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资源发展历程及意义

一、近年来我国矿业资源的发展

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风云多变，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艰难，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受此影响，世界矿业继续调整。全球矿产资源供需矛盾相比2012年暂时缓解，发展中国家对大宗矿产新增需求正在减弱，矿产品消费正在由西向东转移。但是，全球矿产资源高度集中、供应垄断、价格偏离供需的局面仍未改变。2013年全球能源公司在油气勘探及开采领域的投资为6820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14.6%；但非燃料固体矿产勘查投入仅为152亿元，下降29%。国际金属产品和能源产品价格延续了2012年的下行态势。价格基本相当于2005年前后的水平，仍然处于相对高位。进入2014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程度的不断加快，全球矿业发展逐渐进入新阶段。未来一段时期，煤炭、铁矿石等大宗矿产品消费增幅减缓，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能源勘探开发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阿根廷等页岩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能会取得重大突破。压裂用砂、石墨等与新能源、新材料有关的矿产将会引起更多关注。

2）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取得一定突破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重大进展。一是发现了一批重要矿产地，重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增长明显。截止到2013年的数据显示，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来，全社会累计找矿投入超过3500亿元，其中80%以上源于社会资金。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451个，主要矿产新增查明资源储量显著。煤炭勘查新增查明资源储量超过2000亿吨，石油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39.4亿吨，天然气2.30万亿立方米。与实施“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前相比，45种主要矿产中有37种矿产查明资源储量增长，其中，煤炭增长10.7%、天然气增长22.8%、铁矿增长9.8%、铜矿增长13.3%、铝土矿增长7.2%、金矿增长30.7%。二是形成了一批资源基地雏形。鞍本、冀东和攀枝花铁矿，山西、河南、贵州铝土矿、胶东金矿、湘西铅锌矿等一批老基地资源进一步稳固，新疆中部、南疆和青海祁漫塔格铁矿，滇西北、藏中、藏北铜矿，滇北、青海中部金矿，赣北钨矿，西南天山铅锌矿等一批资源基地雏形开始显现。三是节约集约利用矿产资源再上新台阶。2013年，我国出台了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发布实施煤等12个重要矿种的“三率”（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指标要求，基本查清和掌握了国内主要矿种的“三率”和采选技术现状。推进绿色矿业发展，先后四批遴选出国际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660多家。和谐矿区参与面不断扩大，贵州、吉林、江西、西藏等11个省（自治区）在不同层面开展和谐矿区建设工作，推动实现矿产资源收益共享，成效明显。

3）生态文明建设给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众所周知，矿产资源属于耗竭性不可再生的资源，其价值源自于矿产资源的有用性与稀缺性。由于矿产资源是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换言之，即矿产资源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我国又是一个矿业大国，但由于种种的原因，使得我国出现了较低的资源利用率、较高的安全风险、生态破坏严重等现象，以及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差以及低附加值等资源利用的现状，造成了矿产资源日益短缺，部分矿产资源还需要依赖进口，这就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纲要》同时指出：发展绿色矿业，强化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提高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矿区土地复垦，完善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加强矿产资源和地质环境保护执法监察，坚决制止乱挖滥采。

胡锦涛同志在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中提出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因此对于我国的矿业企业而言，加强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成为了众多矿业企业首要的战略任务。

2009年8月，李克强同志在中国地质科学院考察工作时曾明确提出：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在地质找矿工作，提高资源储采比和回采率，搞好资源综合利用，开发新能源，服务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巨大潜力。要积极拓展技术创新领域，体现节能环保，促进资源集约利用和节约利用，立足国内自身资源，加强自身资源的利用，力图缓解、解决我国严峻的矿产资源供应紧张的局面。

