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的双重发明

2.“日本文学”的双重发明

宗教与学问

在欧洲，将学问、艺术剥离于圣经、教会花费了太长时间。伴随自然科学的热情是揭示上帝恩赐的世界的精妙性。在趋向17世纪的转换期，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轨道的运行法则。此时他述说了弹奏美妙音乐的、运行中的宇宙音乐之秘密。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亦未忘记对造物主的工作表达敬意。

离开基督教上帝至上的思维方式思考人类者，毋宁说是哲学家、医生和艺术家。人们时时援引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然而笛卡儿也在其《人类论》（遗稿）一著的法文版开篇写道，精妙的人类身心来自上帝的恩赐。这样的说法似未完全脱离创造说。而“没有人脑便没有精神也没有上帝”的观点，则出自法国医生拉·梅特利。其署名出版的《人类机械论》（1747年）激怒了教会，梅特利只好亡命投靠普鲁士的开明君主。

在欧洲，形成以诗、小说、戏曲为中心的语言艺术作品亦即文学概念，是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基于人类想像力的创造性受到重视，浪漫主义价值观得到普及。相关思想与基督教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截然对立。因此这些创始人博得很高评价，人物的个性和独创性也备受尊崇。

浪漫主义的另一精神特征也在于它是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怀揣着羁旅异乡、怀恋古代的思乡之情，同时浪漫主义倾心于基督教视为异端的神秘主义，或崇拜基督教视为邪教、“虚妄信仰”（Vain Credo）的土地神、风神之类自然精灵。因此，希腊神话的诸神与精灵不断成为他们创作的题材。

在欧洲和美国，论及宗教便是基督教，研究其他宗教的宗教学只是依附于神学院。进入20世纪后，大学的改革使神学部的地位相对降低，且建立了不设神学院的大学。不妨走进欧洲和美国的大书店，考察一下宗教学书籍的位置。基督教神学书籍琳琅满目，占据了大片书架。而其他宗教学书籍只是占了边缘的小小角落。每当目睹这种现象，笔者即产生强烈的感触——“所谓宗教学，只是传教士们在殖民地接触异文化后新创的学问”。

在如今的欧洲，特别是北欧，不去教会的人数增多。这是确切无疑的。但他们精神理念的根据还是基督教。

日本当初构想设立大学时，相当于欧洲神学院那样的学部设置也在计划之中。当然，那里讲授的是神道和儒学。然而1877年（明治10年）建立东京大学时，那样的设置却形迹全无。当时的学部构成是法学、理学、文学、医学4个学部。1886年，作为帝国大学重新组建又加入了工学部。只是在文学部哲学科中，设置了宗教学课程。为此，西欧和日本的知识结构产生了根本性差异。日本的人文学，整体上缺乏对于宗教的所谓紧张感。

此外综合大学（University）中设立工学部，可谓在世界上开了先河。欧洲自然科学的全盛期标志并非牛顿力学，而是以能量守恒定律为最高原理的热力学说（Thermodynamics）。那是蒸汽机产业发展的支柱。因而工学（Engineering）、技术（Technology）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逐步接近了理学（Natural Science）的地位。然而作为知识体系，理学才是更高的学问，工学只能建立单科大学（College），属于所谓匠人的世界。有人认为，科学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成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在美国也是1970年以后。

在中国（清朝），尽管受到鸦片战争失败的冲击，朱子学占统治地位的体制仍未改变。当时的价值观仍旧认为，相对于“学”和“艺”，“术”是下九流。相反，日本重视工学的传统却由来已久，科学与技术很容易结合在一起。虽然幕府、藩镇皆模仿中国的官僚机构，但掌权者并未离开武士的特性。这也是他们敏感于军事技术的一个原因。

对于研究自然法则的自然科学，朱子学以“天理”的观念受之。笔者认为，由此产生的自然科学崇拜，构成明治时期日本文化的一大特征，与日本之后的发展也有很大关联。不久之后，中国也模仿日本的制度，在综合大学设置了工学部。

宗教与民族主义

如前所述，日本的人文学整体上缺乏宗教紧张感。理由在于，“宗教”一词是在明治以后“religion”的译语基础上形成的。此后，早先被称为“儒家·儒学”、“佛道·佛法”或“道家”的圣人之“教”，便被分别置换为“儒教”、“佛教”和“道教”。除了道家——老子、庄子（老子作为民间宗教“道教”的祭祀对象也有清规戒律），其他各教皆有教祖、教典、教义、礼仪和集会场所，这样便很容易符合欧洲人的“宗教”定义。然而依我们今日的语言加以说明，各教皆为宗教（信仰）、伦理的同时也是一种学问。

