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理论研究进展

区域发展旨在区域福利的增加。但陆大道等进一步研究认为区域发展不仅仅是区域收益的增加，应该还包括技术的进步、 产业的升级、 社会的公平、 环境资源的可持续等一系列的过程。区域发展理论在不断地实践中发展、 成熟，主要可归纳为传统区域理论和现代区域理论。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区域发展理论迅速兴起，并逐渐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该阶段传统区域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五个理论观点：发展阶段理论、 均衡增长理论、 不均衡增长理论、 区域增长的一般理论模式和新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发展阶段理论大多属于产业结构变动理论在区域层面的应用。均衡增长理论单纯从供给出发，认为区域的长期增长来源于三个要素：资本、 劳动和技术进步。在固定规模报酬和市场机制运营不存在主要障碍的假设下，由于要素报酬率的区域差异，劳动力将由低工资区域流向高工资区域，资本则从高工资区域流向低工资区域，因而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将使区域发展的差异不会持久，最终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缩小，区域之间将趋于均衡增长或者说趋于收敛。不均衡增长理论，以佩鲁 （Perroux） 增长极理论、 缪尔达尔 （Myrdal） 和卡尔多 （Kaldor）循环因果积累原理等经济学家、 地理学家的理论为代表，认为只要总的发展水平低，市场力量的自然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将增加国内和国际不平等。区域增长模式在早期偏重于输出的理论模式，后期理查德森 （H. W. Richardson） 打破原有的模式，提出了融合空间向度的区域增长理论模式。新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以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马塞 （Massey）、 哈维 （Harvy） 为代表，他们认为区域经济的长期增长过程既不是收敛的也不是发散的，而是一个周期性的空间结构调整过程，由于资本积累的危机不时会打破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并寻求新的空间、 技术和社会方向，因而在理论上，某一时期资本主义区域经济的发展趋于收敛，而另一个时期则趋于分散。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新兴产业迅速发展，人们对区域发展理论的认识逐渐改进，将该领域的认识推向现代区域理论的迅速发展阶段。较传统区域发展理论而言，新区域发展理论主要在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与区域管制、 新产业区的形成与发展、 跨国公司全球化与区域发展、 地方环境和学习创新、 新贸易理论和地理经济学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随着现代区域理论在经济地理学相关领域的广泛应用，相关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的背景下，区域发展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术界的关注。陆大道等根据我国及各地区国土资源利用动态情况，对当前区域发展战略实施的情况和效果进行分析，并提出：要促进东西部发展仍要发挥沿海带动作用；在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同时不能忽视南北之间活力和结构的差异等建议。樊杰认为区域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载体、 区域发展是地理学综合性研究的重要领域，通过集成方法对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并揭示区域发展格局形成因素的综合作用机理和时空规律。

除了以陆大道等为代表的在区域领域的研究外，还有针对区域规划领域的探讨。顾朝林早期通过比较传统区域开发模式的缺陷后，运用现代西方区域发展理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区域发展模式，提出我国应该走城市经济为主体、 合理组织功能型相互依存性城市体系空间结构之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深入剖析了经济危机对城市－区域系统的影响，并提出要创造性地规划适应经济危机后的新城市－生产系统框架，开创城市与区域规划的新思路、 新理论。崔功豪借鉴国外经验，探讨了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区域规划体系，在城市和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还将我国区域规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并总结出当前的特点和未来的趋势。随着区域理论在我国的发展与应用，崔功豪提出城市问题就是区域问题，并系统、 深入地分析探讨我国城市规划区域观的确立和发展。

而在区域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观点争鸣较多、 学术气氛活跃。吴殿廷、 何龙娟等从协调发展的理论角度，先分析了发展、 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的内涵和相互关系，再从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角度提出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对未来如何实现对多地区多指标科学度量协调发展提出展望。哈斯巴根、 李同昇等在对区域发展评价中为避免影响因素差距明显使弱者被强者所覆盖、 所选指标统一化等弊端，基于空间功能选取能反映区域特征的指标结合模糊数学理论构建测度模型，实现对区域整体发展的综合评价，丰富了区域发展评价研究体系。

现国家总理李克强早在2012年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上提到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和区域的差距，这个大问题不容忽视，提出要推动区域发展必须按科学规律办事，讲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以制度作支撑，以法制作保障。两会过后，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加快了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有学者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理念在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上提出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建立带动作用强的经济圈和经济带、 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同时也要把握好沿海地区和中部 “两个大局”，协调好城乡各方面利益关系等，为我国实现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