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变异性

“国语”的变异性_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

1.“国语”的变异性

国语的本质

在欧洲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语”（National Language）为各自国民文化的基础。国民倘不能以自己国家的语言读写，生活将处于极不便利的状态中。

当然，在英国说英语，在法国就说法语，由来已久。但是读写却局限于富裕阶层，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读写以拉丁文为基础，据此在欧洲形成了共通的文化圈。这种文化圈解体后才形成了各个国家的文化基础，且以民众的口头语言为基础，形成了新的读写语言之基础。相对于贵族的拉丁语共同体，不同国家的国语是民众的语言，此乃所谓的“国语革命”。

而作为国民应当掌握的读写语言，“国语”需要规范化且通过教育和印刷物成为国民的共有之物。不同国家的语言状况有所差异，但大致的情况相同，即语言标记和文法的标准化始于18世纪中叶，大致完成于20世纪的世纪之交。

例如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的法国革命过程中，曾做过发音基础上的书写实验。但太多词语发音相同，意思却不同，分辨的难度过大，实验以失败而告终。英语、法语、德语皆为表音文字，书写、发音并不相同。这些语言的表记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任一国家的中、小学生要记下单词的拼写法，都是十分困难的。

在阶级关系分明的欧洲，上流阶级的法语或英语感觉文雅，拥有较高的价值；农民、工人的语言则是粗劣的，受人歧视。长期以来，小学生从低学年开始，便依“国语”成绩的差异实现着阶级差别的再形成。在此意义上，“国语”未必具有“全体国民的共通性”。

不同国家的“国语”在形成书面语言的过程中，发生了如下三种并行状况。第一，形成关于人类的学问亦即人文学（Humanities），而非关于基督教圣经的学问；第二，新文体的依据并非基于古代辩论术发展起来的、拥有厚重历史的修辞学（Rhetoric），而是要求真实表达著者的思想。这种文体时常被称为“透明性”文体。第三，竭力打造出得以发挥著者个性的文体。就是说，此乃所谓的俗语革命或近代式的精神革命，意味着由基督教会的秩序中解放出来，发挥自由的精神与个性。

但在引进了欧洲如上“国语”制度的中国和日本，却没有也不会发生同样的俗语革命乃至精神革命，这是为何呢？

言文一致源自古代

中国的知识阶层，自古以来使用读写专用的语言（文言）。然而，在儒学经典（五经）和诸子百家的文章、诗歌等部分作品中，已经吸收了特定时代民众的会话语言（白话）。这种文言和白话的混合程度参差不齐，且以表意文字为主，同时在涉及外国固有名词、方言和地名时，时而也会表意式地使用汉字。

尤其是在唐代，唐代传奇之类的“文言”小说并得的是称做骈俪的、使用对句的修辞法；为了便于广大庶民的理解佛典，变文之类“白话”文也曾大行其是。宋代朱熹殁后，其讲演录《朱子语类》白话版问世。此外流行于繁华市街的说书台本常以读物的形式刊行，由此开始，每回皆有新题名的章回小说也获得很大的发展。因而说是“白话”，其实并非将实际的会话原样变换为文字。若是那样，任何语言都不可能成为文章。

明末将阳明学说之心性自由思想用于民众欲望之解放的是“阳明学左派”，尤其李贽（卓吾）的思想发挥了推动作用。李卓吾空前绝后的理论是，民众读物或描写了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才是文章之中的极品。李贽（卓吾）推翻了传统的价值观，主张个人心性的绝对自由且以异端自居。而当他的思想风靡一时，便被捕入狱自刎身亡。享年76岁。

在李卓吾的影响下，袁宏道（中郎）反对效法古典规范的传统派，发展了弘扬个人精神与感性的诗歌。继而，清代袁枚（随园）排斥古典语言而强调以当代语言创作诗歌，时谓“性灵派”。反之，李卓吾的歌女艺妓讲义却落为丑闻。受之影响的诗人遭到非难，却仍旧积极地培育了一批女性诗人。就是说，其实中国在接触欧洲的近代文化前，已经确立了无视修辞学且“赤裸裸传达思想”的白话和富于个性的文体。

