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文化民族主义的现实理由

1.关注文化民族主义的现实理由

全球化趋向

最近，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语备受注目。此语的原意是某种现象遍及全球，就是说，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任一角落，都能享用主产地印度的胡椒类香辛料，也能吃到原产地南美的西红柿和土豆。

在中国流行“全球化”一语。这里“全球化”的“化”字，最初是日本人的一个发明，即“Westernize”（西方化，动词）、“Westernization”（同一语义的名词）之后缀“～ize”、“～ization”的翻译。现如今，这种用法在汉字的故乡中国安然定居。但这个“化”字在中国似乎有些看走了眼，仿佛魂归故里的孩子。该类词语，在中国非常之多，有人称为“侨词”。如此看来，文化其实具有国际性的相互影响。

又如，当今交通、通信手段的飞跃发展使地球变得狭小。此乃当今全球化的首要特征。第二特征则在于，1990年前后苏联和苏联周边地区政治结构崩溃，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此时美国采用的各种事物的行为方式与基准（所谓美国标准化），便成为一种国际范围内的公共标准。在具有前述两个特征的、当今全球化的状况下，地球上的文化进一步出现了均质化（平均化）趋向。然而与之相反，显现地域或国家特色的欲求也日益高涨。全球化和地域化（Localization）是两个相反的趋向，如今却作为一组问题同时出现。这种现象压缩在单一词语中，则是所谓全球地域化（Glokalization）。

值得关注的状况是，为了抗衡美国的世界统治，1993年成立了“欧盟”（European Union）且扩大了欧盟成员国。虽然尚有成员国拒斥货币（Euro）的统一，EU宪法的完成亦前景不明，但毕竟显现了冷战后（Post Cold War）形成特定集团的目标。

此外出现了形成“东亚共同体”的诉求。但因日本侵略历史的障碍，前述诉求仍停留在理念的建言阶段。

总之产生了超越国家的城市与城市、地区与地区间的合作趋向。同时，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地区间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乃因城市、地域的不同而各具独自性。例如在日本的浜松市或长野县南部的地方城市，有各种轻工业和农产品的商品简易加工活动，那里的劳动力却引自埃及。这种情况已为定式，2004年，长野县南部城镇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标有日语、英语、葡萄牙语3种语言的垃圾处理招贴画。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日趋高涨。苏联分裂为多个国家。其主因在于，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自治权是架空的，实质上处于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原属苏联圈的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则分裂为5个国家，其中之一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内战。此外，在印度尼西亚的帝汶岛则实现了东半地域的“东帝汶”独立（1999年）。在这些运动中，其实包含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对立。各地域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当今世界的民族意识确在趋于高涨，且宗教对立十分复杂。

根据一个统计数据（布鲁斯·霍夫曼1998年的《恐怖主义内幕》）显示，国际性的恐怖事件1968年发生了19起，其中左翼革命主义者策动11起，民族主义者策动8起；1980年则发生了64起，其中左翼革命主义者策动30起，民族主义者策动32起，宗教团体策动2起。根据这个报告可以看出，基于民族独立运动的、过激形式的恐怖事件，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而到1995年，仅宗教团体策动的恐怖事件就达到26起。其中也包括日本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

当今世界的构图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激进派对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及美国的国家中枢设施，实施了搭载乘客的民航客机攻击。美国将此定义为“恐怖主义”，重新定位了反击恐怖主义的“新型战争”，在获得了世界大国的支持后，美国对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基地实施了军事打击，随之又对1990年挑起海湾战争的、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采取了军事行动。对此，致力于国内稳定的俄罗斯和中国表示默许，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国家也与激进派保持了距离。然而积怨的根源是很深的，抵抗也将长期持续下去。

冷战时期，美国、苏联两大阵营在生产力方面展开竞争，强化核军备以实现对抗。如今这种世界秩序或冷战构造已经崩溃，取代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对立的，乃是新近浮上水面的资本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对立。其根源，其实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危机感，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将吞噬伊斯兰教义。尽管他们也承认商品的交易，但他们同时认为财富的掠夺是罪恶，认为应当将财富分配给弱者。这种伊斯兰的价值观，与崇奉自由竞争原理的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冷战秩序的最初崩溃始于1968年。该年度，美国的越南战争开始出现失败的迹象。苏联为抑制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自由化运动，将坦克开进了捷克首都布拉格，这种军事镇压令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幻灭感。这一时期，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后国际性出生高潮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他们在各国、各地域掀起了一个运动，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世界秩序，表达了强烈的否定。或许亦为完全的偶然，该年度还实现了卫星通讯的实用化。

