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礼制的确立和发展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大对流，礼制逐步向社会各阶层、社会生活各方面全面渗透。但这一进程在秦始皇时被粗暴地打断。史书上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儒家所倡导的礼乐王政之说被抛在一边。秦王朝短命而亡后，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便面临着法灭礼坏的混乱局面，汉王朝亟需整顿社会秩序，重新树立统治者的权威，以稳定新生的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单纯采用秦王朝以法治国的统治策略，靠大棒来威吓、镇压，显然是难以奏效的，秦王朝已是前车之鉴。要想长治久安，只有重拾礼治的旗帜，并将它和刑政有效地结合起来，软硬兼施，才能渡过难关。在《汉书·叔孙通传》中，记载了汉初恢复礼治的一段有趣的过程。

汉高祖刘邦，本是丰、沛间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社会地位极其低贱。他的从龙功臣，也多出身于三教九流，基本上都属于社会下层的劳动者。汉王朝建立后，每次朝会群臣，这些不知礼法为何物的粗人，在朝堂上依然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说笑，相互嘲谑；喝醉之后，就更不像话了，有的大呼小叫，有的痛哭狂笑，甚至还有的拔出剑来，乱砍朝堂上的柱子，大殿上乱哄哄的，一点规矩都没有。做了皇帝后的刘邦，很快就忍受不了啦，他感觉不到皇帝的脸面何在、尊严何在，于是，他就让儒生叔孙通制定朝仪。公元前200年，正值长乐新宫建成，刘邦便乘机推出了这套朝仪。在群臣朝贺的那一天，天刚破晓，朝堂两侧已布满了卫士，手持刀枪，旗帜飘扬，气氛庄严而肃穆。礼官引导群臣依官位高低相次进入宫内，文东武西，分列于殿陛两侧。然后刘邦乘辇升殿，左右侍臣高声传报，群臣逐班觐见。慑于这种威严庄重的气氛，所有的人莫不震恐肃敬，没有任何人敢大声喧哗。礼毕赐宴，群臣按班次捧杯上寿，也没有人敢再胡乱多喝，酒斟九遍即罢酒，宴会结束。而对这沉闷乏味的场面，刘邦却十分高兴，他不无得意地宣称：“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

正是由于礼仪制度所特具的对巩固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的重要作用，自汉而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莫不重视利用礼仪制度，以此来稳定社会秩序、强化统治。如汉代宣称“以孝治天下”；汉宣帝说汉家治国方略是“以霸王道杂之”；董仲舒倡言“三纲五常”；宋明理学宣言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延，封建制度的日趋腐败和没落，封建统治者对于礼仪制度愈趋重视并不断强化，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使礼仪制度一直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始终。

礼仪制度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封建礼仪制度越来越趋向正规化和制度化。从秦汉时期直到清朝灭亡，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使礼乐程式正规化，都设置有专门管理礼乐的行政机关。在各代中央政府机构中，基本上都设有掌管祭祀礼仪的太常、掌管赞相礼仪的光禄勋、掌管外事礼仪的大鸿胪，它们构成了封建国家主要的礼乐行政业务机关。隋唐以后所设立的尚书六部中的礼部，也是这类性质的机构，只不过它的地位更高，工作范围更广，除统领全国的礼乐行政工作之外，还主管文教方面的工作。另外，由于礼乐的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程式又很复杂，所以在中央其他政府机构以及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中，也都设有相应的机构和专门负责礼乐工作的专职人员。此外，封建国家还利用国家监察机关来监督礼乐工作的执行。这些情况表明了礼乐工作已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经常性的要政。

其二，礼乐程式更为繁琐、内容更为芜杂。打开历代记录典章制度的志书，其所占分量最重的必然是礼志，这已成为古代史书的一大特点。至于其仪式的繁琐，我们可用清代乾隆皇帝所举行的一次郊天礼为例。清代祭天的仪式在天坛举行，天坛的圜丘分为三层，下层正位祀昊天上帝，两旁列有陪祀的祖考；上面两层列有各种从祀的神祇。按照各神祇的地位尊卑，分别安放数量不同的祭品、祭器。这一切工作准备好之后，皇帝动用最高规格的仪仗，即由上万人组成的大驾卤簿，在祭祀正日的前一天到达天坛。皇帝亲自检查圜丘的神位，侍从官员分头检查祭品和祭祀用的牲畜，一切停当之后，进驻斋宫，素食沐浴。到正日祭祀时，皇帝和所有的从祭人员都要穿上规定的祭服，赴坛盥洗、上香、奠玉帛、行三献礼、奏乐舞、饮福酒、受胙肉，最后焚柴告天，然后礼成。

其三，礼乐内容更趋消极。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不断加强，对突出并维护皇帝独尊地位的礼仪内容历代都续有增加，规定也越来越趋繁细，以显示皇帝的绝对权威。统治阶级内部的其他各等级，所享有的权利和待遇划分得也更为明确，轻易不得逾越，否则就是“僭越”，就是“犯上作乱”，是要“杀无赦”的。就以服装的颜色来说，黄色是皇帝的专用色，其他任何人都不得使用，哪怕你是皇帝的亲弟弟都不行。如清朝灭亡后，溥仪的弟弟溥杰衣袖里用了明黄色，就遭到了已“逊位”多年的溥仪的厉声斥责；又如奴仆贱役规定着黑衫青衣，由此这种服色就成了奴婢的代名词。西晋亡国皇帝晋怀帝做了俘虏后，被勒令青衣行酒，就被晋人视之为一件难以启齿的极大的羞辱。礼仪制度的渐趋消极，不仅体现在它被刻意用来维护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还在于它给了特权阶层以极大的便利而百般歧视普通人民的权利。如家庭中的婆媳关系，早期的礼制对婆媳双方都有所约束，所谓“姑慈而从，妇听而婉”，要求婆婆慈仁，媳妇恭顺，但到了东汉时班昭所作的《女诫》中，就片面地提出了“曲从”的主张，意即婆婆即使错了，媳妇也只能顺从，不可分辨什么是非曲直。所以，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那位无辜的媳妇刘兰芝，再怎么知礼、能干，只因蛮横无理的婆婆小不满意，便不得不被休弃，最终自尽而死。封建礼法中的这种不合理性，时代愈后就愈益严重，愈益背离人性，愈益剥夺幼者、卑者的权利，带给普通人民更多的迫害和灾难。

最后，由于历代统治者对礼制的重视和大力推行，礼制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更深更广。自春秋时礼学下移之后，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也接触到礼仪，礼也成了他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标准。同时，广大人民也从各个方面丰富了礼的内容，使之具有了不少的积极因素。在封建社会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接受礼的约束，依礼行事，在家庭中有父子之礼、兄弟之礼、夫妇之礼、婆媳之礼，在社会交往中有朋友之礼、师生之礼、尊老之礼、邻里之礼；饮食有饮食之礼；服饰有服饰之礼；居处有居处之礼；乘车有乘车之礼；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有冠礼、婚礼、丧礼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君臣之礼、朝觐之礼等；国家的各项典章制度也各有各的礼。可以这么说，礼无所不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到处都可以看到礼的踪影。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中国为“礼义之邦”，是有据可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