但尊重经验性事实、否认虚构价值的儒学准则并未崩溃。朱子学派强烈抨击阳明学。到了清代，朱子学再度统治了士大夫阶层。在1910年后半期的“文学革命”后，白话小说和性灵派的价值获得了重新评价，而李卓吾作为“左派”受到重新评价，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

从古代到近世，虽有时代的不同和训练程度的差异，也有种种下降的趋势，但日本的知识阶层却一直保持了“汉文”的读写能力。即便不能以汉语进行会话，日本的知识分子仍可揣摩原文，或于原文标记符号，或以训读的方式标记送假名，想方设法都将原文置换为日语，解读其意义。

另一方面，日本古代还创造了一种方法，即忽略中国文字的字义，借用中国文字的发音书写日本语（所谓万叶假名或片假名）。就是说涉及读写能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日本共有（Bilingual）的特征。

在日本语的文字记述中，也有“汉文”译读体（多为直接读解“汉语”的意义，所谓训读体的名称并不贴切）与和文体之分。在平安前期《伊势物语》和中期《古今和歌集》假名序中所见的和文体，乃以古代歌谣、和歌的记述为基础，是一种远离男性贵族口语的、（毋宁说是）人工性的文体。由于同为日本语，只要减少“汉文”译读体中的“汉语”、对句表现和“必将如何如何”之类过分确定的“呼应性副词”，就会渐渐地趋近和文体。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浓淡色调渐次变化的色带。

就是说，在日本人自古以来的读写行为中，日本语分有“汉文调”与“和文调”两个极端。不过这种情况与“汉文”一样，局限于贵族阶层中。近代欧洲的语言学一般是以口语为对象，而某一社会阶层特有的会话语言则被称做相对于地方方言的“社会方言”，在当时的欧洲，对应于前述“社会方言”的读写语言业已形成。因此日本的情况，与民众语言基础下读写语言普及化的欧洲“俗语革命”并不可相提并论。

民众的读写能力

以民众亦即被统治阶层口语为基础的读写语言，最初流通于中世后期的富裕阶层中。在德川时代前期，其实町众（城镇民众）和农村的富裕阶层已经具备了日本语的读写能力。然而，那却不是国家推行的、制度性行为的结果，只是僧侣、武士、民间学者在小规模私塾或寺子屋^[1]中发生的、自发性的民间学习。

寺子屋的源流主要在于中世寺院的世俗教育。在中国热衷于民众教化的是净土教和“阳明学左派”。后者中的许多人鼓吹儒、道、佛三教一体论，其影响波及京都五山。在中国也有宋代禅僧崇尚儒学，后东渡日本。在日本，则有留学中国而后归来的禅僧，通称为禅儒。儒学家藤原惺窝出自五山，战国时代的歌人^[2]松永贞德曾为大名统辖。这些人在德川时代初期降入民间（地下）。其中，也有人开办了教化民众的私塾。有观点认为，他们的活动是寺子屋和书房（书法教室）兴起的一个契机。

在德川初期的京都，有迹象表明传自中国的《水浒传》销路甚佳。这有李卓吾的思想影响。德川前期，伊藤仁斋厌弃了朱子学和阳明学，开拓了回归孔孟教诲的“古学”之道。他在面对町众的讲义中，将来自孩子们的问题编成了《童子问》一著。书中云：“野史稗说皆观至理，词曲杂剧亦通妙道。”简而言之，微不足道的街巷传说亦有其合理之处，民间流传的歌谣杂剧亦可表现奇妙境界。这是一种面对卑俗全无排斥的态度。不妨说同时体现了李卓吾的精神。仁斋门下出了许多名人。井原西鹤创作了“好色系列”小说，近松门左卫门成为净瑠璃大家，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研究中国白话小说的评论家。

在平定了下剋上的乱世之后，如上文化圈出现了多种文化现象共存的状况，神道、朱子学、阳明学、古学，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和中国产、日本产的佛教，汉诗、和歌、物语，民众的连歌、俳谐、娱乐小说和笑谈等——包罗万象的普遍主义。