1979年霍梅尼领导下发生的伊朗革命，鼓吹基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神权政治。伊朗人在美苏威信下降的这个时期，扬起了“挑战超级大国”的旗帜，其主张恢复穆斯林骄傲的宣言在世界各地颇具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穆斯林姑娘们在巴黎开始头戴围巾。如今的伊斯兰激进派活动，皆可于当时觅见源头。

因与巴勒斯坦问题相关联，情势变得更加复杂。围绕伊斯兰激进派的当今动态，其实并不单纯是宗教与宗教的对立。对立的根源在于价值观的差异，纷争中交织着国家政治与经济问题。廓清这种复杂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将事态单纯归之于“文明间的冲突”，就会忽略前述关系的重要性。述及文化民族主义，亦是同样道理。

而对于“多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广泛关注始自加拿大，它是一种积极致力于异民族共存的思想、运动、政策的总称，1971年发表的宣言，将多文化主义规定为国家的方针。他们反省了之前针对伊努伊特人（加拿大爱斯基摩人）的白人同化政策。澳大利亚也有近似的国家政策。如今，这些政策的展开皆与亚洲移民问题相关，许多方面亦显现出复杂的阴翳。

美国方面也在积极地推动此项运动。美国从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被称做“人种的魔瓶”（Melting Pot of Races），意味着白人文化对于他类文化的同化。实际上，以南部为中心，享有对于非洲裔黑人的种族歧视由来已久。而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色人种美国人开始主张享有应有的权利，强调原住民的权利保障，美国又被转而称做了“人种的色拉碗”。进而，美国又开始了新的运动，由主张保持异文化间相互距离、承认各自尊严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发展到更加积极、连带关系更加紧密的“多文化主义”。

这里不同于前述民族的分离或独立运动，“多文化主义”的前提，是维持国民国家的构造。论及其方向，则取决于以往的历史和如今的诸般民族意识。总之这里的一个欠缺，表现在容易忽略民族与文化中的少数派。

新历史教科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同美国加强了同盟关系，在美国核军力的保护伞下，日本节约了军费开支，从而走上了经济大国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甚至出现了“日本鬼子天下首富”的说法。而泡沫经济破灭后，企业纷纷破产，日本经济也跌入了黑暗的低谷。当时传出了回归“普通国家”的呼声，且在法律上规定“太阳旗”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那是发生在1999年的事情。败战之后经过了半个世纪，日本好歹做回了“普通国家”。为何需要经历如此长的时间呢？此乃必须探究的问题。

1997年，出现了一个“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2001年教科书获文部省审定通过，从而触发了韩国、中国的反日情绪。“编纂会”活动的基本思想基础是，认为之前日本对于战争的反省方式“过分自虐”，基于这个立场，他们认为应当重新撰写近代史，重新找回日本人的荣耀。他们心里是肯定侵略历史的。当然，为此引发了日本国内外强烈的警戒心和讨伐运动。有人担心这是日本右翼的抬头或复活。而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右翼在日本只是极少数。即便在前述“编纂会”中，多数成员也是反对整体主义、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他们原本是拥有自由主义立场和思想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种种主张的最大公约数就是，认为日本当时的所为是“历史的必然”，或者，他们认为当时的日本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此状况下，他们不理解为何日本必须承受那般卑屈。第一次，因教育现场并无太多对象采用那样的教科书，反对运动也便不了了之。

2005年春天，中国、韩国又围绕领土问题和日本的寻求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问题，掀起了新的反日运动。小泉首相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也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而此时围绕着侵略和领土问题，再度提起了面对修订期的“新历史教科书问题”。