其实，明治期以前也并非完全没有使用过“宗教”一语。不过那时的“宗”、“教”二义是分别使用的。“宗”乃特定宗派（sect）之义；“教”亦具有同样含义，意味着特定的宗派团体。在中国有人认为儒学、佛道、道教的基础大抵相同，但惟有在陈述此等认识时，才不加区别地使用“三教一体”的用语。在日本，则切实形成了所谓的“三教一体”论。

如果说，基督教也是一种信仰、道德或“教诲”，那东亚的“教诲”为何不能称作“宗教”呢？当然儒学的信仰对象是“天”——所谓的自然。现世所传之“教”大多是士大夫（官僚）的学问，具有强烈的礼仪性质，且没有专职的圣职人员，从构成上讲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以基督教为基准，争论儒教是否归之于宗教，是没有意义、也不会得出结论的。为此，笔者只是将儒教当作中国的哲学或思想。

研究西洋的学者几乎统统讨厌儒教，认为那是“封建的道德”。曾经留学西洋、推进日本西洋化且积极肯定儒教价值的是内村鉴三等。内村目睹了教会制度的堕落，倡导“无教会主义”。内村鉴三还针对近代文明引起的价值观混乱，不断发出强烈的诘难，且在日本儒学尤其是阳明学与基督教的关联中，发现了某种共同点。此类观点，在《Japan and the Japanese》（1894年，后翻译为《代表性的日本人》）中表现得十分明确。

神道在明治初期也被称做“大教”等。日本神道虽有神话和礼仪，也有圣职人员，但却没有教祖，比之其他宗教也没有象样的、完整的教义。论及教义，其实神道中也有许多折衷性的要素，例如对德川时代的神社发生过很大影响的吉田神道，其教义就是与佛教、儒教调和、整合的结果。但在此意义上仍不具备“宗教”的特征。

有人曾经论述道，对照当时西方的人类学（后改称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他们所说的原始宗教如果说仍在延续，那便是日本的神道。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在帝国大学讲授历史学的久米邦武。1891年，他在《史学会杂志》发表了《神道祭天古俗》的论作。翌年即教育敕语颁布第三年，田口卯吉又基于社会进化论立场，在《史海》杂志转载了前述论作且附上一篇文辞激越的文章，声称神道是野蛮人的宗教。这无疑引起了神道家的反感。为了化解《史海》上的神道家的指责，久米邦武被迫辞去了帝大副教授的教职。

在此期间，帝大综理（校长）加藤弘之则表明了天皇制乃古代“族长政治”之展开的见解（《国家生存之最大基础·东西两洋之比较研究》）。他在文论中为其“家族国家”论奠定了基础，继而解说了忠孝一体、万邦无比的国体论。然而其论点却并不成其为问题。原因并不在于两人间的地位差异。而是因为久米邦武的论文强调“神道非宗教”，揭穿了政府见解的欺瞒性，而加藤弘之的见解则为政府的理论提供论据。此外，穗积八束表述的日本民族“血统团体”论，也守护了祖先崇拜的同样准则。

“文学”的意义

在进入明治时期之前，和歌、物语从未有过“文学”的称谓。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自古以来“文学”一语的含义都是以儒学为中心的美妙文章。

在中文里，“文学”首先意指“文章之学”，即有关书面文章的学问。“艺文”一词亦有相同的含义。此外“文学”一语也有某种相关于管理的职名含义。然而，当确认文章价值的工作成为特定职业时，“文学”中的“文与学”便发生了某种分裂。

随后出现的“艺术”一词泛指人类的一般性活动，是更加广泛的概念，词中混合了“艺文”、“方（法）术”或医术、占术之类含义。幕府末年，佐久间象山倡导开国论，他主张“学习洋学、开发大炮”，传之后世的理论正是“西洋艺术、东洋道德”。这也是镌刻在其墓碑上的碑文。表明西洋在一般的技术上出类拔萃，东洋则以道德立身处世。

中国的“文学”概念包括经（以儒学为中心的学问）、史（历史书籍）、子（诸子百家之类思想家的著述）、集（诗文选集）4个分类。儒学重视经验性事实，而将裨史小说类尤其是“志怪”、“传奇”类奇异物语，当作娱乐的对象而否认其卓越的文学价值。