我国是资源大国，但是资源利用率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很多是依靠消耗大量资源，资源利用效率低，污染严重。目前我国矿产能源的原材料耗比消费要比国外先进水平高30%‐90%，有的大到一倍多。黑色冶金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有色金属矿综合利用率也只有30%‐35%，而国外的先进水平都是在50%以上。还有多种有价金属没有充分回收，而国外有色金属的冶炼率达到了98%以上，我国的非金属矿，中小企业占90%，技术装备水平比较低，大部分依靠采富济贫维持利润，采矿率相当低，最低只有20%‐30%，煤炭的综合回收率只有30%，油田的平均采收率也只有32.7%。其中稠油的油田产出率只有15%，天然气也只有65%左右。可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迫在眉睫，因此需要把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评价体系这一战略任务摆在重要位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求“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自然资源之一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也应当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以生态文明的视角审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也成为一种必然。

4）安棚碱矿资源开发利用绩效提升意义重大

安棚碱矿是迄今为止国内探明的最大天然碱矿床，碱区面积10.74平方公里，天然碱可采储量4849万吨，分别位于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安棚碱矿地处淮河源头，安棚苏打石矿床是世界上埋藏最深的天然碱矿床，原料组成属重碳酸钠型和倍半碱型，有17个矿层，各层平均厚度从0.6m～1.6m不等，矿层中各组份平均为：Na HCO377.06%，Na2CO316.33%， Na Cl<1%；矿层顶、底板及夹矸主要为白云岩、泥灰岩及油页岩。

河南安棚碱矿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安棚乡境内，创建于1998年8月，原名安棚碱矿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公司主要从事天然碱开采加工和其他碱类产品经营。公司利用倍半碱新工艺生产优质低盐重质纯碱和轻质纯碱，工程项目设计生产能力70万吨/年天然重质纯碱，属二档中型化工企业，河南安棚碱矿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被南阳市评为金融信誉AAA级企业，是河南省100个重点工业项目之一。2005年6月，在河南安棚碱矿的拉动下，桐柏县被中国矿业联合会命名为“中国天然碱之都”，安棚公司被确定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企业。

立足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采用先进的倍半碱生产工艺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公司生产的低盐重质纯碱产品具有品位高、成本低、质量好的特点，质量优于国际一类优等品，能与美国天然碱相抗衡。但是安棚天然碱矿与美国绿河碱矿相比，具有三个不利于开发利用的因素：埋藏深、碱层薄、溶解度低等，如何提升资源开发利用绩效成为摆在安棚公司的重要现实问题。

鉴于安棚碱矿资源开发利用绩效提升的现实需求，有必要以安棚公司为案例实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绩效综合评价，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为同类矿业企业资源开发利用绩效评价提供借鉴和参考。

目前，虽然国内学者认识到矿业企业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评价的必要性，但相关理论的系统研究明显不足，特别是在一些特定非金属矿产资源的研究上不够深入。表现在以天然碱作为主体资源的矿业企业资源开发利用问题上，略显空白。使得在对某些矿业企业资源开发利用问题上，缺乏理论指导与依据，导致部分投资回报率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可持续性不强。所以，针对我国矿业企业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的研究意义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

从理论角度看，目前对矿业企业资源开发利用，资源开发利用的综合评价体系构建以及实证综合评价的应用的研究处于初级阶段，至今仍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理论体系，特别是针对天然碱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评价，有关的科研成果显得非常单薄，理论和现实还存在较严重的脱节。以安棚碱矿为例，对矿业企业资源开发利用绩效展开综合评价，在现有理论基础、技术手段以及实证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多因素灰关联分析法等筛选指标，构建安棚碱矿资源开发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做出评价，有利于进一步丰富相关理论体系。

通过研究已有关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文献，旨在建立一套基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效益为一体且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科学合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评价体系；并通过建立的评价体系对于河南安棚碱矿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价，并从评价结果中审视该公司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这对于我国矿产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强度，逐步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企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生态纹面下的矿产资源应用

