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民族主义

什么是民族主义_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

2.什么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基本语义

在当今日本，有人以自己“民族”的力量或文化生命力优于其他民族而自夸，有人显现出为本民族利益不惜压迫其他民族的倾向，有人则热衷于“爱国心”言行的体现。诸如此类常被冠以“民族主义”之恶名。但凡涉及民族主义者，立刻使人联想到日本右翼，产生拒绝的反应。然而基于国际性常识，那却是一种十分偏颇的思维方式。

大约在10年以前，笔者应法国学者让·雅克·奥里加斯（1937～2003年）邀请，去巴黎的卢森堡广场散步。奥里加斯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日本研究者。那是一个秋末季节，初寒乍至。我们来到大街上，路过一个剧场门前，那里有美轮美奂的霓虹灯。法语的如下词汇“Theatre Nationale Populaire”和“Populaire”，与英语的大众性（Popular）同义，表达的是“民众”或“国民”之义。原来这是一家“国立民众剧院”……我不禁对霓虹灯下的文字感叹出声，我想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莫非20世纪初法国戏剧运动的声名一直延续至今？

奥里加斯先生悠悠颔首，以沉闷的低音说道：“Nationale Populaire，这个词汇有点儿奇怪，那是一种同义的反复”。法语的“Nationaliste”表示的意义是“国家主义者”，而更多情况下翻译为“民众主义者”更为贴切。这段经历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奥里加斯先生发现笔者为那些词汇所吸引，便漫不经心地做了确认。笔者也十分感动：“喔，奥里加斯先生总是这样对待年轻的研究者么？”

英语中的“National”和“Popular”意义相近。“民族性”的语感中，包含了“国民全体”之意义。民族性的说法成为一个品牌。而“民族主义”一语当然是英语“Pationalism”的片假名译词，该译词与当今的日本语具有微妙的差异。

然而，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现为松下电器产业）自1927年以来，便开始使用“民族”化的商标。创业者松下幸之助的经营手段受到很高评价，在日本进入大量生产、大量宣传和大量消费的时代，他无疑是在“国民全体”的意义上采用了前述商标。

述及民族主义立刻联想到右翼，或许是二战之后日本的独特风潮。而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或许正是对于战争时期“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思想的强烈拒斥。

即便如此，在述及民族主义一语时，关乎其内涵或意义的理解仍旧因人而异。述及民族主义之定义，则与其他领域的诸多事项一样，如今的国际化常识多参照欧美国家的标准。因而，首先有必要详细了解欧美国家的相关定义。在此基础上，考察或探究不同情况下的、日本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之定义

当今，什么是关于民族主义的学术定义呢？笔者参阅了各类事典，概括起来包括如下的内容：

某一民族或复数的民族，为了维护其生活或生存的安全，保持了民族与民族间的共同传统、历史、文化、语言、宗教等，且为了谋求发展而形成国民国家（Nation-State），在国内维持、强化其统一性，对国外则维持、强化其独立性。民族主义便是具有前述目的性的思想原理、政策或运动的总称。

欧洲语言中的民族主义一语，的确深深关联于前述意义上的“国民国家”或广义上的“文化”含义。“国民国家”亦可翻译为“民族国家”。如今有观点认为“民族国家”也就是所谓的“现代国家”——依据国家制定的法律，保障国民生活上的平等与自由。17世纪中叶英国的市民革命，18世纪后半叶美国（脱离13个英殖民地）的独立革命，以及废黜绝对君主制度、鼓励国内工商业自由和土地耕作自由的法国革命（1789～1799年），都成为建立国家的典型或典范。

那么，近代以前难道就没有民族主义么？在欧洲，“Nationalism”一语的广泛运用是在19世纪末以后。但有许多人却认为，民族主义者自身所属的“民族”（Nation，国民或国家）具有更加古老的传统。

以“民族”为基础的思想和感情便是所谓民族主义。因此，如果说“民族”是古已有之的，那么自古以来即便没有民族主义这一词语，也必然有相近的表达方式或思想萌芽，日后则发展而为民族主义之称谓。围绕民族主义展开的争论看似近代的产物，实际上近代以前早已有之。初步分来包括两个观念，将民族主义看做近代的产物，原因在于，以基督教普遍认同的上帝之“爱”（Love）为中心的价值观已覆盖整个欧洲世界；而将这一世界分裂为“民族”单位的过程是在近代，在此发生作用的便是民族主义。

