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炮火

企业销售产品给个人消费者，但个人却生活在社区内。这些社区往往有着迫切的集体技术需求，这无法由个人购买来满足，尤其是群体对信息访问与交互的需求。

针对个体设计的计算机与集体使用现实的不匹配，促使世界各地的社区领导进行技术开发，以创造适合他们社区环境的计算机。在一些地球上最美丽或最危险的地方，这些努力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处于生产制造的前沿。这些制造不仅仅是个人的，其本质是社会性的。

特里（Terry）

特里·赖利（Terry Riley）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建筑部的总策展人。每十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都会策划一次标志性建筑展，全面展示建设中的各类建筑物。1998年，特里联系我讨论一个问题：接下来的展览涉及大量新兴数字媒体，但他在寻找一种能替代画廊中传统电脑来访问这类信息的设备。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努力在馆内打造引人注目的视觉和社交空间；特里不希望弯腰弓背在电脑键盘上打字的这一突兀的形象破坏设想的艺术空间。特里询问我是否有可能将画廊装潢本身作为信息接口。

如今，设计具体的计算机界面属于典型的计算机科学家和电子工程师的枯燥业务。但特里认为，工程师们仅仅考虑个体需求，而忽视了团体在充满艺术氛围且无指令环境下使用电脑的情况。所以随着展会的临近，他和同事们自己动手拼凑出一台优雅且不显眼的公共电脑。

我们为此项目组建了一个由艺术馆策展人和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组成的团队。团队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原型组件的组装。随后大家来到曼哈顿市中心，在展览馆内搭建最后的设备。我们所做的是一个醒目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坊。

合作开发过程从一个巨大的餐桌开始，以其为展览的中心。这张桌子上投射着展品，并设有传感器感测参观者和物品的电子标签。设计的目标是：当人们在观赏设计图时，保留设计师的隐喻，只不过这里的图纸是动态的。餐桌中央的转盘点缀着形似杯垫的装饰，每片杯垫都展示了本次展览相关项目的图片；当这些实体图标被放到特定位置，其相关的图片会奇迹般地出现（这要感谢桌内读取杯垫标签的仪器）。然后桌面可以感测观看者的手，让他们浏览嵌在设计图中的图像和视频。特别有趣的图片可以通过电子方式滑动到转盘上分享给圆桌周围的人。

◇试验空间

展品的设计和调试一直持续到展会开幕式当天。距离开展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们并没料想到，与展区相隔几个画廊之外，保安身后人山人海地聚集着等待入场的参观者。随后保安散开，人海涌入，我们也被人流冲散，圆桌边人群聚集。我们不知道圆桌运行得好不好，甚至不确定它有没有运转起来。一位老年博物馆捐助者从人海中穿出，激动地说：“我讨厌计算机，不过这回很棒，根本没有计算机。”直到这时，我们才确信圆桌的设计是成功的。

这位博物馆捐助者没有意识到，眼前的这张桌下设有17台联网的嵌入式计算机，并与桌子底部数百个传感器的微控制器相连通。但她也没错，展厅里确实没有可见的计算机。计算机在为人们带来如此强大且近距离处理能力的同时，已然超越了其实体形态。我与她都说不出每个仪器确切的功能。多标签阅读器、人手探测器、转盘传感器、视频投影机和信息数据库都在互联网上进行交互。这张桌子并不是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它是MoMA展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感受艺术

◇“没有电脑”

展示桌解决了计算机侵入画廊这一问题，却又引起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些观众对此互动界面比展览本身更感兴趣。虽然MoMA并未涉足技术开发产业，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参观者询问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互动式桌子，他们希望在一些公共的计算环境里使用，如教学、经营管理、金融投资、紧急服务，或是军事指挥与控制。展示艺术的创意要求，竟激发了功能远远超出艺术展览的计算机界面设计。

苏伽特（Sagata）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设备得到了来自德里的贫民窟意想不到的特别关注。在那里，苏伽特·米特拉（Sagata Mitra）面临的挑战与特里在曼哈顿已经解决掉的一样。

