到21世纪的世界。我们有一条路，我们有办法，我们一定会胜利。

1994年1月2日，在致王寿云等人信中，钱学森指出：“我们第一代领导人，以毛泽东为核心，开创并完成了在现代中国的第一次社会革命。这是在贫困落后的中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第二代领导人，以邓小平为核心，开创了在现代中国的第二次社会革命，并将在第三代领导人，以江泽民为核心，继续下去。可能在建党100周年的时候，这现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革命将会完成了。

再下去呢？可不要再重复在现代中国第一次社会革命后期思想僵化、脱离实际的错误！实际情况好似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相继到来，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识到这是现代中国的第三次革命！”

然后，他总结到：“现代中国的第一次社会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现代中国的第二次社会革命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革命。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是创造生产力的社会革命。”

1994年7月22日，钱学森在致王寿云等六同志信中指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革命任务也自然随事物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更新，有新的目标。今天在现代中国第二次社会革命的任务到建党100周年将基本完成，而到时世界形势由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而有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又一次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按照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的内涵规划设计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

1995年3月12日，钱学森在致吴传钧信中说：“在社会主义中国，我们的前途在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科学改造我们地理环境，使之成为‘人间的天堂’！

中国的沙荒、沙漠、戈壁是可以改造为绿洲的，草原也可以改造为农畜业联营，等等；这样，就是中国的人口发展到30亿，也可以丰衣足食！

地理科学大有作为啊！”

1995年3月17日，钱学森在致李振声信中指出：“我总记得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讲过的一句话：共产党员嘛，不能只想到五年、十五年，要考虑五十年、一百年！他教导我们要有远见！因此我想到我国农业，不能就为15亿人口，要想想中国人口到了20亿、30亿怎么办。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宣传第六次产业革命。这您是知道的。

第六次产业革命就是要消灭个体操作的第一产业，使农业也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而大大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现在我国已有这样的例子，如山东省就出现所谓龙形农业组织；在一个地区，由集团公司牵头，下面有农产品加工厂，有市场贸易公司、集团公司还有科技服务公司、农业服务（包括种子、化肥、农机、灌溉）公司。集团公司与农户签订合同，提供信息和服务，收割后按合同收买农产品。这不是第一产业了，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我想再过30年、50年，这就将是社会主义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农业，是新时代的农业。”

1996年8月11日，在致钱学敏、涂元季信中，钱学森谈到：“第一次产业革命引发了人类的社群组织，这是第一次社会革命。这种社会性质到第二次产业革命，除了封建社会，规模扩大了，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这一阶段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时代。

真正改造了社会的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出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接下去到了第四次产业革命，只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大了规模，没有本质的改变。这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第二个时代。

这样看现在已经开始的第五次产业革命是划时代的，它促进了第六次产业革命和改造人类以适应社群需要的第七次产业革命，这才是人类社会的第三个时代。”

1997年3月8日，钱学森在致戴汝为信中讲：“与欧洲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相比较，‘第二次文艺复兴’是指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后，体力劳动将大大减轻，人们基本上转入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从而人类文化发展将空前加速。我们研究这个题目是为了全人类。”

由上述论述可以基本推断：产业革命学说是指导21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科学学说，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继续革命的理论。产业革命学说与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之后，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又一项重大科学革命成果。

钱学森在创立系统工程的技术革命成果后，创立了系统科学这一科学革命成果。在此之后，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完成了产业革命理论的创立。钱学森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从1984年到1997年，钱学森先后共完成了八次产业革命的划分。其中，1984年完成了六次产业革命的划分。分别为：第一次产业革命：是农业、牧业的出现；第二次产业革命：是商品生产的出现；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大工厂的出现；第四次产业革命：是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以至跨国的、全世界性的生产体系的建立；第五次产业革命：是信息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是建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1992年完成了第七次产业革命的划分，具体为：第七次产业革命：是人体功能的提高的产业革命；1997年增加提出第八次产业革命：是纳米技术为基础的产业革命。

分析八次产业革命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第一次产业革命对应的是：原始社会；第二次产业革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第三次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第四次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第五次产业革命：发起于资本主义社会，兴盛于社会主义社会；第六次产业革命：优先兴起、完成于社会主义社会，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第七次产业革命：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同步推进；第八次产业革命：将完成于共产主义社会。

总体来看，从第二次产业革命到第五次产业革命，不论多么先进，多么推进了人类进步，只要我们用是否服务于全人类发展这一标准来衡量，就可以立即区分出，它们都存在为少数人服务这一性质的目标局限性，因而始终只能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式的产业革命。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第一、二次产业革命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建立与巩固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四次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巩固与发展提供了基础；第六次产业革命将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自发发起的第一次产业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将以此为基础得到巩固与完善，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自身崭新的生命力。