古代日本对于边境地区的异民族，常以表记动物的文字来记述，如虾夷、熊袭、隼人等。此乃对于异民族的蔑视，是随处可见的本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室町时代以后的“南蛮人”也一样。“南蛮”原为中文，也是对南方民族的蔑称。在日本，这个词语的所指是奄美诸岛以南的东南亚。后来东南亚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在日本，便将来自东南亚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称做“南蛮人”。

在日本的舞蹈中，也将右手右足、左手左足同时伸向前方的动作称做“南蛮”。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假托，形容“南蛮人”的举动给人的奇异感觉。

“虾夷地”后来改称为“北海道”，在明治维新期的合并风潮中，虾夷人亦获得了日本的国籍，被改称为“旧土人”。作为民族，“日本人”增添的新观念首先是“和人”之类的称谓，这个称谓其实形成于古代，不妨说是通过德川时代的出版物和教育，成为民众间共有的称谓。

民族主义可否被看做近代的产物又当别论。一个明确的观点是，近代式民族主义诞生于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那便是本质上的“国民国家主义”（State-Nationalism）。

民族的定义

那么，对于构成“民族主义”基础的“民族”一词当如何定义呢？在欧洲，构成此概念基础的语词古已有之。但当今意义上的“民族”用法同样是近代以后的产物。所谓当今意义并非局限于眷恋自己生长的故乡（乡土之爱或爱国主义Patriotism），而是指称更加广泛的范围。基督教中的词语含义却指称与众多他人的关联方式。

人们制定出法律，在法律的限制下自由、平等地结合，据说最初倡导这种理想的是法国人让·雅克·卢梭。在《政治经济论》（1755年）等一系列著作中，卢梭以乡土之爱为基础，强调人们共同意志下结成的小型共同体，而晚年论及宪法问题时则使用了“民族”一语。

此后，18世纪后期的法国大革命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此时，国民国家已基本成型，周边的封建领主失去了领地，全体法国人平等地生活在同一法律下，经济活动的自由亦已合法化。在这个过程中，卢梭的理想具有先锋性，因而他被称做“民族”理念的先驱者。

这种说法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在17世纪的英国，霍布斯提出了所谓“自然权”（natural-right）的理念。此理念的基本观点是，个人原本拥有自由生存的权利，面对基督教会的统治，霍布斯主张将自由生存权利的一部分寄托在政治权力和相应的法律中，藉此构想了保障自由的一套制度。为了防止自由主义者的暴力性对立，权力是必要的手段。

然而约翰·洛克却说，那绝对是一种肯定君主制的思想，他鼓吹更加革命的思想，认为国家的理念和国家是可以颠覆的。这种思想对卢梭是有影响的。洛克认为，说到底，国家乃是一种装置——防止暴力性国民利害的对立，道德则体现了神的意志。相反，卢梭则指出基督教中的“爱”包含了谋求他者关联的、民众的共同意志（一般意志），而这正是法律的基础。

民族主义的两个类型

虽然同处欧洲，但在有关“民族”的理念上，有些国家的认识则与英国、法国大相径庭。例如，19世纪初以前的德国处于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国家分裂为若干小国，国家的统一便是一种悲壮的理想。在此意义上，德国“民族”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德语中的“国语”则被当做一种基准。

明确显现了这种特征的，正是哲学家费希特闻名遐迩的讲演“告德意志国民书”（1808年）。讲演主要涉及的是民族之独立和文化的重建。讲演中也说到，“民族”（Nation）意味着精神文化的共同体，那是一种应当重新建构的理想。

这个讲演发表于1807年的柏林，当时拿破仑皇帝的军队占领了柏林。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的终结期掌握了实权，为其军事独裁的帝政铺平了道路。他亲率大国民军横扫了欧洲各国，而当时欧洲各国拥有的皆为封建式的军队。这也成为欧洲各国“国民国家主义”高涨的一个契机。

相应地，“国语”（National Language）和“国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的思维方式，也作为制度而得以实现。“国文学”在德国兴起于1770年，其影响很快传遍了欧洲各地。德国式的文化共同体，国民文化（Natiional Culture）的思维方式，也伴随着国民国家的形成，成为欧洲广泛的潮流。