不妨说，平安中、后期以“和文”物语形式书写《荣花物语》之后的日本历史，形成了颉颃中国“文学”而尊重物语形式的日本式“文学”理念。但无论怎样讲，日本的“文学”中没有所谓的“经”。到了中世，有倾向将神道作为“经国”之学，而在其后的德川时代则生成了“国学”之源流。

不过，德川时代又再度确立了以朱子学为中心的、中国式的“文学”观念。从学问的角度讲确具前述意义。本居宣长为了阻挡这股风潮，强调日本精神不同于重视“理知”的中国精神，纯粹的日本精神重视的是“情”，他说这种特征自古以来延续至今，且以“古学”之类的称谓命名。

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精神崇尚“故事的虚构”，这与儒学的本质相异。我们认定，日本早已出现了与近代语言艺术观念相近的认识；但实际上，却并未产生关于语言作品的新的思想——将语言作品视为独立于“宗教”（神道、儒学、佛教等）的人类行为。

如果说，从独立于基督教神学的欧洲人文学，或由崇奉想像力之创造性或创新性的浪漫主义精神中可以发现近代性，那么与之相当的某些要素，则在近代以前的日本文化中时时显现。不过，日本却没有形成那种“知性”的系统。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形成国民文化的思维方式。而如前所述日本的人文学展开，却裹挟着东洋或日本的“宗教”。

“文学”就是人文学

在近代欧洲，“国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意指以“国语”（National Language）进行创作的语言作品。而“文学史”写作的目的则是廓清各自的国民性。1890年前后，日本亦模仿西方开始编写《日本文学史》。

最初以文学史命名的著述，是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合著的《日本文学史》上、下卷（1890年）。该年度业已推出的尚有芳贺矢一、立花铣三郎编著的《国文学读本》；上田万年编著《国文学》卷一等。这些著述皆非作品之罗列，不妨说业已确立了相应的“文学”观，某种叙述历史的态度已在这些作品中显见端倪。对日后的文学界亦有很大的影响。

前述编著作品也是教科书，对象是担负着日本未来的中学生，或中学辍学、期望获得同等学力的读者群。同年，博文馆刊行了《日本歌学全书》全十卷、《日本文学全书》全二十四卷。如前所述，《歌学全书》是和歌选集，《文学全书》则是散文的选集，综合起来便是日本最初的《日本文学全集》。由此，“日本文学（史）”的观念亦逐渐形成且定型。不过正如博文馆“歌学”、“文学”那般分类所示，“文学”的意义并没有真正明确地确立起来。

从那时开始直至今日，“日本文学史”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最初的起点放置在8世纪前期编撰的《古事记》、《风土记》和《日本书纪》上。对此我们习以为常，并无任何怀疑。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个奇妙的现象。

现存最古书籍实乃《三经义疏》。据传乃推古女帝即位之593年，立为皇太子的圣德太子为女帝讲述《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三个佛教经典时的记录。真伪难辨。

在《古事记》的序文中有如下记述。天武天皇欲更正诸家相传的帝纪与旧辞，令稗田阿礼为之诵习。其殁后，元明天皇则命太安万侣（安麻侣）笔录后献上。这里其实存有许多疑点。

明治政府若以佛教为国教，《日本文学史》的开端或许便是《三经义疏》。正因明治政府确立的国民教化方针是以皇室崇拜和日本式儒学为基础的，《古事记》才成为日本文学史的开端之作。

其实，《古事记》乃神话，《日本书纪》是神话和历史，《风土记》则是一部地志。如果说“文学”涵盖的惟有以小说、戏曲为中心的语言艺术，那么即便纳入了诸多歌谣，前述三部作品仍不符合“文学”的定义。然而在许多欧洲国家的文学史中，却同样开篇记述了“国语”原有形态下创作的传承碎片。在如今的“文学史”教科书类中，有许多涉及基督教神父和牧师的雄辩术、哲学、思想和旅行记等。就是说，他们精选出“国语”形式下创作的、多种意义上的优秀作品，令之成为国民之教养。

英语中的“Literature”原本意指文字书写的作品，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则意指一般性著述。在如今已有定论的、简便的英语辞书中，竟把注明家用电脑用法的小册子，也当作“Literature”的一个意义用例加以解说。

