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中都谈到关于土地利用中存在的土地低效利用、 资源浪费等问题,使得节约集约用地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但在国内对节约集约用地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土地集约利用最早源于西方古典经济学中对报酬递减规律的探讨,而且早期的研究对象是农业用地,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土地集约利用逐渐受到关注,并成为如今学者们关于集约用地的主要研究内容。翟文侠等在对土地集约利用的综合分析下提出,土地集约利用其实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其内涵包括土地地块集约利用、 土地类型集约利用、 区域土地集约利用三个内容。吴郁林等将土地集约利用归纳为通过增加单位面积土地要素投入、 整体上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改善管理制度以实现提高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杨帆在对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问题的研究中提到土地集约利用内涵是在当前的经济技术前提下,通过增加单位土地的资金、 技术和劳动力的投入、 优化用地结构、 改善经营管理,使土地的综合效益相互协调、 土地的功能不断提升。陈银蓉强调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自身是具有阶段性的且不同区域水平衡量也具有差异性。赵小风等总结中西方对土地集约利用研究成果,认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可以理解为是以建筑密度和容积率为表征,在合理布局、 结构优化的前提下,通过增加单位土地上劳动等要素投入带来土地收益,并且能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的具有多功能性的一个动态的过程。
目前,由于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量人口向城市涌入,因此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问题一度成为国内学者对土地利用问题研究内容的重要部分。从研究尺度上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主要分为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从空间尺度分析,国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区域或省市,全国范围的宏观尺度偏少。如朱天明等基于所得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根据构建的协调模式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判断与评价。李昌峰等也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该区域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进行研究。刘浩、 张毅等以环渤海地区27个市为实证研究,通过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城市化之间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对二者耦合发展协调度进行评价。就省市来看,李进涛、 谭术魁等基于DPSIR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法研究并揭示了湖北省12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差异特征。潘竟虎等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方法对甘肃省的土地经济集约利用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发现1997—2006年整体水平是呈上升趋势,但是区域间的差距在不断增大。孙宇杰、 陈志刚则结合协调发展评价模型针对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协调度进行分析,从空间上看有明显聚集特征,而且二者的协调度在近十年来朝着有序方向发展,呈不断增强的趋势。此外,由于开发区土地利用的特殊性,也有不少学者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进行研究,如翟文侠等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苏省18个典型城市开发区进行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发现区域范围内,苏南地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高于苏中和苏北,而苏中的水平又高于苏北地区;彭浩和曾刚对上海市2007年国家级、 市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状况进行分析,对影响开发区土地利用程度进行对比发现。总体来看,对区域省市的分析更多选择的是长江三角洲或长江流域的城市群,而对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从时间尺度上看,分析和处理的数据主要为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相对于截面数据面板数据的获取的难度较大、 工作量也较大所以出现的较少,而且利用面板数据研究的时间维度如果不长也会降低研究的意义。因此大部分学者还是偏好对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如对湖北省2002—2006年湖北省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差异研究,对江苏省2000—2009年城市集约利用和城市化水平进行评价等。
除了对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还有对农村集约用地的,尤其是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方面的研究。邵晓梅、 王静等对通过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三口村农村居民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发现,该村土地利用基本集约所占比重最大,但其次就是土地不集约状况,据此还就农村居民点拆除、 合并等方面提出可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相关建议。李芹芳等以宝鸡市蟠龙镇为例,利用总分值-极限修正模型计算评价单元综合集约度分值,并就结果提出村庄合并、 建多层住宅等建议。魏洪斌和廖和平根据重庆市开县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状况进行评价分析,找出当地土地节约利用程度不高的原因,并提出保障集约用地的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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