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规模与结构
1949—1956年这一时期,资源型城市整体经济规模扩大,但构成单一,这是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不同于其他类型城市的明显特征。
(一)资源型城市经济规模扩大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1949—1957年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而且也是我国城市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尤其是有重点工程项目的资源型城市,其经济规模变化非常之大。
比如唐山市从1949—1956年社会总产值中非农经济总值分别为16823万元、24992万元、31730万元、43523万元、50839万元、66053万元、69898万元、82681万元,工业总产值分别为10102万元、15572万元、19737万元、24958万元、30381万元、39758万元、40951万元、45707万元。
其他如大同市,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413万元,1957年增长到16845万元,增长率3672%[125];包头市,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1031万元,1957年,包头市工业总产值增长到16021万元,增长率1454%[126];自贡市,1949年的工业总产值2800万元,1952年增长到5869万元(相比较1949年,增长率为2096%),到1957年,相比较1952年,轻工业总产值增长58.09%,重工业总产值增长611%,财政收入增长33.68%[127]。
这一时期,资源型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相关,也与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有关。
(二)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单一
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单一,主要表现在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工矿业在城市工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城市经济成分单一,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所有经济成分中所占比重最大;城市功能结构单一,其主要职能是“工矿生产”。
1.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从三大产业方面来说,第二产业比重较大。在第二产业内部,工业比建筑业比重大。在工业内部,重工业比轻工业比重要大;在重工业内部,采掘业发展比重较大。
资源型城市由于“缘矿而建”“因矿而兴”,因此采掘业在这一阶段占城市产业发展的比重很大。资源型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家布点设置的重点工业项目。比如,国家156项重点工程在包头主要设置包头钢铁公司,而内蒙古一机厂、二机厂、202厂、303厂、热电厂等都是以包头钢铁公司为主的钢铁冶炼、加工和机械制造、能源生产企业,配套的建材、化工、轻纺等20多项地方工业项目与国家重点工程之间的产业具有非常明显的链接。[128]又如唐山市,1949—1956年,工业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0.8%、32.7%、36.6%、39.6%、42.9%、44.2%、45.4%、44.5%,围绕工业发展的城市建筑业、城市交通运输业与城市商业的总和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17.3%、16.2%、17.8%、21.2%、22.2%、21.2%、21.6%、24.6%。[129]
可见,由于城市主导工矿企业在资源开发和城市发展中的垄断优势,城市产业发展不仅偏重于重工业,尤其是采掘工业,而且城市的其他产业发展都是以工矿资源的开发为中心,为资源开发和企业建设服务的。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工矿产业有很大的依赖性,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多集中于工矿产业,就连城市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来自于工矿产业。城市的各种部门、行业及各种社会性机构的运行大多与工矿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相关性。
单一的工矿产业结构在促进资源型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隐患。比如,受资源储量、开发条件的影响,资源开发和利用具有不稳定性,它使城市经济稳定性差,经济发展的弹性和回旋能力低;单一的工矿产业结构又使城市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而且城市就业途径单一,男青年就业容易,女青年工作岗位少,就业困难;单一的工矿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城市科研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单一等。
2.资源型城市经济成分单一
1949—1956年这一时期的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所占比重很大,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占绝对优势,其他经济成分比例很小。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是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它的优越性,起到了重要的骨干作用。1949年,中国城市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比重为26.2%;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有企业的产值比重已上升为41.5%,超过私营企业居于首位。[130]这在资源型城市中是有表现的,以自贡为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加之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影响,1956年,自贡的工业总产值中,国营经济占62.1%,合作社经济占0.2%,国家资本主义占37.7%,私营经济已经完全消灭;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经济占35%,合作社经济占15.9%,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43.4%,私营经济仅占5.7%。[131]这些数据表明:公有制经济在资源型城市经济成分中占据了绝对的地位,由此构成了城市单一的经济成分。
这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形式,使过去市场经济的无组织、无计划性被商品经济的计划性所代替,对城市经济发展起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也影响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源型城市经济成分单一,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计划体制有利于资源型城市在资源开发中迅速聚集人口、资金、技术、信息,从而很快加大生产规模,尽可能地满足国家对资源的需求,这对1949年以后的规模经济恢复发展有益。另一方面,资源型城市的计划经济主要表现在资源型企业的发展上,企业行政色彩浓厚,市场意识不强,企业职工在心理上严重依赖企业和国家,效益观念、竞争理念差,而且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单一性制约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富有活力的集体经济和其他私营经济薄弱,不利于国家及城市的长远发展。
3.资源型城市功能结构单一
