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15]事实上，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做一个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它们在竞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这种场域的结构与那些多少有些持久不变的网络是不同的。正是这种结构，决定了是否有可能在场域中发现那些体现并维系网络存在的各种联系的创建过程。[16]从布迪厄对场域的界定中我们得知：场域不是简单的一个场所或地方，场域的核心是“关系”，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结构和关系逻辑。场域中不同的结构位置所包含的社会资本是不同的，而不同的社会资本对于不同个体或群体的行动的推动力量也是不同的。
根据场域的界限（布迪厄场域的界限是指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社工将案主成长历程中所经历的场域大致划分为三部分：一是童年时代生活在奶奶和小伙伴身边的场域；二是回到父母身边读书的城市场域；三是接受社区矫正的社区场域。
个体生活在场域中是一个不断采取策略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寻找能够适应场域的某种行为方式的过程。但在寻找适应场域的行为方式的过程中个体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这种情况取决于个体或群体在场域中的位置、接触或占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少、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和质量、场域整体环境给个体或群体带来的心理感觉等，对场域不适应情况的出现很可能导致个体或群体被场域边缘化，而引发个体或群体越轨行为的发生。
此个案中的案主在童年阶段的场域是“平面式的网络状”结构。这个结构是由成员的年龄结构、认知水平、行动能力、生活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在这个结构中，成员间是趋于平等的，场域结构并没有给案主带来心理上的压力，这种结构给场域中的行动者带来的是“适应”。
在案主回到城市、回到父母身边以后，案主所在的场域是“原子式的分离状”结构。这个结构中，场域突然发生了改变，原来所在场域中的关系网络突然断裂，新的场域中的关系网络还处于陌生状态。这种“原子式的分离状态”有两种表现：一是家庭场域，二是学校场域。在家庭里，案主与父母是陌生的；在学校里，案主与同学、老师是疏离的。这种场域会给其中的个体或群体带来压力感。
在接受社区矫正阶段，案主的场域结构又逐渐地向“平面式的网络状”回归，最明显的表现是案主的这一阶段是场域资源整合的过程。此时，场域中所有的资源包括家庭、邻里、朋辈、社区管理者及其他的社区居民等都是在为案主发挥其优势而服务的。整体来看，在这样的社区场域中，案主没有恐惧、紧张以及压力感。这样的场域有利于案主情绪、态度、认知以及行为向正面方向转变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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