需要重视的是，第五次产业革命是一次过渡性的产业革命，它源起于发达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但更多地服务于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它同时也是一次催化剂性质的革命，既加速了全球财富向资本主义国家及少数人手中集中，也加速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知识向全世界传播。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基础，为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兴起第六次产业革命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历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是基于全人类利益发起的，并以此为基础开启了人类文明时代。第六次产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第二次进行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目标的产业革命，可以推断人类由此将进入到新的，更高级别的文明时代。

1883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恩格斯在这里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产业基础与产业革命的基本定位。

1984年6月7日，钱学森在致朱嘉明的信中说：“我近年来一直在考虑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这四种革命的问题，而这四种革命的概念之中最难得的是产业革命。”

1984年12月23日，钱学森在《第六次产业革命和农业科学技术》报告中指出：“我国建国后，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些工业是小而全、大而全，就是一个工厂无所不包。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是陈旧的，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方式，而不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方式。在国外，没有搞小而全的，都是社会化的协作生产。我认为现在城市改革是补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课，我们落后得很厉害。”

1988年10月，钱学森在《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战略、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文章中指出：“从现在到21世纪……大约一直到建国100周年，21世纪中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继续改革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第四、第五、第六次产业革命。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中，我们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是改革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第二个任务就是要进行第四、第五、第六次产业革命，第三个任务就是要极大地提高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完成了这三项任务，才能说我们真正进入了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形态。

在下一个世纪，由于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国际竞争空前尖锐的阶段，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站得住，就必须使它的人民、全民的集体，有高度的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从而具有高度的、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换句话说，要在21世纪的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只靠正确的主观愿望，充沛的工作力量和不懈的努力及劳动是不够的了；这些优良品质都是必要的，但还要有最重要的一项：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上述论述提到，一直到2050年，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是进行第四、第五、第六次产业革命。

1994年12月2日，钱学森在致王寿云等人信中说：“通过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地理建设协调发展，并且要求做到小问题在宏观调控中限日解决，大问题的宏观调控也不出一个月就解决。我们要为此目标建立起：①总体设计部体系；②信息统计体系；③整体的调控理论。”

1996年1月2日，钱学森致信周嘉槐指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要为21世纪的农产业办三件事，①国家制定发展如前页所提到的新技术、高技术农产业的纲领、规划及计划；②促进开发性企业的建立；③在高等院校培养高技术农业的人才，可先办短期培训班。”

1994年7月17日，在致王寿云等六人的信中，钱学森汇报总结提出了2021年之后第三次社会革命的基本任务：

现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2021～）

1500年后，欧洲发起现代化建设，开始了补第一、第二次产业革命课的历程。之后的近500多年中，先后由欧美发起了第三、四、五次产业革命浪潮。直接参与建设人口规模级别为亿人级。《共产党宣言》中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几百年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之前人类所有历史时期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

当代中国面临的发展格局是在1978～2050年70多年的时间内，争取有10亿以上的人口规模参加，完成第四次产业革命补课，作为主力参与第五次产业革命建设，主动发起第六次产业革命，同时兼顾第七次产业革命建设。如此一种四次产业革命先后发起，彼此叠加，一气呵成的产业革命大潮将影响整个世界。这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强度最高、最伟大的产业革命。

1978年以来的36年间，中国实现了社会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但与今后我们将面临的建设任务相比，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已经起步，即将兴起的中国产业革命建设道路将更加伟大、更加辉煌。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地迎接以第六次产业革命为中心的四次产业革命大潮的到来。

1984年，钱学森创建产业革命学说与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30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离钱学森预计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兴起的时间越来越近，国际、国内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兴起的各种条件正在走向成熟。

早在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研究指出：“西式工业化虽然能医治某些社会弊病，但也制造出一些新的社会弊病——工业化的西方发起者既没有预料到，也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不过，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2002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书中指出：“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极低，却有精心循环利用养料以保持土壤肥力的悠久传统（李比希在19世纪已注意到这一点）。毛泽东重视每一地区粮食的自给自足，从而强化了养料循环的实际落实，加之鼓励地方工业的发展，所以在放缓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但在目前已取得长足发展的向资本主义关系的过渡中，养料循环和土壤养护遭到极大的削弱。人们开始重新强调兴建化肥厂，以满足农业生产的肥料需求。”对中国简单套用西方做法提出疑虑。