资源型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基于矿产资源的开采,然而,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型城市往往以重要矿产资源或原材料的专业化生产和大规模输出为主要内容,工业基地往往独立于城市外,是国家生产体系的一个基本单元。因此,工矿城市作为工业生产的生活基地和补给基地,其主要职能是“工矿生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城市与工矿企业功能混同。资源型城市最初在发展上大都是“先企业后城市”,城市成为企业发展的载体和附属体,城市的各项建设基本都是为资源开发服务、为企业发展服务,而且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提倡“先生产、后生活”,城市的其他功能更是得不到发展。再者,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源型城市的企业主要表现为“离城建厂”和“独立建区”。由于工矿区与主城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此,企业自身就是一个“小社会”。企业有自己的供水、供电、通信、学校、医院、商店等,还为职工提供一系列福利,包括住房、医疗保险、子女教育、老年退休保险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人员多、规模大、职能全,各方面在城市都居主体地位。
其次是城市其他功能发育不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型城市是为工矿企业和专业化部门服务的,因此,为城市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其他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规模小。而且,由于城市布局分散,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建设也缺乏一定的规模聚集效应。城市社会服务职能先天不足,人民生活单调、贫乏。单一的城市职能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
二、资源型城市的人口结构变化
城市人口作为城市的主体,它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1949—1956年这一时期,随着社会“过渡”与“转型”,中国资源型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人口的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
由于国民经济恢复,尤其是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大量人口涌入资源型城市,再加上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资源型城市的人口增长迅猛。如鞍山市,如以1949年市区的人口184255为100,1952年为196.6%,3年增长1倍;1953年为264.76%;1957年达到4142%。[132]而抚顺市,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市区人口由1949年的278340人增至1952年的371668人。三年半时间增加了93328人,增长33.53%。[133]“一五”计划时期,包括新抚区、露天区、望花区三个区在内的抚顺市区人口由1953年的466700人增至1957年的784193人,五年时间增加317493人,增长68.03%。[134]又如包头市,其人口变化最大,1949年包头城市人口9万人,1957年增长到39.93万人,增长率344%。[135]
一般来说,人口数量的变动主要来自自然变动和迁移变动两个方面。对于自然变动,这一时期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自然增长很快。比如本溪市,1949—1952年,根据第一次人口普查推算,全市出生68200人,死亡18500人,自然增长49700人。平均每年出生率29.5‰,死亡率8‰,自然增长率21.5‰。1953—1958年,出生率持续上升,死亡率继续下降,人口迅速增长。6年中,全市出生201627人,死亡35382人,自然增长166245人。平均每年出生33605人,死亡5897人,自然增长27708人。平均每年出生率43.01‰,死亡率7.55‰,自然增长率35.46‰,形成本市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生育高峰。[136]
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变动,主要是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新建、扩建许多工矿企业,许多劳动力及其家属迁入资源型城市。迁入人口中,一部分来自城市周边郊区或更广泛区域的农村,一部分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工人。人口的高迁入大大促进了资源型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比如鞍山市,因其历史基础较好,中央在1950年决定列入首批苏联援建项目,以促进东北工业基地的发展,所以,当时国家把鞍钢作为财力、物力、人力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156项工程”最大建设项目,随即大量人员迁入。当时中央从全国47个主要城市的70多个单位调集了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还得到全国57个城市199个企业的支援。[137]据统计,1949—1956年的8年间共净迁入人口41.9万,平均每年净迁入5.2万人,人口机械增长占该期人口增长总量的68.7%。[138]又如白银市,在50年代初被确定为大型硫铁型铜矿区,并列为国家“一五”计划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开始投资建设,中国有色第四、第八、第二十一冶金建筑工程公司相继迁到白银参加基建。据统计,1952年净迁入1.57万人,1956年净迁入3.97万人。[139]
(二)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
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对城市发展有很大影响,同时,一个城市的人口结构,如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职业结构,也会左右城市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初期,资源型城市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一,性别结构失衡。人口学者一般认为,总人口中的男女性别比在104～107之间是正常的,最佳比例是106。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矿产的开发和工厂企业的建设,大量男性青壮年涌入资源型城市,城市男性人口就明显多于女性人口,性别构成极其不平衡。比如鞍山市,由于鞍钢建设的需要,当时有大量的男性移民迁入鞍山市支援鞍钢建设,造成鞍山市男女比例失调。从数字上来看,1949—1957年鞍山市人口性别比在114(女)∶140(男)之间。[140]又如本溪市,1949年男性人口74264人,女性人口62064人,男性人口占54.5%,女性人口占45.5%,性别比例(每100名女人对男人之比)119.7;1952年市区男性人口118504人,女性人口93398人,男性人口占56.1%,女性人口占43.9%,性别比例126.9;1957年市区男性人口242429人,女性人口199794人,男性人口占54.8%,女性人口占45.2%,性别比例121.3。[141]
第二,年龄结构年轻化。根据某一年龄段的不同人口数量,把城市人口年龄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3种类型,用来表示人口总体的年龄构成状况。这一时期,资源型城市的人口年龄构成属于典型的年轻型。比如鞍山市,1953年的0～4岁人口最多,属于在1948—1953年出生的,这正是鞍山市解放初期生育率高涨的时期。15～29岁人口次多,这是鞍山市大规模建设,吸收大批青壮年劳动力的结果。30岁以上的人口逐步减少。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鞍山市人口的年龄构成属于年轻型。[142]
