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创建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
朱章玉
1992年11月9日下午，我突然收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后签有“钱学森”三字的一封信，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惊奇。我以前不曾见过钱学森，彼此也从未有交往，他怎么会给我写信？当我拆开信封，只见钱老写到：
近读《科技导报》1992年第10期《生态工程的曙光》，才知道您创立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其先进事迹，深受鼓舞！我要向您和您领导的班子表示衷心的祝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上海复旦大学谈家桢教授，也是我的老同学，就提醒我利用微生物的广阔前景。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在您那里开创了，真是可喜！
我没有别的，只希望您能在下个世纪把利用微生物的工业办成像上海宝钢那样的大企业。生物技术也将成为上海交大的一个专业系了。
再次表示祝贺！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2.11.2
该信不长，不到200字，但句句充满了对我们的厚爱和期望，全信共有5个感叹号，他在为我们所从事的科研工作高兴，为母校新学科发展高兴。大家也终于从信中破解了钱老给我写信的缘由。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经中央批准，以党委书记邓旭初为首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代表团第一次出访美国，带回了国外教育、科研最新信息，交大领导和上海第一医学院联合创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和专业。经过不到两年的筹建，我们在原水声专业的基础上招收了新专业本科生，开展了一批科研项目，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向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更大的领域发展，学校将我抽调出来，负责这方面的探索。我在参加了圆明园“全国生态学教学讲习班”后，又参加了“国家人与生物圈委员会”有关会议，并和辽宁省环保所蔡铭昆所长一起，提出了“模拟生物圈建立新型的生产环境体系”的研究设想。1982年11月，经领导特批，我一人按原计划单独出访美国，在和美国学者、教授交流探讨后，更坚定了我们选择的方向。1983年5月，我们在崇明东风农场开展了“生态农场的研究与实践”——围绕一个拥有750头奶牛的大型畜牧场进行“生态工程”的综合实验。我们将众多先进实用的技术有机集成，经过一年多的各项试验研究，有效地解决了奶牛场的环境能源和资源问题。联合国教科文驻华总代表泰勒博士赴现场实地考察后，认为我们这项综合实验的规模和内容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世界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和途径。上海市和农业部通过专家鉴定给我们评了奖，还向其他单位进行了推广。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积极争取了两项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玉米渣固态发酵转化配合饲料”和“利用光合细菌处理柠檬酸废水生产单细胞蛋白”的研究），获得了500多万元的攻关经费。学校为此给予了我们特殊支持，将原研究室改为“生物技术研究所”，增配了实验用房，并引进了一批生物学科的中青年骨干，组成了一支20多人的多学科科技攻关队伍。经过五年奋战，我们按期出色完成了原定任务，并获得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优秀成果奖。
1991年10月，我校校刊主编朱隆泉建议我们写一篇阶段性总结报告。后由李堃宝、陈萍两位执笔，以“生态工程的曙光”为题发表在1991年12月出版的《上海交通大学通讯》上，不久全文就被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导报》蔡德诚转载于该刊1992年第10期。钱学森正是从《科技导报》看到了这篇文章，即于1992年11月2日给我写来了前面介绍的这封热情洋溢的信。
钱学森给我的信中所提到的几方面的重要问题正是多年来他一再思考的。他于1992年11月14日为《上海交通大学1934级同学毕业60周年纪念册》所写的短文《母校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中，更详细谈了他对发展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的想法。钱学森在该短文中明确指出：“母校要面向21世纪设置一套新时代的专业课程，以培养国家在下个世纪所需要的人才。……我认为现在全世界都注意到生物科学、生命科学的突飞猛进，认为到下个世纪生物科学、生命科学将同工程技术结合起来，出现继当今信息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即以生物生命技术为龙头的产业革命。”接着他在短文中再次重复了给我信中的全部内容。
我在收到钱老来信后即向校领导报告，并给钱老写了回信，12月中旬，给他寄上了学校印制的新年贺卡，没想到，他在12月19日亲自书写，给我寄来了“前程似锦”的贺卡。