苏伽特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与许多印度办公室一样，他的办公室紧靠贫民窟。办公室与贫民窟之间实实在在地仅有一墙之隔。正当他懒洋洋地沉思如何突破这堵墙所代表的屏障时，苏伽特突然意识到他可以从“打破这堵墙”本身开始。作为试验，他在墙上凿了一个洞并塞入一台朝向贫民窟的联网电脑。无需解释、无需指令，只有一台电脑显示器和一根操纵杆。

几分钟后一群好奇的孩子便出现了。很快他们就学会了如何使用鼠标，接下来又学会了如何上网。随后贫民窟的孩子们即兴授课，将新学的知识传授给朋友们。而这一切都是由那些被认为不会说英语（这台计算机所用语言）的孩子完成的。

由于孩子们是自学的，他们对正在做的事情有自己的解释。鼠标因其形状类似一根针，被称为sui（在印度语里是针的意思）。沙漏图标因为形似而被称为damaru（湿婆的鼓）。孩子们以独特的方式独立地学会了使用电脑。

◇墙中洞

苏伽特回来查看电脑情况时大为惊讶，电脑屏幕上出现了“我爱印度”的字样，但他并未提供键盘，只有一个鼠标！苏伽特问孩子们是如何输入这些文字的，他们解释说发现了控制面板里的字符映射表，可用于点击屏幕键盘以输入任意字符。苏伽特拥有博士学位，但他都不知道可以这样做。

类似的试验在印度各地一遍又一遍地成功上演。我们都打趣说过孩子学起计算机比父母还快，但这种看法并未被当作教学原则来认真对待。苏伽特将其称为“微创教育”（minimally invasive education）。他认为技术学习无须面面俱到的解释说明，也不是所有内容都要被翻译成本地语言。他所关注的是满足一个积极主动的学生所持有的学习欲望，并思考如何用简单的干预措施帮助他那些非常规的学生们成长。

苏伽特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贫民窟、孩子，或计算机，而是接口设备。鼠标和键盘是专门针对单个座椅上的用户设计的，而不是面向一群围在墙洞边的孩子。更糟的是，这些设备无法在贫民窟生存，因为他们的设计目的中不包含应对季风、沙尘暴，或好奇的动物的部分。这种人机界面一开始便是不恰当的，并最终破裂。

特里·赖利不需要对抗曼哈顿中心好奇的牦牛，但他也有自己需要顾虑的“野生动物”。将计算机安装在艺术博物馆里与安装在贫民窟内的过程并没有很大区别。特里和苏伽特所要面临的挑战是，计算机端口设备都需要满足团体而非个人的需要，都要能够承受群体极大的热情，也都要能融入社交场合、不强制反社会行为。苏伽特，同特里一样，受所在社区需求的驱动在计算机界面设计上大胆进行创新，超越了该领域内工程师开发产品所能达到的极限。

苏伽特认识到了创造合适的计算机界面的显著成果。在印度城市的社会经济等级中，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拥有汽车、房子、电视，甚至是电力和水暖设备都是权力和影响力的象征，将贫民窟内外的孩子划分开来。而“墙中洞”电脑却与众不同，使用它的能力来源于知识而不是占有。

富人与穷人往往是敌人，穷人通常希望得到富人所拥有的东西。然而知识与财产不同，可以自由共享。“墙中洞”电脑周围的人们没有穷富之分，只有“知者”和“不知者”、会使用计算机和不会使用计算机的孩子们。不过“不知者”攻击“知者”是没有意义的，学习相关知识的方法是友谊而非冲突。苏伽特建立强大的计算机界面的尝试意外地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阿琼（Arjum）

为社区而非为个人设计计算机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使我从让人智力“缺氧”的曼哈顿艺术博物馆，来到德里的贫民窟，最后到达真正意义上空气稀薄的世界之巅喜马拉雅。

