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藏民族社会文化因素及其主要特征

如前文所述,本文将根据文化的有机整体性、对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的功能、特定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正负面作用这三条原则,梳理青海高原藏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社会生产组织、传统观念和风俗习惯、宗教、语言等诸项社会文化因素的主要特征,随后从应用性角度提出在进行新时期扶贫战略设计时,如何观照和结合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并根据贫困人群中相关分群体特点及其具体需求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一)青藏高原畜软生计方式特点:对环境较强适应性、高原畜软业知识积累深厚

在中国境内,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到准噶尔盆地西缘,南到横断山脉中段(云南省中甸县)的广大地区内,构成了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畜牧带,生活于这条畜牧带上的典型民族有蒙古、哈萨克、塔吉克、藏族等^[27]。在该畜牧带南端,以繁殖耗牛为主的畜牧业成为高原藏民族社会的经济基础,被称为高山草场畜牧型生计方式。耗牛为当地人提供了衣食来源,以及运输工具。青藏高原海拔高具有的高寒、风雪、昼夜温差大等多种自然环境因素综合,使得畜牧业成为高原主体生计方式。畜牧生计可被视为人类对于干旱或高寒地区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其最大长处在于能够为人类提供低层次的、较稳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而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较小,自身社会独立性较强。为适应高原草场的自然环境、牲畜习性以及畜牧业生产的规律,同时又保护草场资源及其生态环境不被过度利用,牧民们根据不同季节,赶着牲畜在低地和高地间的冬春和夏秋草场往返移动。

畜牧生计共有的三个基本特点决定了畜牧民族的生计文化特征。首先,对畜群的高度综合利用。牧民们除食肉寝皮外,还可以挤畜奶,剪畜毛,促进畜群的繁殖,乃至燃烧畜粪。这使得畜牧民族积累了丰富的畜牧生产本土知识,并可依靠自身满足大部分生活必需品供应,对现金和商业依赖度很低。其次,畜牧民族都有过在部落基础上建立更为高级的社会政治机构的经历,并具有与此相适应的较为发达的宗教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取得了较高的支配地位。高原藏族浓厚的宗教观念、藏传佛教僧侣在世俗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力,即是对此特征的印证。第三,畜牧生计的产品单一和不耐储存。这使得它对于农耕社会的贸易有着强烈需求。因此,来往于农牧两种生计之间的马帮和商队及与之相应的一套文化结丛如驮具、驿道等对于畜牧类型的存在和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历经部落时代、新中国民主改革、人民公社时代、包畜到户和分草场等不同所有制时期,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条件决定了高原畜牧业始终是这地区主要生计来源,新时期青藏高原减贫发展设计中也依然以发展生态畜牧业为主。国家在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提高牧民运用科学技术放牧能力的同时,应思考如何将当地牧民长久积淀并依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一些传统生计知识——如养畜技术、畜群抵抗灾害方法等,结合进入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实施操作中。

(二)生产组织方式特点:历经传统形成、迄今依然具有生命力,以血缘纽带为基础

高原畜牧业传统的生产组织单位可概括为小规模家庭或家庭联合为基本生产单位,也可称为混合放牧。过去多存在于居住点比较集中的几家亲邻间,将各家牲畜按类别、公母、大小等混为几个大群体,大家分工负责,彼此也不付报酬。民主改革后,随着游牧范围不断缩小,游牧方式逐渐转为定居放牧。从20世纪60年代的公社化到80年代的承包放牧,再到2000年的明确划定家庭牧场,牧区形成越来越多的定居点,定居点之间基本都属于近亲关系,以兄弟、岳婿等形式组成的联合放牧家庭中,不仅承包相邻或同一草场,而且按照联合家庭大家长安排,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帮助,建立了浓厚感情。

在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生态畜牧业牧民还是移民小区的城镇人口,高原藏民族以地域为生产生活单位的比例将大大增加。建立牧区合作社和移民社区管理时,要适当结合藏族牧民们习以为常的以血缘和近亲为基本脉络的生产和互助体系,使现代城镇管理机制与乡村本土治理机制结合,以保证基层牧民们的自我管理的权利和能力提高。