生态文明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持续繁荣的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提出的。1866年，德国科学家海克尔通过对生态文明的发展史进行研究，第一次提出了“生态学”的概念，并指出生态学就是研究有机体与它自身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E.P.Odum等（1950）[1]将人类纳入生态学研究范畴，指出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与生态文明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中心论”具有异曲同工之意。卡逊（1962）[2]在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揭示了人类对生态文明发展建设的探索历程。B.J.L.Berry （1977）[3]完整论述了如何建设生态城市，奠定了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之后，面临一系列污染问题，环境和生态保护意识深入人心（Liu 等，2013)[4]。欧洲和美国许多国家将环境问题以法律形式保护起来，他们要求公司和组织每年都要公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公司年报里面也要反映出社会环境方面的投入，而且对于环保的企业和项目都大力支持，人们也普遍倾向于选择绿色环保产品(Dresner， 2012)[5]。

从国内学术界来看，1987年，“大力建设生态文明”被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首次提出[6]，并在著作《生态农业‐未来的农业》中研究探讨了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7]。不同学者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界定存在一定差异，从广义的角度，王凤才（2004）[8]认为生态文明并不局限于经济层面，同时涵盖了政治、生态、文化和社会等多个层面。王如松（2007）[9]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进行了思考研究，他指出生态文明是在人与自然保持平衡发展的前提下的不断进步的一种形态，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的文明。杨智明（2014）[10]在研究生态文明建设时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八个理念，生态文明的核心就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在实践中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进行调整，并且不断完善优化。从狭义的角度，刘智峰、黄雪松（2005）[11]对建设生态文明与城乡社会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生态文明是一种继工业文明之后新型文明，指人类在克服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优化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韩雪风（2008）[12]认为生态文明指的是文明的一个方面，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类似。伴随着资源的不断消耗，环境破坏与生态失衡等问题的不断加重，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发展绿色矿业成为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刘法宪和贾朝蓉（2008）[13]对我国矿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进行剖析，并强调了发展绿色矿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另外，成金华，陈军和易杏花（2013）[14]在强调矿区需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对现有矿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进一步完善，突出了促进矿业生态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1924年，美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Oliver.Sheldon)在其《管理的哲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一概念，标志着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创建[15]。王凯，黎友焕(2007)[16]对企业社会责任做了一个相对较为动态、严谨的定义，他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一些特定时期，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所应该承担的关于经济、法规、伦理、自愿性慈善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责任即为企业社会责任”。

1971年，美国的经济开发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商事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17]，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列举了10个相关方面，58种具体行为的社会责任，随后，又将这些社会责任的具体行为分成了两个基本类别：一种是由企业主动来实施，并由始至终都是由相关企业来发挥主导作用的纯自愿性行为；另一种则是由政府借助一些激励机制的引导，或者是通过一些法律、法规的强行规定而得以实施落实的非自愿性行为。1997年，美国的国际社会责任组织提出了SA8000标准[18]，从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和集体谈判、歧视、惩罚性措施、工时、工资报酬以及人力管理体系等9个具体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具体内容进行了规范。除了以上相关机构外，相关的一些学者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与层次有所研究，例如被美国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维护者和社会问题的解决者”的管理学家，安德鲁斯(K.P.Andrews，2007)认为[19]：“利润最大化是公司的第一位目标，但不是公司唯一的目标，公司的第一位目标应该是保证自身的生存。”P.普拉利(Peter Pratley，2010)则在他的《商业伦理》[20]中提出，在一个最低的水平上，企业必须要承担对消费者的关心、对环境的关心、对员工最低工作条件的关心这三种责任。

正如同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一样，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层次与涵盖的范围，国内的理论界目前也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共识。类似于国外的某些划分标准，国内也有部分学者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划分企业社会责任。如刘俊海（1999）[21]就认为，公司除了应该要增进股东利益之外，也应该最大限度的去增进其他的社会利益，其中包括雇员的利益、中小竞争者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社会弱者的利益、当地社区的利益、环境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则是从企业自身的角度出发定义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与层次，例如高尚全(2004)[22]和雍兰利(2005)[23]就认为，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应立足于企业自身的长远良性发展，企业如果能够健康发展，就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提供更多的就业，这些也是企业的基础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同时满足对企业自身、社会、其他利益群体、以及对公众的合理期待。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划分范围与层次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在这一研究上，有着部分的重合，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国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范围与层次的划分较之国内学者，更为详细，在人权、劳工权益、工作环境、消费者利益等具体的层面均对企业进行了具体的规范与要求[24]。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的学者，更倾向于通过消费者、环境、员工、社会发展等利益相关者的理论来划分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层次[25]。