如果说德国国民文学的代表是歌德，则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的例证是惠特曼的《草叶集》（1855年，1892年）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5年）。这些作品简明易懂，同时表现为混杂着粗野语言的通俗文学。歌唱本能解放的《草叶集》激烈抨击清教徒精神，而被纳入“国民文学”之范畴则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强烈的倾向，因路德的宗教改革而被罗马教皇逐出教门的路德派新教主义，在德国居然被当做了国教（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天主教徒的人数大致相当，东西德合并后天主教徒占多数）。如此看来，作为后进国家起步的日本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与德国的类型相近。这种近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分步骤涉及。

对立的思想

如此看来，民族主义是包含多重意义的多义性词语，尽管存在种种微妙的差异，却是某种思想原理、心情倾向或政策与运动的总称。为了避免争议和混乱，当今日本的前述词语主要用于如下表现，一是“民族主义”，二是“国民主义”，三则是“国家主义”。

不妨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总称性的译词。不过当一个国民国家由复数的民族构成之时，也同时意味着强调单一“民族”之立场的思想（Ethnonationalism）。有时，那种立场则是一种分离式的独立主义。如所周知，“国民主义”和“国家主义”各自在“国民国家主义”中，分别拥有“国民”的立场和“国家”的立场。其中“国民主义”被称做“健全的民族主义”；相应地，由于“国家主义”无视众多国民的利害与心情，则意味着国家利益优先的“不健全”的思想。

思乡之情，同时也是一种“民族”思念的情愫，“民族”一词则包含了乡土。然而，倘若诸位一味强调自身的乡土利益，便无法保持“民族”的统一与团结。因此乡土和民族时有尖锐的对立。不过对立于民族主义观念意识者，并不仅仅是乡土主义。

轻视或忽视民族与国家，强调世界大同式个人至上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基督教的“普救论主义”（Universalism），则是另外的对立方之一。在欧洲以拉丁语为通用语的识字阶层亦即贵族阶级中，有许多人持有前述世界主义立场。亦有许多人认为，那是背离了“国民主义”的贵族的自私和任性。

此外尚有“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最初持此立场的是欧洲的王公贵族们，他们忽视国家之分别而重视各自的身份与阶级的联合提携，面对“国民主义”的高涨，他们必须守卫自己的特殊地位。相应地，亦曾有过产业资本家超越国境的联合行动。19世纪的劳工运动同样肯定了这个立场。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与“国民国家”关系密切，而与“世界主义”、“普救论主义”或“国际主义”则是对立的，有的时候，与人们内心意念中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也是尖锐对立的。同样，“国家主义”和“国民主义”有时也对立。离开这样的相互关系，就无法探究所谓的民族主义。这么说来，民族主义的根本或在民族主义中发挥决定作用的，或许正是文化。且看后面的论证。

民族与文化

日语中的“民族”一语来自明治时期的英语译词。当初，该词的翻译形形色色，有“人种”、“种族”、“族民”等，最终统一的翻译为“民族”。而“民族”一语的普及则在1889年，当时的陆羯南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创刊了日文报纸《日本》，在鹿鸣馆举办舞会，反对政府流于轻薄的欧化主义，反对妥协性的修改条约，且在攻击性的论战中多次使用了这一翻译用语。

那么，比“民族”之形成规模更小的群体则被称做“部族”（tribe）。然而，这一词语如今有种族歧视之嫌，作为学术用语已不再使用，通常的用法改为“少数民族”（Ethnic Group）。在日本，多数情况下单纯使用“民族”一语。

所谓“少数民族”，指称“以某种文化共通项为基准的集团，他们自认具有相互关联或外界拥有此等一般性认识”。所谓共通项或为久而久之、与生俱来的身体特征，或为语言、宗教、生活习惯构成的三个文化要素。从身体特征上讲，日本人和中国的多数派“汉民族”以及朝鲜半岛的“朝鲜民族”极为相像，与许多孟加拉国的山岳民族亦甚相像。因此，现在更加重视的并非“人种”（Race）的分类即生物性的人类身体特征，而是其他一些关联方式（最近的研究动态表明，人类原为同一的生物物种，因而“人种”一语已弃而不用）。

那么构成共通项的文化要素，则是土地、血缘关系和语言共有条件下的意识、宗教、神话、社会组织、生活样式等，此外尚有某些特有的意义标记——特定群体集团统一性显现的特定意义。例如共同居住于日本列岛，讲日本话，拥有独自的神话……作为特定“民族”统一性的标记组合了种种要素。选定怎样的要素，则因“民族”的差异而不同。就是说，所谓“民族”的本质应当是在文化性要素的组合中，体现作为特定统一性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在历史性的条件下形成的。