第三,文化层次偏低。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各城市政府一方面努力兴办各级学校,接管、改造旧学校,使更多的学生可以入学。另一方面大力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开展城市劳动者教育运动,提高城市居民的文化素质,但文化层次仍然偏低。据1953年对全国49个城市的调查统计表明,当时这些城市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1.58%,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占8.78%,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口占39.38%,失学儿童及文盲占28.69%,其余为未及学龄人口。[143]
第四,职业结构偏重型化。1949—1956年这一时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指导下,我国资源型城市人口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般来说,资源型城市的产业支柱均为以矿产资源的开发与生产为主的工业,而在工业部门内部,重工业发展较快。与城市的性质和功能相适应,重工业职工人数也就随之增加,城市人口的职业结构日益向重型化发展。这一时期本溪市人口的职业结构足以说明这一问题。1949年末,本溪市社会劳动者总人数14.75万人,占全市人口27.7%。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3.85万人,占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26.1%,而在全民所有制部门中,工业部门职工人数2.9163万人,占75.7%。1957年末,全市社会劳动者总人数22.61万人,占全市人口的27.5%,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11.42万人,占社会劳动者总人数的50.5%。在全民所有制部门中,工业部门职工人数2.9163万人,占75.7%。[144]
三、资源型城市居民生活结构的变化
1949—1956年这一时期,资源型城市发展迅速,其经济规模变化非常大。这促使资源型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居民的生活。
(一)资源型城市居民收入不断增加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就业面扩大和工资大幅度增长,据统计,全国职工平均工资1952年比1949年提高70%,1957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由1952年的447元增加到637元。[145]资源型城市居民收入也随国民收入增加而不断增加。
唐山市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开采煤矿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市区的主要劳动者为矿工。经过三年恢复建设时期,到1952年,唐山进行了第一次工资制度的改革,提高了职工工资,保证了广大职工的基本生活。1956年又进行了一次全面工资制度改革。经过两次改革,初步建立了基本符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制度。平均工资由1952年的357元提高到1957年的643元。[146]
淮南矿区在这一时期发展为新建城市,其生产、建设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矿区职工生活明显改善。1957年,淮南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5762元,比1949年增长5.2倍,平均每年增长25.6%,厂矿职工工资水平1957年达到652.93元,比1949年增长75.1%,年递增7.3%。[147]
焦作市在这一时期,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职工工资也随之增长。1949年,焦作市国民收入1961万元,全部职工工资总额45.1万元,人均年工资79.2元,工业部门全部职工人均年工资44.6元;1952年增长为3112万元,全部职工人均工资500.4元;1957年增长为6341万元,全部职工人均工资增长为710元。[148]
这一时期,资源型城市职工收入不断增加与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策略和不断增加投入有关,比如鞍钢总投入26亿多元(“一五”计划期间投入15.45亿)、武钢总投入13亿元、有色金属公司总投入4.4亿多元等,这些投入使原有资源型城市较快发展,已有矿区也相继形成新的资源型城市。需要说明的是,资源型城市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但由于基数低,所以,整个收入还是处在低水平状态。
(二)资源型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这一时期,随着城市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居民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缘于国家在城市所进行的平抑物价,解决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问题,保障了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在接下来的“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在发展重工业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致力于市场的繁荣与物价的稳定,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一方面表现在居民消费支出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居民的消费结构上。以煤矿城市唐山为例来说明这一变化。
第一,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增加。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建设,劳资关系得到调整,治理了物价飞涨的情况。这一时期居民收入虽然不高,但由于物价低且稳定,城市居民生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之后,经过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唐山市居民消费支出达到人均187.97元。据统计,到1958年居民消费达到人均196.57元,消费水平略有提高。1956年到1958年期间,由于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用品价格水平低,如:粮食平均每斤0.14元,猪肉平均每斤0.56元,白布平均每尺0.285元,城市居民在保证吃饱和有衣穿的同时,每星期大多数居民还有一两次机会改善生活,人民安居乐业。[149]
第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消费结构的变化。在食品消费上,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消费以玉米面和其他杂粮为主,鱼、肉、蛋消费维持在低水平。经过三年恢复建设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粮食消费人均173.2公斤,细粮消费达到70%左右;肉人均消费6公斤,蛋类消费人均2.25公斤,鱼虾消费7.8公斤。居民生活进入了由吃饱向吃好迈进的时期。从1957—1958年,居民生活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150]在衣着消费上,50年代,唐山市居民衣着消费大部分以棉布为主,衣着人均消费19～26元。在生活消费品消费上,50年代,唐山市居民生活用品消费水平平均每人8元左右。在家庭耐用消费品消费上,50年代,甚至在70年代以前唐山市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都极其简单,主要是比较简单的睡具和用餐小桌椅。
(三)社会保障工作的逐步展开