与国外某些划分标准类似，国内也有部分学者是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划分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与层次的。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则是从企业自身的角度出发来考虑企业社会责任范围与层次的，他们认为，企业与社会的合理期待是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企业对自身、对社会、对其他利益群体的合理期待都是企业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所谓企业竞争优势一般是指当两个企业处在同一市场中，面对类似顾客与市场，其中一个企业能够赢得更高的现实或潜在的利润或市场占有率时，这个企业就拥有某种竞争优势。换句话说，所谓企业竞争优势是指一个企业超越其竞争对手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实现企业的主要目标——盈利与市场占有率的提高。

美国战略管理学家戴维・贝赞可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与竞争对手的比较，而且还取决于企业所处行业的盈利性。即一个公司的盈利性不仅是它相对于竞争者创造的价值的函数，而且也是行业条件的函数。企业发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而非暂时的竞争优势。如果尽管有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尽力模仿或减少企业的优势，而厂商的优势还能持续保持的话，那么我们就说这种竞争优势就是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Peteraf(2013)[26]认为因为资源的不可流动性或不完全流动性导致的资源的非商业性或对其他企业的低价值，这些资源只有在独特的企业中发挥作用。竞争优势的产生离不开企业的独有和不易流动的资源。Amitand Schoemaker(2010)[27]强调了一些因素对产业影响的作用，这些因素是：不确定性，产业环境、技术和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不确定性；复杂性，环境的不同因素相互作用产生了复杂性；组织之间的矛盾，组织产生了雇员之间、经理之间以及他们之间的大量矛盾。基于上述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不同的方法研究企业，产业分析方法能更好地理解每一个产业的结构，资源理论方法有助于研究企业的内部资源和能力的产生，而行为决策理论能分析研究经理决策和行为结构。Ghemawat(2011)[28]强调需要转换视角，从竞争优势的研究转移到承诺的研究。他认为，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理沦强调的资源和能力难以识别和难以得到具体的运用，而且没有给出企业过去决定对现实行为应有的重要性。因此，研究的视角应转换到研究内部资源的产生和积累过程上，从而发展了承诺的概念。企业要保持市场中成功的地位，必须拥有高水平的产生和保持资源、能力的投资，为更好地说明投资决策的过程， Ghemawat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是研究投资决策的重要工具。从而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地位，他建议使用收益成本分析方法，决定什么时候坚持原有战略，什么时候改变战略，灵活地调整企业的战略决策。Finkelstein&D’Aveni(2014)[29]提出了超级竞争的概念以表示企业在竞争中必须面对的竞争环境，他的方法对竞争优势的持久提出了挑战。

在传统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可以发展维持竞争优势的持久战略，而在超级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灵活地调整战略。他认为企业企图构建其坚实的和持久的竞争地位，必须持续地改变和破坏其竞争优势。只有在其他竞争者认为进人壁垒始终有效的情况下，进人壁垒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其他的竞争者将轻而易举地进人市场展开竞争。为防止竞争对手的模仿，企业成功的方法是“非理性”和无法预测的。企业必须在快速和无法预测的环境中提高其竞争能力。D’Aveni将研究重点从结果研究(竞争优势的获得)转到了过程研究(企业成功的战略发展)，企业的目标不是创造特殊的能力以获得竞争优势，企业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其实现新的和不同的竞争优势的能力。Porter(1998)[30]新近的研究表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不仅与企业的运营效率有关，而且与战略定位密切相关。所谓运营效率是企业相对竞争对手能更好地履行其行为，即企业相对其竞争对手能更好地运用其投入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而战略定位是企业相对其竞争对手能履行不同的行为或以不同的方式履行相同的行为。因此，波特认为竞争优势是企业合理运用其行为的结果。

