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学森的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

郭元晞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人们更多熟悉的是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卫星研制技术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并于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但并不十分了解钱学森是我国第一个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的人。甚至一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盲点”，不仅没有把钱学森的重要论断纳入到产业经济学应有的研究之中，而且把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原创说成了他人。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钱学森的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作一下探讨。

2001年10月，在钱学森90寿辰到来之前，由原中国科协副主席刘恕和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收录了钱学森从1983年到1999年16年间的186封通信和一部分文章，展示了钱学森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的论述。编辑者在《前言》中写下这样的话：“钱学森同志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的论述，集中地反映在他的演讲、学术报告和论文之中，散见于通信中的这些简要文字。”

钱学森最早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我手中有案可查的源于他在1984年5月10日给吕宗耀的信。在这封信中，钱学森明确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的论断，并分别对前五次产业革命做出了内容和年代上的划分。（见《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第6页）

1984年底，钱学森应中国农业科学院邀请，在农科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会议上作学术报告，之后整理成文在一些刊物上公开发表，形成了《建立农业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第四部分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对第六次产业革命的论断。

钱学森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跨度上，将当时已经出现的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界定为第五次产业革命，提出“我们不但要迎接第五次产业革命，而且要为第四次产业革命补课。”“要预见到第六次产业革命。”这篇文章除了分析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和产业革命之外，最关键、重要的是深入透彻地说清了关于第六次产业革命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将人类有史以来已经发生的产业革命划分成五次，并提出迎接第六次产业革命；二是明确界定第六次产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生物经济。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第160页上，钱学森将他提出的第六次产业革命也写了进去。可见他认为这是自己重要的学术成就。

1994年第4期《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载的钱学敏的文章《钱学森的哲学探索》，对钱学森提出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即将来到，是由生物科学技术飞跃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在21世纪相继到来的第七次产业革命，将是以人体科学为主导，带动各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一句话，在中国，提出在21世纪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即将到来的开拓者、原创者，是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

1973年人类首次将两个有机体的脱氧核糖核酸（DNA）重新组合，至今已有30多年，生物科技产生了革命性的飞跃。钱学森首次明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将在21世纪到来至今已经20多年。实践证明钱学森提出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心，第六次产业革命所包含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钱学森的第六次产业革命论断一开始就明确为“是以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大农业革命”。主要“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及菌物）、水与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药、渔、工、贸等知识密集型产业进行的革命。”它的“主战场不是在比较富裕的大城市，而在比较贫困的田野、山林、草原、海疆和沙漠。”他提出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就是建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把所有的科学技术都用在生产上，依靠高度的科学技术来生产”。钱学森从一开始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时就意识到其有综合性、系统性、复杂性的特点。因此，他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重点强调生态农业、海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

在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后，包括钱学森的同事、学生、秘书以及很多后来者都对第六次产业革命发表了很多文章和著作，不断地完善和发展钱学森的论断。钱学森虽然把他提出的第六次产业革命限定在农业、农村，但生物经济仍然是钱学森提出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核心。他提出的以生物经济为主体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和将以人体科学为主导的第七次产业革命已经给人们带去了更多的启迪和思考。围绕生态平衡、生命科学、遗传基因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已经让生物经济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这是认识论发展的必然。随着以生物经济为核心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国内外有一批学者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几乎是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20年后，2002年第2期的《中国科技论坛》发表了邓心安的论文《生物经济时代与新型农业体系》，明确对生物经济（Bio-economy）进行了定义，并指出“不同的经济时代的生命周期是相互交织更替的”。他认为，“我们正在进入生物经济的第二阶段，即成长阶段。”在这个时期，国外也已经逐渐将生物科技产业定义为农业生物科技、医疗保健、新材料和化学与环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02年美国的理查德·W·奥利弗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全面提示生物物质时代的新经济法则》。他在导读中就明确说：“就规模与范围而言，生物物质经济将与以往的经济形态大相径庭。它成长更快速、更全球化，更具普遍性，也比以往任何经济形态更强大，甚至超过信息时代。”“生物物质科技亦将挑战我们对生命的根本定义。”2002年4月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了封展旗和杨同卫编著的《第四次浪潮：生物经济》，明确地阐述了生物技术在农业、制药、芯片、能源、环保、军事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认为一个全新的、改变人类自身生命存在的生物经济时代即将到来。应该说，站在巨人的肩上，近20多年来，对于生物经济及其在新世纪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有很多人做出了卓越的研究。

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战略性，在于他很早就看到的海洋状态变化、土地荒漠化、草原退化、沙区生态环境恶化不仅现在，而且将来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普遍问题。所以，钱学森尤其强调的生态农业、海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正是我们现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所需要努力做的，是我们所有致力于循环经济所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前瞻性，在于他提出的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大农业革命的思想，对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科技革命的推动，如：运用基因工程把农作物的许多优秀品质，如将高产、优质、抗逆甚至固氮等性状集合起来，从而获得高产量与高品质的“超级作物”新品种。运用生物工程创造的转基因作物和农畜新资源产品，将以其高产、低耗、高抗性、不污染环境而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的“科学研究中的又一大课题是发展新技术革命的生产工程技术，如细胞工程、酶工程、遗传工程等，为农业型的产业服务，大大提高生物生产的经济效益和对生产有用的生物功能，以至创造新的生物。”“一方面充分利用生物资源，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另一方面又利用现代工业生物技术，把全部现代科学技术，新的技术革命的成果，全部用上。不但生产技术现代化，而且生产过程组织严密，各道工序配合紧密，是流水线式的生产。”（《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第231～239页）

钱学森提出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广泛认同性，首先在于他率先提出的以生物经济为主体的第六次产业革命，不仅是一般的理论问题，更是现实的问题。在《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中，有他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科学管理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领导的具体建议。这些建议很多都转化成了政府的行为。现在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的关于生物经济的试点，很多都是由钱学森、他的同事和一批志同道合者直接提出和倡导的。其次在于它引发了人们对生物经济的广泛关注和多次大规模的讨论。在这些学者眼中，生物经济的内涵已经是大生物的概念。2000年第4期上海出版的《经济展望》杂志就发表了一组关于生物产业、生物工程是新世纪发展动力的文章。其中提出：“新的文明已经悄悄开始，一场划时代的，影响21世纪的新文明正在全球展开，这就是生物文明——主宰21世纪的文明。已有的信息文明将在未来20年内结束辉煌，完成人类交流、沟通完善的使命，使人与人的交往不再受制于时空的限制。在已有文明的基础上，人类的生存已不再成为首要问题，接下来，人类开始享受生活，并把目光转向了人自身。休闲、保健、延年益寿成为人类生活的主题，人们开始对生命的不息提出要求。”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进展也不可谓不大，在基因工程、生物制药、克隆技术等方面均有领先技术。但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资金的来源及企业的创新机制上。”“生物技术继电脑网络之后成为社会投资的又一热点。正如21世纪几乎所有的食品都将或多或少与转基因沾点边那样，我们将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投资都是根据生物技术，围绕生命科学进行的——从以转基因技术生产食品和药物，到开发能自动感知环境并调节温度的服饰，到组装符合人体生理和心理特点的交通工具，再到未来新兴的生态服务业。生产要素向生物领域的集中，也许是生物技术对生产方式的影响中最具标志性的显著特征。”这些从思想上已经提示着我们在新世纪一开始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我国的产业经济正在全面提升，产业经济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产业革命出现带来的产业结构的飞跃。钱学森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思想，不仅使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推动着我国在生物经济领域的自主创新，影响着我国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使我国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在不断更新、丰富、发展。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