2006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指出：“西方的经济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它在印度也肯定不适用……对于也在做着‘美国梦’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30亿人口，西方的经济模式也必然不适用。”而且，“现行的经济模式对于工业化国家也同样行不通……老经济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城乡贸易关系一直是有利于城市的，因为城市控制着资本和技术这些稀缺资源。但是，一旦土地和水成为最稀缺的资源，那么在农村地区掌控这些资源的人，也许有一天将在城乡贸易中占据上风。”由此他推断，世界“今天的城市化可能放慢，甚至逆转”。

2010年，美国学者彼得·圣吉在《必要的革命》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我们正在尝试在整个地球空间中生活，……然而，我们并不具备在这个新的地球生态位上如何持续生存的指导哲学和实际知识。

中国可以因循集中式能源供给模式驱动的大规模集中工业化发展模式，也可以选择一种较为分散的模式，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实现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让人们得以保留和恢复已经被现代城市化运动割断了的与土地和自然的历史联系。”

2011年3月21日，法国人类学与社会学家保罗·若里翁在《局势比危机前还糟糕》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衰落现在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他已经走向崩溃，而唯独能够阻止崩溃的措施，我们的领导人是绝对不会采用的，进一步拖延只能让可能的复苏更加困难。不能对股市的喘息抱有幻想。经济不平衡一直未被消除。金融危机摧毁了国家。国家不再有能力投资于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曾经维持了所有人都能从这个体制中获益的信仰。”

2011年8月27日，美国金融家罗杰斯在接受采访时预测：“世界经济正经历历史性变化，即将进入漫长的低增长期。很可能长达三四十年。经济中唯一能保持强劲发展的领域是自然资源和农牧业这一块。农牧业将会是未来10年、20年或30年中最好的职业。”

2013年，罗伯特·阿尔布里坦在《大对比——人类是饱的还是饿的？》一书中指出：“2007年‘海啸’般的饥荒要归结为二战后美国创造的资本主义农业体制，该体制现已不同程度地被推广至世界各地，是目前所遭遇到的全球粮食危机的深层原因。

全球粮食系统足够供养世界每一个人，但全球仍有一半人口饱受营养不良之苦，健康状况堪忧。其中25%的人处于半饥饿状态，其余25%的人则处于过饱状态。

……

资本主义农业粮食供给管理中的矛盾性和不合理性体现在：

①全球饥荒；②石油密集型粮食系统；③耕地用于生物能源生产；④食品链中工人、农民收入过低，越来越低；⑤水源、土壤、空气污染严重；⑥淡水资源快速消耗；⑦垃圾食品充斥市场；⑧‘流行性肥胖症’井喷式增加；⑨乱砍滥伐严重损害地球生命的未来；转基因食品（GMOs）造成巨大危害；大规模集中式饲养（CAFOs）动物畸形发育；大型粮农企业在公共活动中腐败；全球30亿人的粮食缺少且质量低劣”。

2013年7月8日，阿根廷新闻社在《21世纪的革命刚刚开始：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巴西与埃及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一部分》文中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制造出来的国际现实是，不平等现象加剧，财富进一步集中，更严重的排斥现象，对劳动者的过度剥削，工薪阶层购买力丧失，食品和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就业率低迷，自然条件恶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社会财富以‘利润’的形式集中在人类越来越小的群体——资本家群体手中。”

2013年，乔根·兰德斯在《2052～未来40年的全球预测》前言中指出：“未来40年中，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比起西方，中国更能担任世界拯救者的角色，首要原因就是更高效的体制和强大的政府。

中国从农业国家成为富裕国家的过程中，比如不平等、社会冲突、腐败、污染等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问题并不意外。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看到问题，并且愿意采取措施，尝试从原则上解决。单纯的民主社会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资本主义不愿为这些昂贵的环保投入埋单，它要将利润最大化，宁可扩大消费。而中国不会这样，相对集中的权力和行政体制，愿意将资本和人力投入到超越短期利益的根本工作中去。”

2014年10月30日，88岁高龄的美国著名学者约翰·B·科布（John B.Cobb，Jr.）在一个报告中告诫：“选择农业现代化是选择死亡，选择依赖石油是愚蠢的。在美国已经没有乡村文明了，它在几十年前就被毁灭了。美国人已经失去了从从前现代的乡村社会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机会。

中国当前的农业决策和关于农村发展的决定，将是影响成千上万中国人命运的决策，也是影响世界未来走向的决策。我衷心地希望中国可以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中国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郑重承诺，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为之感奋，但同时也非常担心中国做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决策，会阻碍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可能性。我迫切希望中国对现代化的热衷让位于对生态文明的建设。假如中国做出如此决策，她将领导世界，确切地说，是拯救世界。”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国家发展作出了若干重要决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查落实。实现了钱学森当年成立国家总体设计部的意愿。