欧洲人文学（人文主义）的基本性质在于，与基督教教会对立且排斥民众的娱乐。而在此期的日本，却采取了比“阳明学左派”更加包容的态度。经历了德川时代，民众接纳的文化创造者多为武士阶层出身。想必前述精神构成了那般潮流的特定契机。

伊藤仁斋并不了解西欧近代的文艺观。阅读文艺作品、通晓人情的林林总总，对他而言是为了“达知中庸”，亦即是一种手段，为了实现不偏不倚的喜怒哀乐之中和。他的说法依据的是自己理解的儒学精神。

幕府方面热衷于民众教育的是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只是其做法未必开明，必须超越各藩权力直接将告示送达民众手中，进而奖励识字率的提高。幕府与藩处于特殊的二重权力关系中。幕府有权撤藩或改封，或对各藩委以领地管理权，或将权力直接下放给各藩的武士团。寺子屋的奖励，则是为了超越各藩力量，直接将幕府的威望和意向传达于民众。

无论怎么说，寺子屋的明显增加是由18世纪中期开始的。在商品、货币经济中获得发展且不断增强势力的庶民十分热心于子弟的教育，从而出现了石门心学那种积极开展庶民教育的机构。石门还十分热心于女性教育。

在德川时代中后期，诸藩为了提高领地内的生产性和商业利益，为了改善其管理，也对寺子屋实施了保护或奖励。结果到了幕府末期，在养蚕之类的产业十分兴盛的农村地带，达到了接近50%的就学率记录。而在大名^[3]和旗本^[4]中，喜好三弦者竟多于练习剑术者。作为女侍，也是学习三弦、裁缝比学习书法更为有利，为此识字率或有下降。

近世的口语体

始于书信文的范文书籍及辞典中亦有展示的“往来物”（私塾用的教科书），经德川时代发展到整个初等教育或各种职业的应用中。在德川时代的种种书籍中，庶民口语体显然已随处可见。且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民众以日本语读写意义上的“俗语革命”。

在此之前，天主教传教士曾以罗马字的口语译本，在天草印刷、刊行了广受欢迎的伊索寓言译本《伊曾保物语》（1593年）和《口语译平家物语》等。这或许也是一个契机，日本讲义、谈义的口语体或许模仿了中国的类似作品。湖南文山的《通俗三国志》（1689～1692年）等正是章回小说的翻译。还有一些笑谈之类，更是近乎完全的口语体。此类作品也都是模仿了中国的白话作品。比如下面简短的笑话，便摘自木室卯云的《话稿鹿子饼》（1772年）：

“神田川发水时，纵横交错的枝桠顺流而下。柳原的乞丐来到河边，遣鱼鹰将顺流而下的柴火捞上岸来。不久，乞丐成了柴火商，柴火商却变成了乞丐。”

在上田秋成晚年随意编著的《胆大小心录》（生前未能刊出）中，亦很容易看到此般口语文体：

“无意接近芭蕉之类造伪者。（三宅石庵是一位学者，无法接近松尾芭蕉之类的造伪者。）佛法僧在高野山听得布班布班的呼声，却未见其形。”

如此这般的例证尚可找出许多。但这并不表明，口语文体在这个时期已经标准化。《胆大小心录》即在作者心情的作用下，运用了多种不同的文体。

德川时代的民众读物大概有假名草子、浮世草子、洒落本、人情本、滑稽本和黄表纸等，这些读物的中会话真实再现了下层民众的口头语言，同时区分了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甚至在风月女子的特殊语言中展现了许多颇为生动的接尾词。在如今残留的回想记中亦有一部胜小吉所撰《梦醉独言》（1843年），通篇运用江户的下町^[5]语言。胜小吉乃胜海舟之父。胜海舟则是江户时代的名人，作为幕府末年的幕臣组织了海军，却导致江户城的无血开城（不战自降）。胜小吉的父亲亦是放高利贷者，买了旗本股票而令小吉无所事事，过着市井无赖的生活。