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开展的,民政部是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工作的主要行政管理机构。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政府和社会尚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资以开展人民的社会保障工作,但国家和各城市政府努力做了相关工作。戴均良在研究中认为,除了给城市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劳动保护、退休保障等福利措施,对军烈属、残疾军人、复退军人实行优抚外,还对“三无”人员即无依无靠、无生活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疾、精神病人等实行社会救济福利,保证城市人民生活安定和有保障。[151]下面以焦作市为例,分别就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焦作城市社会救济包括困难户救济和生产自救。在困难户救济方面,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太行四专署拨给焦作救济粮2000公斤,救济款20000万元(旧人民币),救济了370户890人,占城区人口的18%。1956年,焦作开始实行定期定量救济和临时救济。确定了171户627人享受定期救济,每人每月7～9元。全年发放救济款5000多元。[152]在生产自救方面,1951年,焦作矿区人民政府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改造砖瓦窑33座、石灰窑9座。同时组织手工业生产,平车运输、理发、修车等行业30多个单位2187人参加生产自救。1956年,生产自救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经政府组织调配与有关部门订合同干临时工,二是自找门路分散生产,三是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洗衣组。[153]
焦作城市社会福利包括福利事业和收容教育。在福利事业方面,1955年4月,建立聋哑学校,设盲人班、聋哑班,开设盲文、手语、语文、政治、算术等科目。另外还学习缝纫、制钉、种植等生产技术,学制2年,半工半读。学生每人每月伙食费7.50元,烈士遗孤或有困难的学员减免,由国家补贴,医药费国家报销。[154]而收容教育则包括收容遣送和教育改造。1951年,焦作有外地灾民500余人,除安置200人参加劳动外,遣送270人返乡。1954年,对安徽灾民进行了清理收容,遣送回乡796人。1956年,焦作对外地流入人员逐个进行了登记、收容、审查和教育。[155]教育改造中,焦作市民主政府解散了妓院,一方面组织妓女学习,另一方面给她们免费治病。政府发放贷款组织她们参加生产劳动。到1946年2月,有1000多名妓女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从1948年开始,焦作还对顽伪二流子、盗贼、赌棍、道首和暗娼等进行教育。据1950年统计,矿区内还有顽伪二流子、盗贼、赌棍、道首、吸毒者、道徒共1599人。经过教育改造,到1955年时,多数人成了自食其力者。1956年,焦作矿区人民政府对游民重新进行了统计摸底,发现还有70多人,政府采取了五种措施:一是遣送回原籍,二是集中劳动改造,三是交街道由群众监督改造,四是送郑州游民改造农场,五是就地安排到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底,游民改造工作结束。[156]
(四)资源型城市家庭生活的改变
家庭生活是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家庭生活发生了不同于旧社会的巨大变化。
从家庭规模和结构来看,家庭数量增多、家庭人口增加。以鞍山市为例,新中国成立后,鞍山市总户数从1949年的4.46万增加到1957年的15.65万,家庭规模从1949年的4.36人每户增加到1957年的5.14人每户。[157]
家庭成员的关系日益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提倡男女平等,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妇女的地位不断提高,家庭关系逐渐由以父子关系为轴心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转变,由家长专断向夫妻平权转变。这些变化带动了家庭关系的民主化,使家庭关系逐渐平等和谐。旧社会遗留的“婆婆压迫儿媳”“长兄欺负弟弟”等封建陈规逐渐消失,代之以—种新的道德规范,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尊敬、相互关心。
家庭成员的活动方式日益开放。自然经济条件下封闭和半封闭的传统家庭生活逐步被一些文化娱乐性交往活动所代替,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文化生活的改变。比如唐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居民文化生活并不发达,文化事业机构较少,且各种表演团体、电影队均在原市中心区活动,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新中国成立后,市政府和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积极兴建各种文化机构、组织,为满足居民的文化娱乐活动的需要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文化站及企业的职工俱乐部建立等。20世纪50年代初,唐山市工会组织和文化部门开始组织经常性的周末游园晚会,极大地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此后的十多年中,市区群众文化生活空前活跃,并涌现出一批新的文艺人才。自50年代开始,本市文化部门重视民歌的挖掘与整理。1956年起曾先后三次组织有400多人参加的民歌采风活动,挖掘出不同时代与风格的民歌2700多首,在此基础上先后写成《唐山地区民歌选》和《唐山地区民间歌曲集》。[158]
四、资源型城市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科技、教育、文化与卫生事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深刻地反映着城市经济生活的变迁。
(一)科技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随着国家政策的倾向和投资的加大,资源型城市科技事业得到初步发展,国家从东部沿海城市向内地城市输送了大批科技人员,促进了各个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开发与城市发展,尤其是科技事业的发展。如本溪市,在新中国城市成立初期实行了技术和人员的转化,一是由殖民垄断的科技向中华民族自己的科技方向转化,二是由少数科技人员向全民即群众性科学技术方面转化。[159]为了满足经济建设对科技力量的需求,本溪市先后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地引进数百名科技人才。50年代中前期,本溪市自行培养和接受了国家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科技人员不断增多,科技力量不断壮大,巩固和发展了科技人才培养基地,科技事业得到一定的发展。
(二)教育事业的提高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和极低的生产力水平,加之连年混战,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更别说教育发展问题,当时能到学校读书的青少年是少之又少。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资源型城市的教育事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下面以本溪、唐山、白银等城市的教育发展数据进行说明。
本溪: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在辽宁推行奴化教育,使教育事业备受摧残,本溪市的教育也深受其害。1948年10月解放时,本溪市教育事业底子薄、摊子乱,当时全市只有42所小学、2所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本溪市教育事业才有了缓慢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本溪市一方面就旧教育进行改造,一方面发展新教育。经过修复、改造,本溪市教育得到缓慢的发展,小学在校生1956年比1949年增加6.2倍,中学在校生1956年比1949年增加13.6倍。[160]
