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辫析
本专题涉及两个核心概念,一是“高原地区特定民族”,在本研究中即藏族,特别针对青海省营高原畜牧生计的藏族。
青藏高原是中华古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片绝大部分海拔40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虽然自然环境非常艰难,但自古即有人类居住。“据考古发现,在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海的先民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4]据甲骨文及商代有关资料考证,羌人是青海高原最初的开发者,也是藏族的主要族源。“羌人在后来历史变迁中,有一部分融入藏族之中,成为藏族的一员,羌文化是藏文化的源泉之一”。[5]溯其源头,青海羌人史也就是青海藏族先民的历史。
7世纪初,以发羌为核心的吐蕃兴起于西藏。之后,吐蕃先是统一了西藏地区,然后向青海扩张逐步统一了白兰、党项等诸多羌部落,以逻些为中心建立吐蕃奴隶制王国。“唐初,吐蕃三十二世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海高原诸部落,促使古代羌人诸部的合一,走上了共同发展的道路”。[6]吐蕃统治青海后,实行了强制的民族同化政策,并在文化上推行统一语言、使用藏文的政策,加快了青海原有民族向藏族的融合,进而形成了以藏族为主体的王国。
自古以来,分布在青海的藏族是整个藏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人口在新中国建立前的20世纪40年代统计约有50万人,占青海全省总人口的25%,居住地区约有60余万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8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居住在黄南、海南、海北、海西、玉树、果洛等牧业区的人口接近40万,约占青海藏族总人口的80%。居住在东部农业区的人口有10万余人,约占青海藏族总人口的20%。[7]
目前,藏族是青海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青海藏族人口为108.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2.5%(总人口482.3万人)。[8]按现在的行政区划,青海省除海东地区外的海西、海北、海南、黄南、果洛、玉树六州均为藏族自治州,土地面积占全省90%以上。
另一个核心概念是“社会文化因素”,常与“文化因素”同义,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在中国,“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文化的定义可谓纷繁,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科拉克洪于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分析考察了100多种文化定义[9]。一般意义上,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文化的重要特点在于并非先天遗传本能,而是须经后天习得的经验和知识,是由物质、精神、语言和符号、规范和社会组织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体系内各部分在功能上互相依存,结构上互相连结,共同发挥社会整合与社会导向的功能。同时应注意到,特定文化有时会成为社会变迁和人类发展的阻力。文化的有机整体性、对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的功能、特定文化有时阻碍人类发展等这三个特点对于本项“高原特定民族社会文化因素对减贫战略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指导作用。
本文从狭义文化定义出发,梳理青海高原藏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社会生产组织、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语言等社会文化脉络在当今时代的存续状况,总结现有高原减贫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由于结合或忽视社会文化因素而导致的不同效果,提炼新时期减贫战略与该区域社会文化因素应用及整合的政策建议。
(二)少数民族贫困与减贫发展研究综述
在国内学术领域,少数民族贫困问题长期被统归到农村扶贫中,学者们专门就少数民族扶贫进行讨论并不多见。近年来,随着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各方公认的巨大成就,少数民族地区和群体一方面明显缓解了总体贫困状况,另一方面部分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益发凸显,由此引起针对民族地区、群体减贫特殊性的相关研究。
就狭义的“收入性贫困”而言,大部分国内学者将少数民族贫困原因看成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即综合了发展(历史)起点论、人口素质论、自然条件论、文化论等多样观点。[10]增加制度性因素考量后,有学者提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观点。直接原因包括了延迟发展、地理位置封闭(山区性、边远性、封闭性)、制度低效(指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组织经营方式等单调、死板、低效率等)。间接原因包括教育、科技、知识(新知识、新观念)、卫生上的落后,以及生态损失(毁林开荒、水土流失、土地贫瘠、过度放牧、梯度沙化和盐碱化、雨水不足、水污染、泥石流、气候异常等)。[11]综合性分析之外,学者们大都强调少数民族贫困的特别严重性和独特性。总结出少数民族贫困具有贫困覆盖面大,其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总人口比例过半;贫困程度深,全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少数民族贫困区域性、整体性明显,可以说中国的区域性贫困很大程度上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12]
分析原因的同时,一些学者积极为民族地区减贫方法和路径建言建策。除呼吁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机遇,加大重点倾斜资金投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转变发展思路等普适性建议外[13],很多学者均强调应尊重民族发展的差异性。如有学者针对人口较少民族扶贫开发政策就强调“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历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在实施扶贫开发政策时必须建立科学发展观,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性,注重各自的特色,避免盲目照搬汉族地区做法,真正实现‘一族一策',建立不同的扶贫模式”[14]。还有学者从民族特有资源商品化角度提出扶贫政策建议,提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然而往往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奇特的民族风情和多彩的自然风光”为当地旅游扶贫开辟了一条通道。[15]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少数民族学者开始反思和质疑将民族特有文化资源商品化的做法,提出民族文化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少数民族本体而言,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的生活价值与意义之源,并非可以随意当做工具来利用或抛弃的。[16]
