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在全球化市场中构建中国粮食价格外围保障

国际粮食价格对我国粮食价格波动主要有以下两种影响途径:第一种是粮食市场信息，第二种是粮食进出口贸易。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寡头市场，并非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在大米贸易量上，印度、泰国、越南、美国的出口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的70%以上;在小麦贸易量上，欧盟成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四个地区(国家)的出口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的60%以上;在玉米贸易量上，美国、乌克兰、巴西和阿根廷四国的出口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的77%左右。尤其是美国，其玉米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50%，小麦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30%以上。目前，世界谷物贸易约70%都基本被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 Limited)、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四家大型跨国公司控制，这一格局迫使主要粮食出口国和交易商更为方便地控制世界粮食市场交易量，暗箱操控市场价格^[3]。

8.2.1　合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加强粮食来源的多元化战略

粮食的进口对国内粮食价格的波动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市场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减缓市场波动，因此，应在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范围内灵活把握粮食自给率，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使其对国内市场发挥正向调控作用。为此，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对国际粮食市场行情的监控，建立一套国内外市场行情的监控体系，对市场异常波动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二是要结束国家垄断粮食进出口的局面，赋予更多的企业贸易经营权。在国有外贸体制占主导的情况下，国家行政部门控制贸易决策权，国有外贸公司只有执行权。而信息传导机制的低效率往往导致决策实施落后于市场变化，甚至形成逆向调控，今后国家应该将贸易决策权下放，使更多不同类型的企业拥有贸易经营权。

国际粮食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在充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我国粮食市场供求平衡及稳定粮食价格时，也要考虑其风险性。从近年来国际谷物贸易情况中可以看出，一旦国际粮食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一些粮食出口国的自保行为会使得国际市场的粮食供应量骤减。因此，利用国际市场的同时，应该充分想到其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多元性，要采取多元化战略，有效化解粮食来源单一化所存在的高风险问题。实现多元化，除了与欧美地区加强粮食贸易合作外，关键是利用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有利时机，争取做到与东盟资源的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好该区的土地等农业资源，尤其是加强与世界大米主要出口国泰国、越南的贸易与合作，确保我国大米的稳定供应和价格稳定。

8.2.2　增强反垄断调查

垄断是促使价格非正常波动加剧的幕后推手。目前，嘉吉、邦吉、路易达孚和ADM四家跨国粮食公司控制了世界谷物贸易的70%左右，从这一现状可以看出，国际跨国粮商已在粮食加工、储藏等多方面形成垄断势力。因此，我国在必要时需采取反垄断措施，限制其垄断势力，规制其垄断行为，为公平的市场机制发挥基础配置作用清除障碍。我国的《反垄断法》从2008年8月1日开始施行，但由于该法多是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建议我国政府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实施条例》，并设立外国投资委员会，保护我国的粮食企业免受外资任意并购，保护我国粮食供应链免受国际粮商的滋扰，维持我国粮食价格的合理波动。

8.2.3　增强粮食国际调剂能力

综合运用外汇储备、粮食储备等多种手段，在国内外市场之间建立“缓冲带”。一是增加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等产品配额的发放量和灵活性，便于企业能选准时机扩大进口。二是运用好国际期货市场，对我国进口依存度高的大豆进口进行统筹规划，尽可能规避风险(2010年我国进口大豆5480万吨，同比增长28.8%，占国内消费量的比例高达80%)。三是鼓励国内农业企业“走出去”，在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等耕地资源丰富、与我国政治关系稳定的国家建立农业园区，提高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能力^[4]。

8.2.4　推动多边平台共同治理全球粮食问题

鉴于粮食价格引发的通货膨胀已经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长，对我国外部需求的扩大带来严重影响，我国应将全球粮食问题作为各集团峰会上的重要议题，加强全球沟通协调。同时，应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妥善处理农业议题，在保证本国粮食安全的同时，推动发达国家逐步削减农产品补贴，降低国际粮食价格，使贫困国家、粮食进口国获得正常粮食供应，维护全球经济和政局的稳定。粮食安全关系到世界上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因此需要国际社会积极关注，共同采取行动。就目前的国际形势而言，各国应该采取更有成效、更有力的行动，尤其是作为粮食主产区的发达国家应该改革其不合理的补贴支持政策，承担更大、更多的财政和政治责任，为建立公平合理的贸易体系做出表率。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要想保证新时期粮食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就应该推动多平台共同治理粮食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同世界各国联手维护粮食生产、价格稳定也是其政治高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