(三)宗教信仰特点:宗教观念深厚,藏传佛教及专职宗教人士在农软民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历史上,藏民族是一个政教合一、全民信教的族群。传统藏族社会亦是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封闭型社会。藏传佛教作为传统藏族社会的思想基础,贯穿在其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中,而且还渗透到藏族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生活习俗等各领域。20世纪50年代藏区实行民主改革后至今,藏区宗教信仰变化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农牧区宗教信仰活动、宗教人数均多于城镇;老年人宗教信仰活动多于年轻人;多数人的宗教信仰源于传统习惯。^[28]随着藏区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比如政治制度变革、社会结构变迁、宗教功能转移、现代教育发展,以及科技知识的普及等,宗教世俗化现象已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藏区宗教世俗化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如今藏区宗教基本脱离了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或者换句话说,现代藏区政治制度独立于宗教以外。第二,传统藏族宗教文化与现代世俗文明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交融的现象。在藏区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新的文化主体逐渐影响到藏区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从而间接地影响到藏区主体文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第三,寺庙功能渐渐被削弱和退化,包括寺庙的教育功能、寺庙的司法功能,以及宗教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整合功能等。第四,藏族人的宗教观念渐渐趋于淡化。^[29]

玉树州地处中原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上,藏传佛教寺院众多,全州数千座寺院中成规模的就有194座,宗教人员23000多人。^[30]位于玉树州南部,人口仅7万的囊谦县却有着青海省数量最多的藏传佛教寺庙。藏传佛教在高原藏区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并已渗透到藏民族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新时期扶贫工作中,应思考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部门领导下,如何发挥宗教场所、宗教人士在藏区经济发展、民族教育和民族特色产业发展和养老等社会事业的正面积极作用。

(四)社会基本单位特点:男女老幼等不同群体在畜软业生计方式中形成各司其职的有序格局

畜牧社会需要其成员各司其职、互相密切协作才得以良好运转。通常来说,放牧主要是男人们的责任,无论寒暑晴雪日日如此,其劳动条件较为艰苦;而家务活全部由女人承担,并帮助男人们照料幼畜、制作畜产品,终日难得休息,因此可以说女人们的劳动负担更加沉重。从家庭成员的活动范围看,男人们活动地域相对开阔,家庭的外出社交通常也由他们承担。女人们以家庭为生活中心,活动范围有限,接触外界的机会少,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也相对较弱。

传统上,孩子们到七八岁开始跟着父母学习放牧或者料理家务的技能。义务教育入学率低长期以来困扰着青海省人力资源发展。由于地处高寒牧区,牧民们居住分散,加之传统上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当地牧民对子女入学教育的重视度不足。至2007年,青海省尚未完成“两基”的16个县均为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纯牧业县,也是国家和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31]高原牧区的老年人则将更多时间用于念玛尼经和照看孙辈。三江源牧区一位老支书的案例反映了老人们对于宗教活动的强烈回归。“我养父最有意思,先是当了20多年队支书,天天忙着抓牧业生产,后来年龄大退下来,回牧区也没什么事,就天天拿着转经筒念经。说是以前忙着这辈子的生活,现在要为了下辈子的生活念经了。”^[32]

在新时期扶贫政策制定中,特别是针对具体群体的扶贫政策,如移民村劳动力培训、妇女能力提升、老年人养老和学龄儿童教育等方面,应考虑到这些群体在以往家庭、社会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基本格局和特点,从而提高分群体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五)语言文字特点:民族语言文字成熟,民族成员交流时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

中国境内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等四省藏区广泛使用藏语言。早在公元7世纪,藏族就创造了本民族语言。^[33]新中国建立前,藏民族教育中心及藏文典籍主要在寺庙中,主要以木刻版方式记录历史、文学、佛教、天文、历算、医药、逻辑等各类名著传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亦重视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我国《宪法》和《民族自治区区域自治法》等明文规定:“民族自治地区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依照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加大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曾在1945年党的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帮助他们发展使用各族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以青海省十一五期间为例,五年间编译藏文教材240种近3275万字,保障了3000多所藏族中小学开展“双语”教学^[34]。

青海省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中,藏族是既有本民族语言也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藏语通常被分为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这三大方言。青海省藏区除玉树州属于康方言区外,其余均属安多方言区。方言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词汇和语音上,语法上差别较小。在与外界接触较少的高原牧区,藏语是牧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唯一语言。由于传统游牧生活迁移不定的特点,藏文普及率很低,青海省两基教育攻坚县最终全部落在高原牧区。因此,无论基于国家基本方针政策规定,还是高原牧区现实需求,扶贫开发工作势必要面对藏语言在当地社会、特别是基层牧区被普遍使用这一现状,这也要求政策设计时既要考虑如何提高牧区移民对能力培训内容的语言接受度,也要关照如何通过不同时间段的工作设计不断减少高原牧民和移民们与现代化信息交流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