钱学森在信中提出希望我们“把利用微生物的工业办成像上海宝钢那样的大企业”，使我们豁然开朗，这也成了我们新的、更大的追求和目标。早在1986年，我和李道棠等人在老校长范绪箕教授（钱学森加州理工大学同学）的帮助下，和澳大利亚Austgen Biojet国际开发公司合作，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先进的生物废水处理系统——ICEAS系统的消化，吸收和改进，并很快在全国各地推广使用；1990年时任校长翁史烈让我兼任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系主任后，我即和罗九甫等同志狠抓了保健品“昂立1号”口服液的研制和开发，在我们没有投入多少经费的情况下，到1993年年底，竟获得了1.1亿元产值和3000万元的净利润。但这些和钱学森的要求相比，还只能算“小打小闹”。为此，我们积极寻求新的突破点，加大科技产品的转化和开发力度，与此同时，还布置新的项目，如扶持许煜泉的微生物绿色农药的研制，对邓子新的微生物代谢产物和贺林的治疗精神疾病药物的研发、张大兵的水稻生殖发育及基因改良的研究等给予特别的关注和支持。我始终认为上海交大决心搞生命科学，毫无疑问在基础研究方面是把“研究生命的本质机理”作为不断深化的长期追求，但任何原始发现的基础研究成果都必须经过进一步转化来实现它真正的社会价值，而交大的传统和基础恰恰在这方面更容易形成优势和特色。钱学森对这方面的巨大期望，也是源于他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深刻思考。
1994年2月20日我给钱老写信，报告了我系的工作和设想，他见信后，很快在2月27日给我来信，指出微生物制品前途无量，并告诉我“21世纪新兴产业就是利用菌物进行生产。”还向我介绍了“盐湖农业”开发前景，他认为“开发这一类产业，在中国的年产量总值会达几千亿元。”在信的末尾他明确指出“这样考虑在上海交通大学只设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就不够了，应该设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老交大的理工面貌要换新颜了，理、工、生的上海交通大学！”最后他写道：“我现在此祝愿您在退休前实现这一目标！”
1995年12月初我再次给钱老寄上新年贺卡，随即他又给我寄来了极富寓意的贺卡，并幽默地写了“向朱章玉教授拜年！”
正是在钱学森及时给学校的建议和对学科发展的指导下，学校领导不失时机加速生命科学的发展。经过认真筹备，时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和中科院上海分院汤章城院长签订协议，于1997年2月19日联合成立了现在的“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从此翻开了交大新的一页（就我个人而言，总算在退休前努力实现了钱老向我提出的这一目标，而另一个奋斗目标——“将微生物利用的工业办成像上海宝钢那样的大企业”至今虽没有达到，但仍在努力践行中）。1999年9月学校将上海农学院并入；2000年2月与上海医工院共建了药学院；2000年4月学校又专门成立了很具特色的Bio-X生命科学研究中心，聘请了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任名誉主任、党委书记王宗光教授兼任首届中心主任；特别是在马德秀书记上任后，积极努力争取，终于在2005年7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实现了强强联合。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生命医学学科覆盖了生、农、医、药及环境等众多领域，真正发展成钱老多年前就期盼的“一个大的学科”。学校已将工、管、生命医学作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三大支柱学科，传统的理工科上海交大已成为生命学科的沃土，正在知识、技术和人才诸方面为第六次产业革命积极准备着。
今非昔比，回首往事，历历在目。生命学科在上海交大能有今天，其中倾注了钱老的巨大心血。我有幸在个人事业发展过程中，得到钱老这位高人指点，受益匪浅，为此我对他一直怀有崇敬之心和感激之情，甚至后来都不忍心再给他写信、报告，以免花费他过多的回信时间和精力。在与钱老几年的通信交往中，我深感他不仅是位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率直、坦诚、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思想敏锐，站得高，看得远，正如著名的遗传分子学家沈善炯院士常对我说：钱学森是个天才，他是一位真正的战略科学家，他所思考的问题并非某个领域的专家所能想到的。30年前钱学森提出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是他“造福人类”崇高理想的集中体现为我们后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六十一甲子，三十为一段，再过30年，钱老的上述理论和思想一定会在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钱学森像座高山，让我们仰止，钱学森思想是个宝库，正供后人不断采掘。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生命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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