另一方面不同于欧洲的是，在欧洲，拉丁语局限为社会精英层的教养语言，而“汉诗文”却在德川时代以后的民众中颇具广泛性。尊重儒学古典的荻生徂徕学统（古文辞派）基于原文主义，大力促进了《唐诗选》的流行。此时出现多种版本，一再重印，受到町人的追捧和欢迎。这些版本共有的特点是文中没有标点注释，或为返点读法加插图，或有汉语的四声标记。说到中国的唐代诗选，一般想到的便是汇集了七言绝句、七言律诗和五言律诗三种形式的《三体诗》，《唐诗选》却大受冷落。相反，徂徕力举《唐诗选》，认为后者汇集了许多中国或古文辞派尤为推崇的、雄浑悲壮的盛唐诗歌，其流行必然决定了后世日本“汉诗”的趣味方向。徂徕及其学统风靡一时，将业已崩溃的文化等级再度确立为以儒学为中心。

有趣的是，本居宣长的歌论（《石上私淑言》）将狂歌、俳谐、小歌、净瑠璃、童谣、入臼歌和木挽歌等统统归类为和歌。不妨说，此时的“国学”继承了德川前期儒者、文人们亲近民众的态度或文风。

德川时代知识阶层的日语文体，程度不同地大致因袭了“汉文”译读体与和文体。不妨说，处于中间位置的是被称作和汉混合文的、中世军记文学的文体。这种文体的纽带亦可呈T字型横向延伸，进而以新的形态拖出另一种纽带的下降状态。渐渐地，纽带中增多了民众的“卑下”语言。民众的口语中不仅有高雅、低俗之分，同时也有“汉语”的多寡之分。在佛教的作用下，“汉语”词汇在民众间十分普及，卑下的语言中也出现了许多“马鹿”^[6]、“野郎”之类的“汉语”表现。

在德川时代，实际上以种种读写语言构成的状态维续了很长时间。那么，不同的样式是否可以规范呢？其实身份阶层的变化是多样文体的，不同时期的转变亦令人眼花缭乱。伴随着西欧近代“俗语革命”的精神革命或相当于此的革命，也在日本的前述过程中渐渐地蔓延开来。

整体上看，在现世主义的蔓延中，知识阶层已普遍接受在经验积累之下判断事物的思维方式，在“阳明学左派”的影响下，也产生了富于个性的文体和随心所欲、文无雕饰、基于口语的“透明”性文体。在后期“汉诗”中，则接受了中国清代性灵派之影响，尊重当代语言个人感性的自然流露。此等表现，一度流行。其影响波及和歌，进而产生了以香川景树为开祖的桂园流派。

国字、国语改良论

如所周知，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欧洲影响下，出现了种种改良国语、国字的争论。前岛密的建言《汉字御废止之议》（1866年）鼓吹口谈、笔记一致论，以此为肇始，构成争论中心的西周、外山正一等英国学专家则一度鼓吹“国字改良论”——罗马字使用论或假名文字使用论。后又多次出现“汉字废止论”。但国语改良论主张的侧重点，却已转移至文体问题即所谓的“言文一致”论。

主张国语、国字改良的观点，可分为如下三个类型：第一类是以森有礼为代表，主张废止日语、改用英语。这是纯粹的欧化主义。这个提案显然是不现实的，无论到何年何月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第二类是文字的改革。不妨说，所谓“以罗马字标记”的主张是单纯的文字西欧化。第三类则是“假名文字”的主张。如果这样的假名文字亦可看作西欧的表音文字，便仍旧是一种接近西欧式语言的冀图。

当然亦有与之相反的情况。1884年（明治17年），针对《东洋学术杂志》刊载的、外山正一的论作《废止汉字的理由》，三宅雪岭亦以刊于同一杂志的《大吃一惊的假名军猛将》进行反击，例举了使用“汉字”的优点。之后三宅雪岭刊出《国粹保护主义》一文，作为政教社领袖人物活跃于文坛。冠以“国粹”名，亦考虑了背后构成东洋文明传统的基础。在其初期代表作《真善美日本人》（1891年）中，他也强调了日本人与中国人同为蒙古人种，强调从古到今尤其是在德川时代，日本努力学习了中国的学问。