印度将军阿琼·雷（Arjum Ray）将军负责保护查谟和克什米尔、中印边境、巴基斯坦边境的安全问题。也就是说，他负责管理全球活跃的核战场。

◇前线

当他来到他位于拉达克的总部，雷将军接受了保证边境安全的任务。按照惯例，这意味着要对边境上的军队和武器进行管理。但他很快发现，边境安全依靠人的安全，人的安全依靠人的发展（智力、社交和财务方面的发展），而投资于人的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信息化。他看到在他指挥的地区只有极少数的教育、经济，和娱乐设施，因此除了互相射击外人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这一观察促使他开展“Sadbhavana”项目。“Sadbhavana”的意思是和平与善良，雷将军希望为这些与世隔绝的社区提供联网电脑，用于教育、医疗、通信和商业，从而使其与世界其他地方相连接。如果少投几颗额外的炮弹，他就有能力担负这些社区投资。

就像微型银行项目关注妇女团体一样，他将注意力集中在佛教徒和穆斯林女孩上，因为她们通常在长大后成为社区的骨干力量。雷将军初来乍到时，女孩们将其当作社区的威胁，并会跑得远远的以避开他。计算机中心的成功建立使这种态度发生改变；当女孩们逐渐了解他们，一切便更好地运行起来。

◇计算机中心

拜访雷将军时，我恰巧碰上了近来喜马拉雅山最严重的雪灾。我感到很幸运，因为在风暴期间，我不仅仅是观察者，而且顺其自然地成为项目的积极参与者。屋外寒风凛冽之时，我们将一间小屋建造成网络服务器，而不仅仅是一个客户端。这样一来，女孩们就能够浏览和建立网页。民众们对于此举的反应非常热烈。女孩发布图片和说明，分享给相隔几个村庄的朋友和家人，以前他们要花好几天的时间跨越山峦才能相见。让她们大开眼界的是自己除了是信息接收者的身份以外，也可以成为信息来源。

我来到喜马拉雅的原因是雷将军和特里、苏伽特持有相同的愿望，希望将计算机引入社区，而不仅在办公桌上发挥作用。与挪威的哈肯及其羊群一样，雷将军需要建设独立的通信基础设施，因为企业不会在人烟稀少的荒凉山区抢着提供服务。像卡尔波和他的乡村学校那样，雷将军想办法在当地寻找生产技术以满足当地需求，毕竟削减炮弹发射数量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不久之后，我在华盛顿特区向一屋子的军队将领做简报。他们都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有关新兴技术对于军事意义的指导。在我介绍完个人制造概念以及制造仪器的机器研究之后，我讲述了雷将军的故事。雷将军和他为了网络部署而在当地实验室投注的心血其实是一笔对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投资。

经过仔细地考究之后，在座的将领们理解了雷将军的成本收益计算，但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该如何采取行动。毕竟，五角大楼里没有“用于避免战争的高科技部门”。

世界上不稳定地区中的偏远社区在技术方面的需求可能与军队有着惊人的相似，并且出于必要，这些社区会更早地接受和使用个人制造制成的工具，从而摆脱对于长供应链的依赖。然而，帮助那些社区获取工具和技术又是谁的工作呢？是本职为破坏而非建设的军方？是在可量化社会影响力的投资项目中避免任何投机风险的援助机构？是支持投机风险的调查却避免任何看起来像援助工作的研究机构？还是开发产品出售给消费者却从不购买由消费者开发的产品的企业？

答案是不明确的。但是也许这就是答案。这些组织的区别源于某项技术的用户和开发者之间明确的劳动分工。如果任何人可以做任何事，那么这些区别就不再有意义了。

曾几何时，计算机代表着一种职业而不是一台机器。电子计算机问世以前，“computer”一词表示一组操作简单、机械的计算仪器来解决复杂问题的团队。这种人体机器听从于手写的指令。同样的，排版也曾经是一种职业，由受过训练的排字工人选择铅型用于印刷，而不是文字处理软件中的菜单选项。在个人制造领域，工程的命运也可能同样不再是一项专门的职业，转而成为一门共享的技能。

从纽约现在艺术博物馆到德里贫民窟再到喜马拉雅村庄，采用新兴技术以满足当地社区需求也许将不只是有远见的先驱者们所从事的活动，这将成为社区内和社区间一种常见的能力。铸剑为犁也许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如果不可以广泛地获取制造工具，它最终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