唐山:唐山市的教育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得到了发展,各级学校不断增加,在校人数不断增多。从干部到工人、从市民到农民,文化水平都在不断提高。1951年,国办、民办小学发展到3334所,比1948年增长30.7%。普通中学113所,师范学校3所,教师进修学校9所,农中111所,中等技术学校110所,较1949年增长18倍多。1952年广泛开展了扫盲运动,市区工矿企业举办工人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到1956年建立了唐山业余工学院,全市工农教育在学人数达446402人,形成了由扫盲到业余大学的职工教育体系,7万多名干部、工人、市民、农民,参加文化技术学习,有22800人摘掉文盲帽子,9000多人达到高小文化水平。[161]
白银: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沿袭旧制,1950年以后逐步改革,文化教育在这一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1949年后,小学大部分设预备班,但无统一教材;1951年后,学校先后建“少年儿童队(后改为少年先锋队)”,思想品德教育成为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先后采取“复习、新授、应用”三段式教学法、从苏联学习的五环节教学法;1950年全市有3所中学、52名教职工、713名学生,到1955年中学生增长到1260名,人口稠密地区增长较快;中等师范教育方面,学校建党、团支部,校务委员会,设教务处、总务处及各科教研室,采用普通中学教材和师范必修课教材;1950年,大部分小学办起了冬学或夜校,进行扫盲运动,1954年,下辖各县“扫盲委员会”成立,有专职人员负责,还配备“专职教师”进行扫盲工作;1954年,还成立了干部业余补习班等。[162]
(三)文化事业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资源型城市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文化事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各市相继建立了图书馆、电影院、文化馆等文化建筑,部分城市还把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结合,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比如淮北市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娱乐活动有演戏、跳民间舞、贴春联、放鞭炮、串门拜年、祭神等。新中国成立后,增加了放电影、演唱曲艺、音乐歌舞等活动;1955年,325地质勘探队有放映队1个。又如本溪市把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相融合:一是大力兴建文化建筑群。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1949年,本溪市正式建造成立了图书馆,属于文化馆的一部分,50年代开始,本溪市又陆续修建了人民剧场、人民文化宫等大型文化娱乐场所。二是创造具有本溪特色的文学、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民族文化艺术得到相应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和“过渡”时期,其重要内容就是改变自五四以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多元并存,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加之,受限于当时经济实力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资源型城市的文化繁荣是相比较于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文化而言,其整体还只是处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统治地位建立大背景下的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卫生事业的加强
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足,新中国成立前,各资源型城市的工矿资源开采环境恶劣,工人进行劳动生产的条件非常恶劣,职业性危害特别严重,而各资源型城市的医疗卫生事业又极度落后。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非常关心广大工人群众的卫生健康问题,加强了卫生事业的建设。在这一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资源型城市当属鞍山市。
鞍山市医药卫生事业在解放初期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时全市只有几个个体医药商户,药品制作简单,药品价格不稳,医药市场杂乱。为了解决广大市民缺医少药的状况,1950年,鞍山市在东北医药公司4名同志的帮助下筹建了第—家国营医药商业企业——鞍山药房。接着,为了加强医药市场的统一管理,鞍山市成立了药品批发部,并对私人西药房进行了收买。1951年底,鞍山医药公司成立,鞍山的医药卫生事业开始走向正轨。1953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鞍山市的医药商业也得到整顿,私营药店逐步得到改造,国营医药商业企业逐步扩大,鞍山医药卫生事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得到加强,医药市场逐渐稳定。总起来说,鞍山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医疗机构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后,鞍山逐渐成立了市级各类医院,如鞍山职工医院、儿童保健所、传染病院、结核防治所等。各区也相继建立和恢复了诊所,如铁东区、立山区、铁西区诊所,鞍钢铁东医院和铁西医院等。二是妇幼保健工作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鞍山市的妇幼保健工作由卫生局管理。当时全市私营助产站有50个,后经过改造,私营助产站数量逐渐减少,公营的妇幼保健组织相继建立。从数据上看,1950年首先在铁东、铁西、立山三个城区成立三个公营妇幼保健站,同年组织了7个私人联合保健站,隶属市妇婴保健站,另有私营助产站39个。1951年,公营妇幼保健站扩大到9个。1953年12月成立市儿童保健站。1956年公营保健站发展到30个。[163]三是医学教育走上正轨。由于起步较早,鞍山市的医学教育从50年代初就走向正轨。1950年创办了卫生学校,1951年创办了鞍钢医士学校,分别为市政单位和鞍钢医疗部门培养初级医务工作者,1955年7月两校合并,成立了鞍山卫生学校。[164]
除了鞍山市的卫生事业得到显著发展外,其他资源型城市的卫生事业也没有落后,如本溪、唐山、白银等城市的卫生事业也同样取得了相应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初期,本溪市根据“预防为主,卫生工作重点放在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面向农村、工矿,依靠群众,开展卫生保健工作”的总方针,着手建立了公营医院、区卫生所及个体行医联合诊所。1949年6月,成立了本溪市人民政府卫生科,组建了本溪市第一个公立医院——本溪市立医院。1953年市政府卫生科升格为卫生局。唐山市政府为了加强卫生管理和疾病防治,在1949年成立了安全卫生委员会,50年代初也开始建立妇幼保健机构。
【注释】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6～1427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7～1428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8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5]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6]郑羽:《阵营对抗:冷战开始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2期,第66～72页。
[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9]《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7～1458页。