与三宅雪岭的主张相并列，亦有某类型的观点主张提高“万叶假名”的地位，强调日本比欧洲拥有更加悠久的“国语”传统。这在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合著且被誉为第一部“日本文学史”的《日本文学史》（1890年，上下卷）及大和田建树的《和文学史》（1892年）序言中，皆可觅见其端倪。这里模仿了一种“国学”立场——相对于中国文化，在想象中判定自古以来纯粹的日本文化。这些序文也充分肯定了“汉文”的价值。

但即便如此，“国语改良论”仍时有提起。不妨说，有人在此揭示了西欧近代真正的“国语”思想。此人便是在德国主修博言学（一般语言学或比较语言学）且于1894年归国的上田万年。他在“有关国语教育”的讲演中，主张要将民众的口语当做“国语”，将国语研究从“美文”的研究中转移出来。近代语言学是以民众会话语言为对象的学问。因此作为掌握前述学问的归来者，上田的主张理所当然。

讲演中，上田万年强调构成“国语”基础的是三千年来的“大和语言”。这里以国学意识形态接受的并非拉丁语，而是使用不同地域民众语言的、西欧近代“国语”观念。他说无法接受的是，日本天皇诏敕中竟然也时时出现“汉语”。古代的天皇诏敕，使用的是和文（宣命）体，而明治时期却开始使用包含有许多“汉语”的独特的文言体。当然，上田万年指称的这种“汉语”其实是日语的一种，其判断失误是显而易见的。

日本民众的日常会话中嵌有许多“汉语”词汇，没有了这些“汉语”，就连“你好”、“再见”之类的寒暄都难以表达。书写语言中汉字的使用，则有更多便利性。就日语而言，那种语言的混入程度确非拉丁语之混入欧洲语言所能比拟。例如，英语中的食肉一语是“beef”或“pork”，当他们学习了拉丁语时，立刻便会明白这个词语起源于拉丁语。然而，日语中的马发音为“乌马”，其语源亦确为汉语中马的语音。但你即便学了汉语，仍旧无法立刻明晓其关联。就是说，二者间的关联更加紧密。

上田万年重视的是语言的发音。就是说，他坚信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无法自由地表达思想”（《作文教授法》，1895年）。这也是一个大大的误解。一个单词的语音必定承载特定的意义，任何语言都不会改变。表音文字运用字母的连缀，表意文字依靠笔画的描绘，但每个词语都会具有特定的用途，这是所有语言的共同特点。

话说回来，上田万年在撰写论文时，也依据当时的习惯采用了“汉文”调相对淡化的译读体（明治时期的“普通文体”）。他自己的主张自己都未能实行。因此那是一个纯粹观念性的主张。

但是上田万年回国后，再度高谈“汉字废止论”。反之，三宅雪岭则一如既往地重复相反的主张。在其《汉字的利益》（1895年）一文中，他一再主张学习汉字那样的发音变化是有益的。当然，围绕国字问题的此般论争，胜负是不言而喻的。

上田万年是日本近代国语学的开山者，日俄战争后是国语政策中枢的决策者。因此，分析上田万年的建言及其思想，并不能理解当时日本语的实际状态。日语的欧化政策，几乎统统遭遇了挫折。大正时期，也曾一度盛行世界语（Esperanto）运动，罗马字运动和假名文字运动则一直延续至昭和战前期。

不过“汉字废止论”中也包含了另外的一种冀望，即希望文字的习得变得更加容易。这种冀望，作为减少难写汉字使用率的一个方向，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

那么，在日本语的读写语言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实际变化呢？

读写能力、通晓三国语言

在欧洲，国民文化的基础，并非掌握知识阶层通用的拉丁语，而是掌握一般民众会话语言的“National Language”（国语）之读写。明治初期研究西洋的学者们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在普通小学校（四年制，1907年开始变为六年制），“国语”的学习限定为学习日本语。