因而是否看做同一“民族”，常常会有不同见解。在如今的冲绳人当中，就有人主张自己与日本人并非同一民族；当然也有相反的学说；更有多数人生活在无意识之中。

在近世^[1]，冲绳处在琉球王朝的统治下，与中国、日本皆有距离。后来明治维新政府派遣了军队，将冲绳收入日本的管辖下，成为日本的一个县，为此在冲绳的岛民间残留着强烈的抵抗情绪。而大正时期岛民则产生了强烈的同化意识，希望成为“日本良民”。第2次世界大战后，冲绳处在美国的军事统治下。当地人顽强、持久地开展了“祖国复归”运动。这便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证，证明民族意识是历史的产物。

犹太民族的例证更加典型。他们失去了共有的土地，散居于世界各地，却坚守着基于相同生活样式的共同体。这种“民族”样式被特称为“国外移民”（Diaspora）。

又如，最近也将离开朝鲜半岛、居于其他土地的朝鲜人称做“朝鲜移民”，这些移民大多依次流落在中国（主要是吉林省）、美国、日本和前苏联。

20世纪20年代，在日朝鲜人大幅增长。那是因中日战争期间，日本的劳动力纷纷被遣往战场，为了补充劳动力之不足，从朝鲜半岛强行掳掠了许多朝鲜人，令他们处于严酷的生活条件下。战后，对于朝鲜人的种族歧视依旧严重。此外因朝鲜半岛南北分割，“在日”朝鲜人亦有强烈的对立情绪。在此等复杂过程的作用下，歧视和对立延续至今。当在日本出生的一代移民人数过半时，便产生某种求同意识——希望具有“在日移民”独自的同一性。

因而国外移民的定义是，生活在某地域或国家（Host Country）内部、拥有祖国（Mother-Country）意识、维护基于共同生活样式之共同体的集团或属于该集团的人群。而将离开祖国、处于流浪生活中的不同个体称做“国外移民”，则会使讨论发生混乱。自觉选择“国外移民”生存方式的人，常常提出抗议——我们不是流浪者。

文化一语的定义

那么何谓“文化民族主义”呢？简单说来，这里注重的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侧面，而是民族主义的文化侧面。实际上，此时的文化与民族主义同义。“民族文化”或“国民文化”观念所代表（体现）的，正是所谓“文化民族主义”。那么何谓“文化”呢？

“文化”一语古已有之，语义出自中国的“文治教化”，即重视言语的教导而非刑罚的威力。在古时日本，“文化”一语并不常见，只是曾在德川时代作为年号使用。

当今日本的“文化”语义出自明治中期，1890年前后（明治33年）前述日刊报纸《日本》等开始使用“Kultur”的德语译词。该译词词源为拉丁语“Cultura”，原本的含义是“耕作”或“培育”，以表达哲学、思想、艺术等精神文化为中心。因而在明治以来的日本，该译词渐渐与“文明”（Civilization）一语基本同义。1900年前后，两个词语常常混用于同一文章中。

“文明”一语源自拉丁语的“Civis”（市民）和“Civitas”（都市），是原始、野蛮的反义词。明治前期，日本热衷于西欧文明的引进，冀图追赶、超越西洋列强，与此呼声伴随的是“文明开化”一语的流行。此时“开化”一语即拥有文明化之含义。

1918（大正7）年末，人们开始接受探究价值观的、德国新康德派的理论，倡导追求精神丰富而非物质丰富的“文化主义”（Kulturismus），此时“文化”成为流行用语。“文化性生活”之类近代式、欧美式、表达便利的说法甚嚣尘上，文化仿佛变成了一个“大火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有了“大正教养主义”的说法，但在大正年间“教养主义”（Culturism）的说法实属罕见。

由于前述“文化主义”的广泛传播，在当今“文化”一语的细微感觉中仍保留着对立于“物质文明”的、“精神文化”的浓重色彩。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接受了英、美等国的文化人类学影响，“文化”更多使用在表达不同“民族”固有生活样式的意义上，如用于解释非洲俾格米族^[2]的“文化”意义。其实粗略分来，“文化”常常用于表述精神文化和生活文化两种意义，因而时时引起讨论中的混乱。

综上所述，特定词语中包含历史乃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在“文化”这一词语中，说来说去，直到如今，仍有许多难以确定的要素。以上是大约10年间关乎“文化”的种种说法，其中亦搀杂着笔者一己之所见。