总体说来,在探讨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特点及减贫途径等方面,已有研究既充分肯定民族地区减贫成效,也不断总结民族地区减贫制度与方法中存在的遗憾和不足。近年来的研究则比较关注和强调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民族发展、发展主体性和社区少数民族村民对于减贫发展的参与度。
(三)高海拔畜软社会研究综述
鉴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生产生活方式,有必要简要回顾迄今围绕这一地区开展的研究工作及其主要成果,以作为本项研究的背景基础。
据估计,全球目前约一千万至两千五百万(不足地球人口1%)人生活于高海拔地区,地球上90%的人口集中在海拔3000米以下地区。[17]高海拔地区生活的人主要分布在南北纬40度之间,这个范围内太阳辐射较强、生物生产力相对较高。地区分布主要在南美洲安第斯山区、非洲埃塞俄比亚山区、前苏联高加索山区、亚洲喜马拉雅山区以及美国的洛基山区。
在多年高海拔相关研究中,社会人文学科的学者们针对高海拔地带人群面临的缺氧、高寒、干旱、低生物生长力、疾病等问题,指出对于高海拔的行为适应、生理适应和文化适应,是保证人类能够在此类地区生存下去的关键。文化适应即指民族通过保持和创新两个层面实现对所处生态环境的适应。
中国境内高海拔区域即为属于喜马拉雅山系的青藏高原,如以海拔高度计算,位于三江源头的青海高原藏区可谓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对该地区的研究较长时期内限于对当地社会、历史和文化状况的调查记录。其主要原因是:一是语言限制。传统藏族社会文化传承基本由寺院和贵族阶层垄断,记录文献均为藏语,若无翻译文本,则很难令外部社会了解藏族社会文化状况。二是自然环境的阻挡。当地严酷的自然条件成为外界研究人员进入的天然屏障。三是游牧社会过着逐水草游牧、冬季定居的生活,较强的流动性不利于记录和文本的保存。重要文献有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收集的若干50～60年代关于藏族游牧部落的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的藏北牧区调查,基于调查成果的《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18]一书,从当地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生活娱乐等多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记录和介绍藏北游牧社会,对后继学者研究高海拔藏族社会有很高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学者的联合研究开始通过对高海拔牧民家庭历时40年变迁的描述和分析,展示牧民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变迁。[19]
20世纪90年代末,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民族地区发展问题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学界也随之加大了从多个角度开展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的力度。这其中,高原藏区发展的讨论多是结合于藏区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之下。胡鞍钢和温军在人类发展观转变的背景框架下,综合考察西藏自治区工业化战略实施效果,提出藏区现代化的路径不应盲目照搬内地发展模式和经验,并提出应大幅增加对畜牧业的生产性投入、重视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提高农牧民人力资本等多项政策建议。[20]这两位学者的研究立足于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对于当地社会文化因素没有充分涉及。随着西藏和四省藏区经济改革的进展,格勒等学者基于大规模实地调研基础,更多关注在藏区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通过解构“现代化”概念,藏族学者华热·才华加提出要准确定位藏文化,不应简单否定传统文化,应从观念、制度、人才、技术这四个层面实现藏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21]。格勒等人提出在藏区现代化建设步伐中,要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妥善处理现代文化与藏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使藏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借鉴、吸收现代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更好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作用,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现代化相适应。[22]
通过以上简要回顾国内学者对于少数民族贫困、高海拔牧业地区贫困及减贫发展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总结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在较长时期内,少数民族贫困研究被放置于农村发展框架之下,对贫困成因的分析集中于自然环境恶劣、发展基础薄弱等先天性因素,对民族地区减贫具有的独特性关注不足。第二,随着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的巨大进展,在全国总体贫困状况大为缓解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及群体的贫困问题凸显出来,由此也吸引更多学者开始将关注目光投入到该领域。部分研究开始注意到少数民族社会减贫过程中,其民族内含的社会文化因素承担的功能和意义。第三,聚焦于高海拔藏区的研究经历了从当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记录家庭和社会历史变迁再到现代化框架下藏民族发展框架的设计,近些年则越来越多探讨藏区社会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