从众多历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在关于21世纪世界与中国发展的认识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到，2007年以来的欧美社会经济逐步处于发展颓势之中，欧美模式正在陷入既不能解决世界问题，也不能解决自身问题的困境之中。世界眼光正自觉不自觉地看向中国。人类文明史上，每逢遇到重大难题，中国人都曾先行一步，给人类发展带来希望。这一次，中国能行吗？

中国也存在问题，甚至是严重的挑战。但我们用钱学森创建的产业革命学说及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来比对，立即可以透视，这些问题只是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我们应时刻保持冷静，坚定、不失时机地推进以第六次产业革命为核心的四大产业革命建设，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发展，用全人类的大发展来告慰钱学森。

为迎接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到来，应依据第六次产业革命发展基础与国内外产业革命形势，制定与调整第六次产业革命行动方案，以此为指导积极落实建设。近期可以扎扎实实做以下工作。

（一）成立产业革命研究学习课题组

联系与组织有前期工作积累的院校与科研单位，建立产业革命研究学习小组，系统学习与研究钱学森产业革命学说与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原著，努力与最新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相联系，使之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武器。在研究学习过程中，建设一支理论水平高，能理论联系实际的高级建设人才队伍。

（二）组织专人研究制定2020年～2050年第六次产业革命发展规划

从现在起到2050年，我国将迎来第四、五、六、七次产业革命彼此叠加，达到产业革命建设高潮。在四次产业革命中，第六次产业革命是核心部分。我们要在30多年时间内，在14～16亿人规模上，完成影响中华民族复兴，世界繁荣的产业革命大潮，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科学运用系统科学武器，多学科联合，多部门协作，系统研究制定发展规划与建设计划，有序推进建设。我们要在现有班底基础上，组织专人负责，动员相关部门与学科建设力量，在上级主管机构指导下，研究制定2020年～2050年第六次产业革命与发展规划，指导建设工作的展开。

（三）每年召开一次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世界已经进入第五次产业革命，高潮迭起，正在突破自然科学领域，突破城市与工业领域，突破发达国家，进入社会科学与文化领域，进入农业与农村，进入发展中国家，将全部科学技术领域，将城乡与工农，将全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超级进步的时代。面临第五次产业革命基础越来越完善，第六次产业革命大潮即将兴起的局面，动员全体民众参与第六次产业革命建设已经成为紧迫的任务。值此时刻，作为第六次产业革命首先发起建设的国家，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与实践进展研讨会，以加强理论学习与实践进展的交流活动，用网络背景下的全社会集体认识体系推进集体建设。

（四）启动第六次产业革命培训班

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全局性兴起与健康稳步发展，有赖于一大批掌握其理论的精神实质，并且具有产业工程建设能力的人才队伍的建立。这样的人才队伍只有通过在第六次产业革命中的建设实践，才能健康地锻炼成长。为此，应当从现在开始，团结那些曾经在钱学森指导下，进行过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与实践探讨的领导与专家，作为导师，举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源源不断地为即将到来的产业革命高潮准备人才资源。

（五）分省域建立以第六次产业革命为核心的产业革命试验示范区

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复杂巨系统建设。即将到来的产业革命建设大潮影响深远，波及面广，建设强度大，建设时间较长，中国正处于建设的中心区域。为保证建设工作少失误或不失误，有必要采用投石问路，解剖麻雀的方式，建立以第六次产业革命为核心的产业革命试验示范区，不断积累经验，为进一步工作展开创造最好的条件。我国幅员广大，各地社会经济与地理条件不同。为解决分类指导问题，可分别在各省区建立试验示范区。一般认为，为保证代表性与多样性，试验示范区规模可确定到地区级行政单位边界。试验示范区建设有利于大量产业革命建设人才的培养与成长。

（六）积极动员多方面力量参加第六次产业革命建设

即将到来的以第六次产业革命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大潮是以乡村建设为中心，城乡和谐，统一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建设工程。全体社会成员，或者作为生产者、服务者，或者作为消费者，最终与产业革命工程建设直接关联。这是一种全社会、全局意义上的变革。今天的产业革命，既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密切相关，也将波及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本次产业革命任务的完成，最终将有赖于全体民众的认同与行动。为此，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推进建设。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具有世界形态的国家。今天认识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及其关联的产业革命大潮也必将跨越国界，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广交朋友，推动全球意义上对第六次产业革命建设的认同，为我们的工作创造良好氛围，为世界明天的建设奠定基础。

结束语

30年前，钱学森以高超的见识创建了产业革命学说与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30年后的今天，一批来自全国各地、坚定地参与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建设者聚集在一起，共谋发展大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多方面力量，一定能够在钱学森绘制的第六次产业革命蓝图的指导下，创造出与这一伟大时代相对应的历史辉煌。

（作者胡跃高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防治荒漠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