总之，竞争优势是能帮助企业维持和坚持有利的市场地位战略的结果。有利于市场地位是指企业相对同一产业的其他企业而言更高的利润率。

企业绩效评价一般是出于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展开。黎毅，刘美（2010）[31]对国外企业绩效评价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回顾，并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情况，将其划分为单一利益相关者评价阶段、二元利益相关者评价阶段和多元利益相关者评价阶段，评价内容也从最初的由企业主体围绕生产成本展开的评价演化到由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综合考量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的评价。我国企业绩效评价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现如今已发展的相对规范与成熟，国资委颁布的《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行业协会颁布的《中国工业企业及工业协会社会责任指南》等细则已成为我国企业绩效评价的主要参照标准。与此同时，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也对我国企业绩效评价进行了创新研究。

陆庆平（2006）[32]认为企业绩效除了要以所有者、债权人的利益为重点外，更应当将社会责任、政府公共收益等纳入评价范畴。张川和潘飞（2008）[33]以非财务指标为重点，对我国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提出了完善建议。杨宗昌和许波（2003）[34]认为企业绩效评价应同时与其短期经营目标和长期经营目标相结合，以此建立的具有导向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价值与竞争力。周玮（2003）[35]指出了传统企业绩效评价方法存在的弊端，并以商业银行为例，提出了风险调整收益法以解决现代商业银行绩效考核中收益和损失测评不统一的问题。余颖、唐宗明和陈琦伟（2004）[36]更是将企业绩效评价视作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环节，并通过对比传统的绩效评价体系，创新的提出了更适应于当代国有企业绩效评价的体系，即能力性经济租金评估体系。

国外学者对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研究较早，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亦有不少Adrián Barrera‐Roldán(2012)[37]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数(SDI)，以21个指标计量了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退化的货币损失；Adisa Azapagic(2014)[38]构建的指标框架包括经济、环境、社会3个子系统，所建的指标体系用于评估高采矿工业可持续发展，该指标体系指标多达132个，实际使用时难度较大；岳超源等(1998)[39]指出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确立以来，许多学者及研究机构对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开发评价指标进行了研究。早期也曾提出了单项型指标和复合型指标，稍后发展起来的系统型指标体系有环境经济持续发展模型，持续发展经济福利模型，可持续发展度模式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指标体系的逐渐完善促进了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王志宏(2002)[40]对矿产资源竞争力的概念及其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各评价指标的量化方法，指出矿产资源的竞争力是由其内在素质和外部环境影响的综合体现，矿产资源竞争力的评价应以矿产资源禀赋条件为基础，以市场需求趋势预测为主要依据，在投资环境、生态环境等因素的作用下，评价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能力。张明燕(2006)[41]等人已经按照国内外现行相关标准及矿产资源规划环境影响组成，提出了矿产资源规划环评量化指标，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影响量化指标、地貌环境影响量化指标、大气环境影响量化指标、水环境影响量化指标、生态（物）环境影响量。陈莲芳(2008)[42]构建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保护、矿产资源竞争力、矿产资源协调力5个方面的我国西部矿产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高了矿产资源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马争艳，洪水峰(2009)[43]在赵鹏大、王志宏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市场要素优势、资源要素优势、区位条件优势、成本要素优势、制度因素和区域环境因素为参数的指标模型。丁其光(2012)[44]将基于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矿产综合利用率的资源利用效率纳入综合开发水平的量化指标之中，进一步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李永峰等(2012)[45]认为时间上要充分考虑矿产资源勘查阶段的评价、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评价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评价；空间上要考虑不同的评价尺度，主要考虑国家宏观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区域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企业微观层面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不同评价目标，建立服务于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矿产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总之，随着地质科学的发展，新理论、新技术的应用，国内外矿产资源开发评价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略到精细，由抽象到具体的演变过程。即从单纯定性评价到定性与定量评价结合，再到定量评价；由单一信息评价，逐步转变为多源信息综合评价；由经验式类比评价，发展到模式类比、多元统计方法评价，以及现代新技术、新成矿理论相结合的科学化、系统化、动态化和可视化评价等。