其实高级的语言艺术活动，只是十分狭义的用法。在此意义上的外延或在19世纪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中，国民期望选择的是优秀的语言作品“Polite Literature”（所谓洗练文章、核心意义便是Literature）——引以为荣、耳熟能详、便于掌握且以文学史的形式进行归纳。而这些活动与“人文学”（Humanities）的范畴大致重合。

作为“Literature”译词的“文学”概念的确立，具有某种互动关系性，既有中国语言中美妙文章之含义，也大致重合于英语中“人文学”范畴之核心意义的“Literature”含义。日本作为接受者，明治前、中期但凡论及“文学”，首先想到的便是“人文学”范畴所指。这也是大学文学部的“文学”定义。

其内容粗略分来，则有“哲学”、“史学”和“文学”。为了将列居最后的“文学”区别于广义的“文学”（人文学），出现了“美文学”或“纯文学”的称谓。其实这些称谓缘起于欧洲狭义的“Literature”翻译——重视的是兴盛于欧洲19世纪中期的以诗、小说、戏曲为中心的高级的语言艺术。

在中国，则很难接受前述狭义的“Literature”概念。因为中国历来崇奉诗歌，而否认小说、戏曲是美妙的文章。与之重合的则是儒学的价值观——认为值得尊崇的是经验性事实而非虚构或谎言。清朝重视的是朱子学，朱子学则更为严厉地将写诗同样斥之为“玩物丧志”。

相反，日本的“国学”流派却崇奉作为虚构故事的《源氏物语》。此外，作为净瑠璃或歌舞伎的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在民众间几乎被神化，他的“虚实皮膜”论影响广泛——认为虚构对于贴切表现真实的人情是必不可少的。德川后期，小说类在民众间兴盛起来，现实状况令作者们轻易接受了欧洲近代崇奉虚构的“文学”观。

双重的发明

那么以《古事记》、《风土记》和《日本书纪》为肇始的《日本文学史》，与西欧诸国的国文学史究竟存在怎样的根本性差异呢？西欧的“国文学”，限于“国语”创作的作品。相反，《古事记》和《风土记》是以解体或日本化的“汉文”写作的，《日本书纪》使用的则是正统的“汉文”。此外，日本文学史的编纂还收入了《怀风藻》（751年）之类的汉诗，以及赖山阳《日本外史》等诸多汉文书籍。相应地，在1872年（明治5年）的学制中，中学教科书“国语”中也编入了“汉文”内容。

作为“人文学史”编纂的“日本文学史”，其实是一种“传统（历史）的发明”或新的编纂。这是日本独自的特征，无视欧洲各国以“国语”写作的“文学史”原则。就好比英国文学史的撰写中搀杂了拉丁语著述。不妨说，那是双重性的“传统（历史）的发明”。

这并非因为明治期的西洋学研究者不了解西欧的思维方式。其实在崇奉“和语（大和语言）”的态度中，“国学”派已厌弃了“汉文”书籍。他们只好以种种借口与之周旋。最大的理由正是，日本的知识性书籍大多是以“汉文”写作的。无视于此，就无法撰写缘自古代的、自夸比西欧各国传统更为悠久的日本“人文学史”。即便能写，写出的内容也将贫弱不堪。从古代到德川后期乃至明治时期，简而言之，日本知识阶层完成的是一种选择——“知识性”书籍皆以汉文或汉文译读体撰写，而更加适于表达“情感”的则是源自和歌的和语文章。

人们常说，中国重视的是“意”与“知”；而日本重视的是“情”。在读写能力上掌握了两种语言的日本知识人，长期以来忘却了两种语言用法上的分别，却戴着欧洲式语言民族主义的眼镜，或受到本居宣长文化民族主义的引诱——鼓吹惟有在“和文”的传统中才能表现纯粹的日本心灵（或精神），为此仅仅注目于“和文”作品。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忘记了五山的《汉诗文》，战国时代根本就没有“文学”作品的创作基础。

接受西欧文明且与西欧“理性”进行斗争的明治时代知识人，即便因为前述原因也必须更加尊重“汉文”。他们无法轻视发生于日本的“汉文”历史。因此日本的“文学史”是作为两种语言的“文学史”而被发明出来的。

如今，除了所谓复合性国家，仅有日本和一分为二的朝鲜半岛分裂国家，拥有这样基于两种语言的“国文学史”。在朝鲜半岛，1443年，依李朝第4代国王世宗之命，创造了规则完整的表音文字。然而在以“汉文”撰写一切公文的时代，那种文字却被长期蔑称为“谚文”。这种文字在李朝末年高涨的民族主义中，成为一种民族的骄傲，且被改称为朝鲜语。