[10]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12]黄道霞:《五十年来中国农业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演变》,《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9期,第1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14]刘崇文、陈绍畴:《刘少奇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15]1951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设想(《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3页),这里的“三年”就是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十年”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的10年,就是大约要在10年之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周恩来在解释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时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不能把时间说得那么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刘伯温的‘推背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页)
[16]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17]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18]《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4页。
[19]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20]何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
[21]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22]丛树海:《新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1998)》,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7页。
[23]曾璧钧、林木西:《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24]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26]《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27]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年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页。
[2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页。
[29]曾璧钧、林木西:《新中国经济史(1949—1989)》,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3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页。
[3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11页。
[32]《刘少奇论新中国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11页。
[34]《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3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页。
[36]汪海波:《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9)》,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37]宋月红:《张闻天1952年三封来信与中国工业化决策关系考述》,《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第52页。
[38]《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3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40]宋月红:《张闻天1952年三封来信与中国工业化决策关系考述》,《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第51页。
[41]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页。
[42]《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页
[43]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365页。
[44]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业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
[45]《许多工厂加强技术教育和文化教育工作 积极提高职工技术水平》,《人民日报》,1954年5月6日。
[46]《开展技术革新运动》,《人民日报》,1954年4月16日。
[47]《陈云文选(1949—195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184页。
[48]丛树海、张桁:《新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1998)》(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49]汪海波:《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9)》,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50]汪海波:《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51]汪海波:《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5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页、第1页。
[5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2页。
[54]《毛泽东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55]《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56]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57]丛树海、张桁:《新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1998)》(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页。
[58]汪海波:《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9)》,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59]汪海波:《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9)》,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60]《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588～589页。
[61]董志凯:《中国城市建设方针的演变》,《城乡建设》,2002年第6期,第38～40页。
[62]周明长:《“一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工业城市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第123～126页。