在评价方法探索方面，吴仲雄，赵文彬(2006)[46]以AHP法建立了顾及资源开发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等四个方面的因素的3层14个评价指标的指标体系，确定优先发发顺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无独有偶，李文芳(2008)[47]也应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以政治，经济，国防为一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制定合理的开发战略，但是其忽略了环境这一影响因素。覃初礼(2012)[48]提出基于网络分析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ANP)构建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但是基于ANP法指标权重的赋值是根据专家的比较判断打分的，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对问题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孔锐(2011)[49]建立了模糊评价模型有两大功能：第一，可以评判出矿产资源在某种时期内属于何种重要程度，第二，分析该种矿产资源隶属于这种重要程度的可能性大小，或是从这种等级变为另一个重要性等级的可能性。李秀春(2008)[50]在构建矿区RESES系统的基础上，建立矿区RESES系统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模糊综合评判模型，以七台河矿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矿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对矿产资源需求与日俱增。日益严峻的矿产资源短缺形势推动了矿产资源评价的新高潮。这一阶段以GIS高新技术进入矿产资源评价领域，产生了立足于GIS的矿产资源评价方法为特点。首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把GIS技术与矿产资源评价结合起来并成功应用，如美国地调局启动了应用和评价美国国土资源评价计划(CUSMAP)[51]，通过研究，确定了进行矿产资源评价对栅格、矢量和表格式数据处理能力及相互间的接口和在GIS内建立和应用模型及表示评价结果的制图功能的需求[52]。加拿大地质调查局G．F．Bonham，F．D．Agterberg和D．F．W right(2013)[53]提出适合于GIS平台上操作完成的资源预测模型——证据加权模型(Weightsof Evidence Mode1)和基于GIS的Nova Scotia地区金矿勘探地质资料地综合利用；以及G．P．Watson，A．N．Rencz，G．F．Bonham(2010)[54]基于GIS在新布瑞克省北部矿产资源评价中的应用；澳大利亚地调局(1995)广泛用于建立矿产资源评价的基础——矿产省的GIS数据集[55]，镍红土矿、镍硫矿、脉金矿、红土金矿、含金刚石的金伯利岩及铅锌矿产资源潜力图[56]，以及适用于已知矿床很少或没有已知矿床的未勘探区的概念法和适用于含有大量已探明矿床地区的经验法两种以GIS为基础的勘查方法应用等[57]，而国内GIS技术应用研究起步较晚，“八五”期间，GIS技术才被列为地矿勘查关键技术，进入90年代以后，GIS矿产资源预测研究得到了足够的重视。这方面以中国地质科学院肖克炎研究员[58]为首的在MAPGIS软件平台开发的矿产资源评价系统(M)和中国地质大学胡光道教授[59]领导的研究集体在MAPGIS软件平台开发的金属矿产资源评价分析系统(MORPAS)为代表。同时，基于GIS的资源评价定位预测方法，诸如特征分析、证据权、神经网络模型、分形等得到广泛应用，赖龙生(2011)[60]以GIS技术为支撑，设计了基于GIS技术的矿产资源评价系统。首先，给出了系统建设的平台、数据标准、设计原则和总体架构；其次，给出了系统功能模块设计和系统数据库的设计方案；最后给出了系统设计中涉及的部分关键技术，如空间分析、信息决策和预测评价模型。陈丽娟等(2012)[61]认为将GIS技术的应用贯穿于矿产资源评价的整个过程，对矿产资源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传统方法。GIS技术的空间分析功能，实现了对各种地质实体的多种空间关联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使评价结果更加直观、更简明扼要。纵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评价研究现状，对矿产资源开发研究越来越注重指标体系的完善，矿产资源开发评价的指标设立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是环境，资源，社会经济的可是续发展的有机统一，最大程度的考虑到评价因子，以确保评价体系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