然而，在所谓的高等小学校（四年制，1907年变为二年制），则必须学习“汉文”译读体；中学以上则必须学习英语和“汉文”（包括日本化的“汉文”）。当时对于未来的这些社会精英，要求其必须具备读写能力并掌握三国语言（Trilingual）。明治政府基于1872（明治5）年公布的学制，强调中学必须具有培养社会精英的性质，为此在作为教科的“国语”中认可了“汉文”的地位。

不妨说，这种状况与欧洲的势态近似，欧洲也一直强调精英教育中拉丁语的重要性。然而即便在意大利，拉丁语也未被等同视之为“国语”。在日本，那种被视为精英培养之教科的“国语”，毋宁说是两种语言的精通。

然而另一方面，在所谓的读写能力中并未包括会话能力。在阅读那种没有标点、标音的译读体时，也强调中学“汉文”的作文亦即汉语的写作能力。或许，这种现象仅仅局限于日本语的范畴。

进入20世纪以后，陆军省曾以满20岁的男性为对象，实行了基于体格与识字率的壮丁调查。初期识字率调查表格从程度上分为4个阶段：普通小学校（四年制）低年级程度、同等小学校毕业程度、高等小学校（四年制）毕业程度、中学（普通小学校毕业后的五年制）毕业程度。识字率则分为5个阶段。之后开始使用教科书，试行期的文例如下（1901年，京都府）：

普通二学年结业程度　　　　赤十字しゃ、日本こつき

普通小学校毕业程度　　　　売捌所は韩国满洲にも設け

　　　　　　　　　　　　　たり

高等小学校二年级结业程度　知能ヲ啓発シ聴器ヲ成就ス

高等小学校毕业程度　　　　我ガ神聖ナル祖宗ノ遺訓ト

　　　　　　　　　　　　　我ガ光輝アル国史ノ成跡ト

　　　　　　　　　　　　　ハ炳トシテ日星ノ如シ

显而易见，要求的程度相当高。高等小学校要求具备“汉文”译读体的读写能力。这里省略未表的是，中学毕业程度的“汉文”译读能力要求更高（所谓“毕业程度”，包括未去学校读书、利用参考书自学而达到了同等学力者；继续调查此期间的记录证明，这样的同等学力者几乎与正规的毕业生人数相等）。随着时代进步，似可增加如下4个阶段，高等学校毕业程度、大学毕业以上程度、笼而统之明治时期的普通文（换言之，即和文体中的“ナリ、タリ”体和“汉文”译读体）和“汉文”的阅读、理解能力。

“陆军省·壮丁普通教育程度”调查表
（满20岁男性·全国统计）（万人）

（注）实际调查显示某年毕业或相当于某年毕业。为方便统计，仅标记为毕业年度。不过精锐部队的数值无从查询。除此之外，数值的操作亦基于推测，因此只能表现大致的倾向。

由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伴随着英学（与英国或英语相关的学问）之隆盛，“汉文”学习的一度荒废曾令汉学者们哀叹不已。然而19世纪80年代，在学习日本古典的同时，“汉文”学习又在精英阶层中得以复活。博文馆1890年刊行了《日本歌学全书》（全十卷）、《日本文学全书》（全二十四卷），随后，1892年出版了《支那文学丛书》（全二十四卷）。日本的“汉诗”专家们认为，明治时期的汉籍出版是历史上的最盛期，质量也最高。当时的综合杂志也曾设置了汉诗栏目。日俄战争后，该栏目再度撤消。

这里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明治政府的公式文体，采用了相对生硬的“汉文”译读体。这里发生作用者或为某种“复古革命”的意识。译读体当然也是日语，但其背后作为基础的则是“汉文”。同时，德川时代幕府或诸藩的和文告示，也采用了汉字中很多的敬语文言体。官府的重要公示，则是汉字锐减的平易文体。在此影响下，明治初期的太政官公示中则有“人须尽五伦之道”、“不可有杀人放火窃财之恶行”的使用变体假名的表达。

