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时代我国政府管理的经济优势

（一）物联网时代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将得到有效控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降低行政成本”这一目标。我国加强对行政成本和政府管理成本的控制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节约型社会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政府行政成本高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杜刚就曾指出，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据相关资料测算，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高达50％以上；从2012年我国政府92个中央部门公布的 “三公经费”来看，多个部门行政经费破亿元；海关总署行政经费达到近87亿元，占2011年决算总额的42．7％；国家信访局行政经费支出额达到7582万元，占2011年决算总额的59．28％；国家税务总局行政经费达到近393亿元。当然，造成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可忽视的是政府机构的运行费用和行政信息成本费用，这两者在我国政府行政成本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图4－1为2010年和2011年全国行政经费支出。

图4－1 2010年和2011年全国行政经费支出 （亿元）[4]

然而，在物联网时代，我国政府机构的运行成本和行政信息成本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物联网时代我国的政府管理方式将由传统的职能管理、结构管理向流程管理转变，政府的组织结构也将向扁平化发展。我国政府机构运行费用之所以居高不下就是因为我国政府机构膨胀，冗官冗员，人浮于事，这些使得我国政府行政管理成本急剧增长。降低政府机构的运行费用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控制政府规模。在互联网时代，我国政府机构将有效整合，管理层次减少，政府工作人也将减少，相应地，我国政府的机构运行成本将大大降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帕金森现象”。

一方面，通过使用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对民众的利益诉求进行收集，并快速传送到政府云中进行分类处理和储存，政府相关部门决策者能迅速、实时地把握民众的需求，做到有差别地、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这样既能保证民众的需求真正得到满足，也能避免大量的政府管理资源浪费和重复性建设，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图4－2为我国政府机构运行费用。

图4－2 我国政府机构运行费用示意图

另一方面，我国政府行政信息费用的控制问题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状况。目前，我国政府管理过程中信息收集、传播和利用存在质量不佳与成本偏高的问题，进而由虚假信息或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成本问题 （机会成本与社会成本）十分突出。降低我国政府的信息费用必须依靠信息技术，实现政府信息成本的合理化。在物联网时代，降低政府的信息费用是完全可能的。物联网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感知和云计算，在物联网时代我国政府管理的过程中，全国范围内的各种数据完全被感知层感知，并传送到相应的政府管理云中，将所得数据进行筛选和整理，进而转换为有效信息，直接输入到政府管理人员手中，为政府官员决策和政府管理直接服务，这样既避免了一些信息的收集困难和传送过程出现偏差，又缓解了中央和地方、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出现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也提高了政府处理事务的效率。例如，吉林省辽源市在云计算中心项目中试运行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试运行期间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受理案卷194件，处置率由之前的29％提高到97．42％。美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揭示了信息成本的基本特征：信息成本部分属于资本成本，具有不可逆资本的特征，在不同的方向上完全不一致。此外，信息成本的固定成本高而边际成本极低，相比其他信息技术，物联网具有长期的成本优势，能够保证行政信息的有效和客观，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降低政府的信息成本。图4－3为物联网时代我国政府机构运行费用。

图4－3 物联网时代我国政府机构运行费用示意图

（二）物联网时代我国政府管理的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

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将交易成本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在这里我们提到的政府管理的交易成本主要是指协调成本和反腐败成本。协调成本有两种：一种是与信息成本相关的协调成本。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指出，环境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有限理性和人的机会主义，导致了信息阻塞或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出现，为了消除信息的不对称现象，就必须支付协调成本，即信息沟通、协调的成本。从这里看，信息成本与协调成本是相互影响的，即信息成本降低，相应的协调成本会下降。前面提到，在物联网时代，我国政府的行政信息成本费用将会得到有效控制，行政信息的协调成本也会相应减少。另一种是政府进行协调过程中所需支付的成本。当前我国各种矛盾和冲突频发，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政府需要协调解决的事务相应增加，政府所需支付的协调成本也逐渐上升。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依靠技术的进步提供更加快速、有效的工具，物联网技术就满足这一条件。通过物联网的传感网，可以快速收集和整理政府所需处理事务的全方位信息，利用云计算，使政府迅速做出解决对策，正确高效地处理所需协调解决的事件，并在最短时间内将事件发展和解决情况反馈给政府部门。在这一过程中，减少了信息的全面收集、整理、归纳、筛选、处理、反馈的环节，减少了政府协调所需的时间成本。例如，北京市的危机管理云平台，在危机事件发生后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并调动有关应急部门采取行动，极大地提高了应急的速度，增强了应急的协调能力和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图4－4为基于GIS技术的城市应急管理。

图4－4 基于GIS技术的城市应急管理示意图[5]

在前面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我们已对腐败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政府的反腐败成本问题。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就是将 “经济人”引入到政治行为的分析中。由于人们的行为会受一定的利益驱动，因此，我们不能根除腐败现象，只能减少这种权力寻租行为。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反腐败成本的大幅度增加也加重了政府的负担，腐败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怎样才能在有效缓解腐败的问题的同时也降低政府的反腐败成本呢？笔者认为，物联网技术完全可以实现这种双赢的局面。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严格的内外监督机制。虽然我国已建立了金融账户实名制，并且在许多地方试点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这远远不够，想要达到预期效果，必须依靠一套严密的内外监督系统，物联网可以为政府提供这样一套监督系统。物联网通过高感知性对政府官员的公务行为进行严格监控，对政府官员的财产收入状况进行合理感知，再依靠反腐败 “云”进行信息的分析和处理，将相关数据迅速反馈给相关部门，从而对政府官员与公务有关的行为进行严格、全面的监督，将腐败扼杀在摇篮里。此外，信息公开能使公众也加入到监督官员的行列中来，进一步扩大了反腐的群众基础；同时，利用物联网技术可以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使资源配置最优化，反贪、税务、银行等相关部门的协作，可使反腐工作效用达到最大化。目前，我国政府已开始利用物联网技术开展反腐倡廉工作。2012年5月9日，由齐齐哈尔市纪委组织实施的反腐倡廉教育云系统 “鹤城清风”正式开通。它的开通将原有的集中式教育转化为随时教育、及时教育、便捷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反腐倡廉教育的效率，降低了教育成本。随着物联网相关技术在我国政府反腐工作中的大范围运用，反腐成本大大降低，反腐效率大大提高。

（三）物联网时代我国政府的决策成本将大大减少

我国政府的决策成本是我国政府在行政决策过程中所消耗的可用货币度量和不可用货币衡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基于实证分析，我国政府的决策成本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政府做出各种决策本身所发生的费用；第二，政府决策过程中形成的交易成本；第三，如果政府的决策失误，将会造成一定的损失；第四，政府错误决策产生的代价。其中，政府决策本身所发生的费用大致包括决策活动的准备费用、决策过程中的费用、决策完成后相关活动的费用。目前，我国政府的决策成本过高，不仅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而且会影响我国节约型社会的构建。因此，降低政府的决策成本刻不容缓。降低政府决策成本可以从完善民主决策机制、规范行政决策程序上着手。我国政府的决策成本是有可能减少的。在物联网时代，政府政务信息将会更加公开，民众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同时，政府进行决策的过程和程序都受到物联网的实时监控，可以有效地减少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的寻租行为，减少决策费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决策出现失误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对称，而笔者前面也提到，物联网的相关技术可以有效地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大大降低决策失误的概率，也就可以减少政府政策错误产生的代价。综上所述，物联网可以从减少决策过程中费用和政府错误所产生的代价这两个方面减少我国政府的决策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