[63]周传典:《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64]周传典:《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65]周传典:《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66]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中国企业史·现代卷》(上),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8页。
[67]周传典:《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68]崔云龙:《<中国煤炭志>编纂工作杂俎》,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4页。
[69]《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0页。
[70]濮洪九:《中国电力与煤炭》,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71]王太刚:《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施工60年》,《中国有色建设》,2009年第3期,第12～14页。
[72]《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4页。
[73]王繁滨:《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设计60年》,《中国有色建设》,2009年第3期,第7～12页。
[74]王繁滨:《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设计60年》,《中国有色建设》,2009年第3期,第7～12页。
[75]吕颖魁:《我国有色金属矿山露天开采发展概况及其前景》,《有色金属(矿山部分)》,1985年第2期,第9～13页。
[76]焦力人:《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77]焦力人:《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78]焦力人:《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79]焦力人:《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80]付春:《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化进程、原因及特点分析(1949—1957年)》,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81]刘云刚:《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机制及其调控对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8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382页。
[83]吕勇:《新中国建立初期资源型工矿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84]吕勇:《新中国建立初期资源型工矿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85]吕勇:《新中国建立初期资源型工矿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86]鲍寿柏等:《专业性工矿城市发展模式》,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8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88]董志凯、吴江:《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155页。
[89]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24页。
[90]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81页。
[91]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7页。
[9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93]曹洪涛:《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页。
[94]《把消费城市变生产城市》,《人民日报》社论,1949年3月17日。
[95]《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页。
[96]《改进和加强城市建设工作》,《人民日报》,1953年11月22日。
[97]龚德顺、邹德侬等:《中国现代建筑史纲(1949—1985)》,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98]龚德顺、邹德侬等:《中国现代建筑史纲(1949—1985)》,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99]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中国企业史·现代卷》(上),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
[100]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中国企业史·现代卷》(上),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101]相关数据参照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页。
[102]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103]玉门油田志编纂委员会:《玉门油田志(1939—1986)》,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页。
[104]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197页。
[105]政协甘肃省玉门市委员会:《玉门文史资料》(第4辑),甘肃省内部图书,1999年版,第94页。
[106]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
[107]赵广庆、周度:《抚顺城市建设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
[108]平顶山市城市建设局:《平顶山城市建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109]《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盐都自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278页。
[110]沈玉成:《本溪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111]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06页。
[112]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06页。
[113]沈玉成:《本溪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114]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焦作市志》(第二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669～670页。
[115]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116]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202页。
[117]转引自杨勤明:《中国火电建设发展史》,《电力建设》,2008年第1期,第100页。
[118]沈玉成:《本溪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
[119]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120]赵广庆:《抚顺城市建设史》,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3页。