第二个理由则如前所述，在作为中学教科书的“国语”中，“汉文”占有相应地位，帝国大学的考题中有英语也有“汉文”，文学部的毕业论文也要求以英语之类的西欧语言或“汉文”来撰写。这里有必要参阅一下中国上海迫切追赶西欧理性水准的汉译学术著作，其中有英华辞典、华英辞典，当然也有19世纪中叶十分丰富的、上海的汉译著述。在逻辑性思考方面，几乎所有基础概念皆出自“汉语”。“汉文”的学习不可或缺。此外在学习英语中，语序相似的“汉语”或有某种便利性。总之，事情重叠而复杂。

国语问题与民族主义

在吸收西洋近代文明和建设“传统”国民文化时，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汉文”皆为必不可少的教养。原因正是日本自古以来处于中国文明圈内，由此形成了独自的文明。且当时知识阶层拥有共同的危机感，东亚的近代文明发展相对迟滞，正受到西欧列强的侵蚀。换而言之，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人们不得不在“西洋”、“东洋”的构图中考察当时的国际情势。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个黯然的前提——基督教文明圈对于其他地域具有压倒性优势，这与民族主义业已形成的西欧诸国乃至美利坚合众国，有着本质的差异。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1885年）倡导日本不可局限于“东洋”，而应走西欧化的道路。朝鲜半岛为了独立于中国，也极力主张使用朝鲜的文字读写。相反，三宅雪岭则强调要维护受惠于中国文明的“传统”。以上皆为民族主义、国民主义的表现，双方的立场却尖锐地对立。

福泽谕吉认为在复兴日本古典的机运中，中学以上开始重视“汉文”乃时代错误。实际上庆应义塾发生过一个事件，当学生们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时，却被校方斥之为模仿外国人的古董趣味，书法俱乐部被迫解散。日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亦有人故意煽动歧视性情感，对业已落后的中国文明投以污蔑性言辞。

不妨说，政府一时间也大肆鼓吹欧化主义，制定帝国宪法，颁布教育敕语，由此开始的日本民族主义则抱定了“西洋”、“东洋”的固定图式，决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为了学习西洋文明，加入文明国家行列，日本又必须在自己值得夸耀的文化传统中寻求独立、自尊的精神基础——夸耀自己的民族主义基础比西欧列强拥有更长的历史。而此时必然涉及长期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发展至今的历史，同时产生相关的、对立于西欧列强的亚洲主义志向。

日俄战争后，上田万年居于国语政策中心地位，中学教授“汉文”的时间被迫削减。至昭和战前期，“汉文”仅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教养。然而对照西欧语言的某些特征，其实忘记读写能力的三国语言特性，便难以准确解释或辨明日本近现代的思想与文化。就是说，假如简单地将日本文化的近代化等同于西欧化，就会陷入意想不到的错误之中。

言文一致、理论与实际

论及明治时期的“言文一致”体，有人认为与欧洲的俗语革命或与之相伴的精神革命近似。如今的百科事典中亦有类似的记载。然而民众之口语文体，早在德川时代便已普及。因此，明治时期的问题在于，现实存在者有“汉文”译读体、和文体及混合了形形色色高雅低俗的德川时代口语体，那么当如何基于这种多样化的文体，创造出标准的国语文体呢？

首先，构成一般性文章主流者，乃是于一般文章中降低“汉文”译读体的生硬语调（艰涩的“汉语”或“汉文”表现）。这种文体的句尾是ナリ、タリ。当时的说法是——“汉语之解体”或“文语”、“普通语”云云。此类文章的汉文腔有强有弱，本质上不同于所谓“美文”、和歌七五调及汉诗对句等运用修辞的类别，而是自由表达思想的文章。

但在普通民众的口语中，并不使用ナリ、タリ。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句尾之表现。所谓“文语体”、“口语体”，差别即在句尾表现。如果从德川时代的民众口语中剔除社会、地方或两种方言中特有的句尾表现，用言终止型和连体终止型就会增多，タ·ダ、マス·マシタ之类的用法便会自然地浮出水面。明治时期，就连庶民也以体言和スル、シタ等新的词尾结句写文章。然而即便如此，知识阶层仍旧感觉那样的表现是恶俗。