在最近的20年时间里，中国和韩国间的距离骤然拉近。而中国、韩国对于日本的态度却变化频繁。在面对相互间宏远未来、需要相互协调时，彼此大谈“未来前景”。而在与之相反的情况下则任由反日情绪发展。因为实际上，的确存在那样遗憾的过去。同时这也是一种政治策略。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理论的可笑之处，在于将日本人主动选择的侵略，蒙骗式地称做什么“历史的必然”。此外一个根本性谬误还在于，竟将18、19世纪英国之类传统列强肯定为古典的帝国主义，全然无视日本在20世纪国际情势下悍然侵略的差异性。对于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广大人民，日本人的实际所为的确埋下了深深的怨恨。面对这样的事实，日本人难道不应做出更加深刻的反省么？究竟为何会出现那样严重的事态？离开了这样的深刻反省，怎能与中国、韩国建立起面向未来的良好关系？笔者坚信，只有在这样的深刻反省之后，日本人才能最终找回自己的荣耀。舍此无他！

论及日本与英美的战争，则有另外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即认为那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争”或“争夺生命线的战争”。其实要找到这里的答案，只需探明美国何时或为何切断了对于日本的石油供给。

改写历史的实质

在海外，我时常听一些外国雇员说：“我喜欢日本人的谦和有礼”。不妨说，战争的失败令许多日本人做出了反省，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外国人颐指气使，而养成了与外国人和平共处的习惯。正因如此，日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我坚信，绝不能失去战后日本人的这种国际形象。

当然说到日本人变得谦和有礼，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过去那场战争的反省方式是正确的。事实上，由于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人对于日本的文化，尤其对于日本近现代的民族主义，陷入了一种十分偏颇的思维方式中。

分析中不难得出结论，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政治态势为基准，明治期以来的日本历史毋宁说具有十分明确的前述目的性。换而言之，这种分析意味着将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斥之为“邪恶”，而没有对当时的民族主义实质进行深入的探究。这是理性的懈怠。

从日本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的多数日本人处在失常的精神倾向中。即便在时过境迁半个世纪以上的今天，做出深刻的反省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种状态绝非遥远的过去，而是当今日本时时面对的问题，而且也有必要对败战之后日本人的反省方式做出反省。

2005年夏天，东京杉并区等地的少数学校也采用了“新历史教科书”。这种动态其实具有另样实质，有些为了褒扬日本历史小说中赞美的明治时期的跃动热情，有些则是为了恢复日本的元气。这里仍旧潜存了一个偏颇的心理或认识，即昭和年间的民族主义是丑陋的，明治期间的民族主义却是值得赞美的。此等思维的根源，亦可在二战之后的反省方式中觅见端倪。如此看来，当今日本的民族主义还真的处于难以预断的状态中。

在村山富市内阁（1994～1996年）的内阁会议上，曾决定公开日本的现代史资料，如今这个诉求以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形式得以实现。利用因特网，世界上任何人皆可简单地获取资料。依据该中心资料，日军占领南京时（1938年）屠杀了大约6万中国人。为此“南京大屠杀子虚乌有”的论调不攻自破。该中心的资料也想证明，“屠杀30万人”的数字或为当初日本军部的夸大宣传。

不论怎样说，如今毕竟可以看到资料了，国际间讨论的条件渐趋完备。那么日军为何要在南京屠杀6万中国人呢？在之后的武汉会战中并未发生同样的屠杀行为。有观点认为，南京是由长江方面攻入的，先是由江面浮起的潜水艇机枪扫射，中方的士兵则潜藏于“人民的海洋”之中，仿佛全部都是敌军，于是日军没头没脑地开枪射击。这是一位初次谋面者的真实证言。不妨说，这也是日军初次遭遇游击战术时受到震撼的结果。

当然，无法以偏概全。日军毕竟违反国际法，在南京和南京以外的地方训练杀戮士兵。另有一近乎信仰的思想则是——“皇军可以为所欲为”。对于这一思想的考察，是本书的一个焦点。

总之笔者认为，惟有以资料说话，日、中、韩三国的学者才能不断地展开讨论，最终才能开拓东亚的未来。此外，日本在台湾地区、南库页岛、朝鲜半岛、中国东北部等许多地方依靠强权施行的具体的文化侵略，尚有大量资料有待充分的发掘。

笔者在此强调的并非国家谢罪和战争赔偿之类的问题。谢罪、赔偿亦可发生在不同的场所或错误的理念下。笔者希望探明的是错误的实质，以及为何犯下那样的错误。在此意义上，笔者将重新探究日本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