[121]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山市志(送审稿)》,1995年,第327页。
[122]赵宇空:《中国矿业城市:持续发展结构与结构调整》,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123]宋飏:《矿业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与机理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124]平顶山市城市建设局:《平顶山城市建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7页。
[125]周明长:《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工业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26]周明长:《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工业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27]《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盐都自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57页。
[128]吕勇:《新中国建立初期资源型工矿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29]唐山市统计局:《奋进的唐山四十三周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130]王茂林:《新中国城市经济50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131]《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盐都自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
[132]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92～393页。
[133]数据来源于“1949—1952年抚顺地区人口增长情况统计表”,《抚顺市志(第一卷)》第377页。
[134]数据来源于“1953—1963年抚顺地区人口增长情况统计表”,《抚顺市志(第一卷)》第377页。
[135]周明长:《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工业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136]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本溪市志》(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137]中国企业史编辑委员会:《中国企业史 现代卷》(上),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138]蒋志学、郭锡润等:《鞍山人口生态》,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139]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白银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2页。
[140]蒋志学、郭锡润等:《鞍山人口生态》,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61页。
[141]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本溪市志》(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50～251页。
[142]蒋志学、郭锡润等:《鞍山人口生态》,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61页。
[143]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6～442页。
[144]本溪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溪市志》(第一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页。
[145]陈光:《当代中国城市的改革与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146]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山市志(送审稿)》,1995年,第431页。
[147]《淮南40年》征编小组:《淮南40年(1949—1989)》,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页。
[148]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焦作市志》(第二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页。
[149]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山市志(送审稿)》,1995年,第432页。
[150]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山市志(送审稿)》,1995年,第433页。
[151]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1页。
[152]河南省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焦作市志》,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153]河南省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焦作市志》,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页。
[154]河南省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焦作市志》,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页。
[155]河南省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焦作市志》,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页。
[156]河南省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焦作市志》,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21～422页。
[157]蒋志学、郭锡润等:《鞍山人口生态》,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
[158]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山市志(送审稿)》,1995年,第195页。
[159]沈玉成:《本溪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
[160]沈玉成:《本溪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161]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山市志(送审稿)》,1995年,第2页。
[162]白银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白银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13、717～720、728、736、739～740页。
[163]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164]刘景玉、智喜君:《鞍山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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