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1885～1886年）无人不晓。论中认为日本的小说不同于西欧和中国，日本尚未达到“言文一致”。他忘记了，中国也有唐代传奇之类使用骈俪体的“文言”小说，西欧语言的文体亦有高尚和平易之分——有高尚的文体也有低俗的文体。因此逍遥眼中看到的，是日本小说由“汉文”译读体发展为纯粹和文体或江户町众的口语文体。就是说，逍遥眼中显现的是尚未统一的日语。

在做出种种思索之后，逍遥的结论是“（在我国的俗语尚未实行一大改良前）不宜原样不变地描摹俗语”。在逍遥眼中，为永春水的小说真实再现了民众的口语，而那样的小说文体给人以低俗之感。因而逍遥主张，要努力发现优雅的、新的口语文体。他并未竭力推荐之前已有的“言文一致”体。

因而小说“言文一致”的本质在于，是知识分子偷窥了民众的“言文一致”体，同时不失品位地发掘出原汁原味的地方性词尾表现。山田美妙在其《武藏野》（1887年）的表现中使用了“ダ”类词尾，石桥忍月和内田鲁庵则斥之为品位低下。忍月主张使用敬语式的“デス”体。而内田鲁庵则在其《汤女》（1899年）一作中，尝试了江户女性语言中下层混混式的第一人称叙事体。

在一般性的文章中，早已创发出“デゴザル”和“デアル”之类的文体。后模仿西欧速记术，开发了日本式的速记术，此期讲演、谈话类笔记一度盛行，在真实记录谈话内容的文章形式词尾，大致可分为ナリ·タリ、デス·マス、ダ·デアル三种类型。在1887年的《寻常小学读本》中，则采用了“マシタ”的文体。

知识分子在综合杂志《太阳》上以自己的意志选择文体，发表论说。而在《太阳》杂志创刊期的1895年（明治28年）前后，与《国民之友》等结社杂志同样，乃以ナリ·タリ之类的文体为主流。不过以讲演、谈话类速记为中心，同时有二至三成的文章使用デス·マス体。然而此等文体益趋减少，ダ·デアル体却渐渐增多。日俄战争后（1905年后），则大多变成了后一类文体。只是在一些政论文章中，仍多用ナリ·タリ体。

另一方面，不妨说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1898～1902年，未完）也是ナリ·タリ体。该作博得压倒性人气之后，在小说具有地方特色的语句词尾表现中，ダ·デアル体才获得了优势地位。这与综合杂志论说文近乎并行现象。

明治期《太阳》杂志文末表现的比例

（注）1915年（第21卷第5号），在普选法特集的影响下，增加了“汉文”译读体。（出典）铃木贞美编《综合杂志文体》（近畿大学文艺学部纪要《シュポシオン》创刊号，1996年）

大正前期日本报刊主要的文体规范还是ナリ·タリ体，渐渐开始混用ダ·デアル体，经过了大正中后期则统一为ダ·デアル体。且因媒介、样式的不同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变化。就是说，明治前、中期论说文中居于支配地位的ナリ·タリ体，经过了明治后期和大正期，则普遍性地变化为ダ·デアル体。这样的文体基于性别和样式，发挥着强力规范作用。在大正前期女性介入论说文的时期，像与谢野晶子那样的许多作者多用ダ·デアル体。

而中学生使用的范文中仍残存ナリ·タリ体。在书信类的文章中，经过昭和战前期，渐渐增加了不问男女的デス·マス体，但在郑重的场合中，“侯文”之类的敬语文体一直使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德川时代，民众的读写能力获得提高。然而，那种状况并未形成一种统一的文体规则，相反依据样式的差异，反复变换（形成）着种种不同的文体。尤其在书信文中，某种样式的解体并非易事。因而日本读写语言的平均、标准化相对迟滞。不妨说，平均、标准化的初步实现是在昭和战后期。战后的公文亦改为ダ·デアル式文体。进而言之，前述状况只是关于读写语言的争论，日常会话中方言的使用又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