依据笔者的定义，明确说明某种现象也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另有一种方法则是关注特定时期的人怎样运用语言或思考语言，在相关于此的调研、思考中辨明文化的历史。本书主要以后一种方法，接近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笔者确欲探究“文化”一语的用法变化，且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解读思想、艺术、风俗乃至生活的习惯。

传统的发明

在历史学中亦对文化有着极大的关注。尤其是始自英国剑桥大学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不同于之前以政治、经济为中心的研究，而是着眼于历史的文化推动力。因此，“传统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论成为备受注目的研究成果。论及“传统”，人们的感觉是与往昔一脉相承。但显而易见，实际上近代的民族独自性（主体性）探究更多着眼于新创的风俗与习惯。

且看苏格兰北部和高原地带的民族衣装——男性及膝的苏格兰格子裙（多色调），实际上这种服装却是19世纪伦敦的裁缝店设计的。这是一个最为浅显的例证。此外还有一些十分显著的“传统发明”例证，在英国的殖民地非洲部落社会，促成了新的礼仪制度和衣装的完善，另有近代都市生活中称做劳动者庆典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在日本的明治时代，也出现了新的、基于神道样式的结婚仪式，形成了结婚之初参拜神社之类的习惯。然而这种习惯并不具有完全的新意。1909年（明治42年），在东京、本所两国的回向院境内建立了相扑常设馆。由此开始，相扑便被称做是“日本的国技”。翌年，常设馆改名为国技馆。这个例证便是典型的旧物添新意。

1931年（昭和6年），跤场上方的顶盖由原先的寺院式改为神社式。这里强调的是，相扑原本就是奉献于神前的仪式，且与神社具有深厚的渊源。后于1985年（昭和60年）建立新的国技馆时，同时复活了往昔的“池座”。显而易见，最近关于“传统”的观察与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说来，“传统”一语指称王侯血统或某种有限系谱中传承的习俗，它同时意味着广义上的国民“文化继承性”。这种意义关系是在欧洲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因此“传统发明”的现象不仅表现在特定家族与集团的风俗习惯中，相应的思考亦应放置于更加广泛的领域中。而历史上的身份、阶层或地方分别具有的文化诸要素，皆将成为国民值得夸耀、继承的传统。此般国民文化的形成过程，正是广义上的“传统之发明”。更加精确地说，“传统发明”指称的是文化诸要素作为“传统”的重组（Re-organization）且被赋予新的含义。

国民文化的形成

在欧洲，正是在近代这个特定的时期，开始将王公贵族和部分知识分子喜爱的音乐、绘画、戏剧、文学等艺术，当做特定国家的国民共有文化或一种共同的荣耀。作品本身是原本存在的，与其说那是“发明”，莫如说是赋予作品一种新的意义——使作品成为“国民共有的文化”，亦即“国民文化”的“传统”。当然此等“传统的发明”形形色色。

例如，19世纪的“埃达”^[3]（Edda）、“萨加”^[4]（Saga）之类的北欧神话，留存于冰岛的北日尔曼民族和北欧海盗间，在绘画和音乐中亦时时显见。这也是民族主义唤起的动向。在英国一度趋于衰落的莎士比亚戏剧，却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的德国，因人性的深刻表现备受尊崇。之后，才在英国人那里重新获得了关注。有了这样的曲折之后，依据近代式的艺术观，莎士比亚戏剧被赋予新的价值且为全体英国国民所接纳，进而成为全世界人民喜闻乐道的精神财富。

此外流传于农民间的民间传说与民谣，也在重新的审视中被视为国民文学。此类文学的收集和编集方兴未艾。当时，亦有许多方面施行了基于近代价值观的选择或情节修改。有人指出德国的《格林童话》等即是如此。

这般例证不胜枚举。那些作品的再编基于特定国家文化、艺术的历史，且通过教育和出版物成为国民的共有财富。不妨说许多国家的文学史或艺术史都是近代以来重新编纂的，因而是广义上的“传统发明”。作为推动力的正是民族主义，相反，民族主义的支撑却是“被发明的传统”。

这种“国民文化”的观念伴随着国民国家结构的世界性高扬，在整个世界传播开来。日本非常敏感地接受了这种变化，忙不迭地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那种创造。笔者将在后面的描述中述及于此。

【注释】

[1]日本近代以前的一个时代。在日本史中，通常指称明治以前的江户时代。

[2]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和大洋州的矮小人种。

[3]古代冰岛两部著名文学作品集的合称。

[4]中世纪北欧的英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