然而，这个世界的稀有事态，也催生了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和历史性条件。当然也有其它少数地域，无法套用生成于西欧近代的、“国语国文学”的文化民族主义模式。例如在阿拉伯语言中，有趣的是“人文学”和狭义的“文学”统统被称做“Atab”。作为“Literature”的译词，中文和日文产生了同样的问题。不过埃及的情况有所不同。埃及拥有更加悠久于西欧的“文学”历史，在成为殖民地、推进现代化之前，那被称做“阿拉伯文学”，之后改称为“埃及文学”。其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的时代很长，将近代以前改称为“阿拉伯文学”的分支是贴切的。

“文学”的广义和狭义

明治中期形成的“文学”观具有“人文学”的意义。然而在19世纪的欧洲，“Literature”一词多用于狭义亦即高级语言艺术的意义上。法国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著有《英国文学史》五卷（1864～1869年）。其序论提示了“文学”的决定性要因有“人种”、“环境”与“时代”。泰纳亦构筑了“文艺批评决定论”的时代，其史论明确显现了重诗歌、小说、戏曲的语言艺术立场，在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拥有广泛的读者。

此外在美国的学校制度中，作为“Literature”一词的另一层含义，20世纪初期曾通用“Rhetoric”（作文作法）的说法。而日本却于1900年前后将之确立为不同领域中的“修辞学”。围绕“文学”的广义（人文学）与狭义（语言艺术）之争，长期处于莫衷一是的混乱之中。但在专家之间，狭义论渐渐获得了优势地位。

在夏目漱石的《文学论》（1907年）中曾有如下表述，“汉学中的所谓文学和英语中的所谓文学，说到底属于不同的种类，很难在同一定义下一言以蔽之。”此时“英语中的所谓文学”指称狭义的“Literature”亦即语言艺术。那当然与“汉学”中的所谓“文学”不相兼容。

重视艺术性的价值观也关联于小说的评价。时至国民国家建设期即明治中期，表现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英、法小说多被改编移入日本，“政治小说”一度流行。当自由民权运动遭到政府镇压时，此等小说的利用则被当做了一种宣传的手段。同时身为政治家的矢野龙溪曾刊出海洋冒险小说《报知异闻》（1890年，后更名为《浮城物语》）等，博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这部小说写到最新型的军舰，载有体现未来技术的武器，也表明了作者的南进论立场——鼓吹解放荷兰的殖民地爪哇（印度尼西亚），将其置于日本之影响下，鼓吹日本进入南方是上策。不久之后，“政治小说”也用于社会主义宣传。

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受之刺激，也对竞相创作艺术性小说的尾崎红叶和幸田露伴提出了批评。他说两位作家于恋爱中寻求题材，不利于国民的启蒙和展现健全的前景。不久之后“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主义陡然高涨，坪内逍遥亦大谈所谓“国民文学”的创造，鼓吹在发扬国威的战争中索取题材。

此时进入20世纪转换期，欧洲近代式的“传统观念”得以强化——认为只有在“国语”写作的语言艺术中方可展现“国民精神”。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史十讲》（1899年）等也致力于建立“和文”本位的日本文学史形象。

当时产生了一个事态，根本相异于欧洲语言艺术史基础上的“文学史”。所谓欧洲的语言艺术观，乃以独立于基督教的状况为前提。因此基于决定论的“文学史”，其课题在于解读各自的国民性。倘难理解这种状况，不妨研读各国基于基督教立场的文学史撰写状况。此时或可选择出显现基督教精神的作品，挖掘出基督教精神的普遍性。

相反在“和文”本位的语言艺术史中，却不曾出现独立于宗教的问题，毋宁说只是在神道中读解日本的国民性。如前所述，日本的“人文学”构建中包含了宗教。而日本的民族主义原理却不同于英国和法国，日本是归结于“国家神道”的、近代式的国民国家，英法则意味着基督教与他人之间的关联。

总之，在1910年（明治43年）前后的文坛，论及“文学”便意味着作为艺术的“文学”。而“文学”之广义、狭义的并存状态，一直延续到昭和的战前时期。基于尊重艺术性语言作品之立场，明治时期接受了广义性“文学”用法的许多人，也一直在广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