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牧区的地理地势环境使当地形成了牧区地域内部高移动性、地域内相对封闭性较强、与非藏区之间互相流动时间尚短、彼此充分交流不足等特点。在青藏高原牧区过往减贫发展政策历程中,一些政策的设计结合了当地社会文化因素,在基层实施中也收到良好效果,积极推进了高原减贫及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同时也要看到,有部分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地社会文化因素,造成不仅现实中难以操作实施,而且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在新时期政策设计及调整中,应借鉴以往经验与教训,更多地采取具有当地文化和社会敏感度的减贫发展政策,以实现高原牧区、高原小城镇以人为本的良性发展。
(一)高原畜软业生计历经多年生存积淀的宝贵地方性生产知识,如畜软管理技术、自然灾害应对方法等,如果能进一步因地制宜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将更加有效促进青海社会主义新软区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政策文件。各省根据国务院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文件,结合省情区情,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的基本设想,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牧民收入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整体基础设施建设迈上新台阶;农牧民子女基本普及教育,农牧民综合素质有较大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依法管理、民主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在包含了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内容的基本设想中,推进农牧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农牧民收入是重中之重。大力发展生态畜牧业,以控制规模、优化结构、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通过围栏封育、改良草场、以草定畜、舍饲圈养、合理轮牧、人工种草等措施,提高牧草质量和数量,逐步降低游牧方式比例;通过优化畜种畜群结构,加快畜群周转,提高牲畜良种率、成活率和出栏率。基础设施的提高和现代科学技术将有助于不断促进高原畜牧业发展,同时也应看到,青藏高原独特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使它不同于内蒙古、新疆等中国其他牧区,这片地区更脆弱,也更需要慎用普同性牧业发展方式,而应更多借鉴当地牧民多年生产积累下来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结合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引入适合高原牧区的现代生产设备和技术,从而既扶持牧民们通过畜牧业获得稳定收入,又在牧业发展中实现了生态保护的目标。
青藏高原牧民们世代从事畜牧生产,在高寒缺氧的高海拔牧场放牧非常辛苦,要常年同狂风、暴雨、冰雹、兽害等灾害侵袭作斗争,故而牧民们积累了许多放牧经验与地方性知识。从畜群种类、家畜比例、放牧工具与技术,到畜产品、奶产品利用,以及应对雪灾、鼠灾等灾害的方法,均体现了高海拔牧民对高寒自然生态环境的良好适应与合理利用特点,也是高原畜牧业在新时期发展可供借鉴、结合和利用的良好基础。
青藏高原牧区面积广袤,风灾、雨雪冰冻灾等自然灾害频发,当地有一种说法叫“十年一大灾,五年一中灾,年年有小灾”,成为高原畜牧业发展面对的主要挑战。雪灾是青海牧区冬春季节的主要自然灾害,每年10月至次年4月这一时段,青海牧区的玉树、果洛、黄南南部、海南南部、祁连山等地区极易出现局地或区域的强降雪天气过程,加之气温较低,积雪难以融化,时常大雪封山、冻死、饿死牲畜,使牧区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当地牧民有句俗话叫“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说的就是牧区一遇大雪灾、冻灾,“带毛”的牲畜就会因寒冷、越冬饲料等原因成批死亡,大量牧民由此陷入贫困。
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出现频率增加的背景下,青海牧区既面临着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生态问题,又存在草场生态退化、草原载畜量不断增加等新问题,新老问题叠加令当地防范雪灾冻灾压力巨大。为应对这种新形势,青海省政府于2003年印发《青海省农牧业抗灾救灾应急预案》,从制度层面为及时有效应对雪灾等自然灾害做出了保障。在青海牧区,草场围栏、牧民住房、牲畜畜棚以及牧草种植被概括为“四配套建设”,是新时期由政府主导的雪灾防范体系的核心。新的防灾体系突出了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政府不仅制定相关的规则,还强制性地要求牧民提高自我保险能力,如建立抗灾保畜草场等,以尽力减少雪灾酿成的灾害悲剧。
①刘源.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以长江源头唐乡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51
除政府主导的防灾体系外,不应忽略当地牧民已拥有的牧业生产避灾方法。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雪灾风险是游牧民生产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永恒挑战,因此他们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技术中包含了丰富的应对雪灾风险内容。20世纪50年代之前,部落制时代的防灾制度和技术突出了草场共有属性、严格轮牧制度、充分利用当地特有自然条件来防范雪灾。[35]这些有针对性的生产制度安排、防灾减灾技术推广等,在人类尚难以对自然气候实施干预的条件下,通过调整自身行为,最大限度地适应高原特殊的生存环境。
这些看似简简单单的方法,采用了草地畜牧业积累下来的基本道理和行之有效的措施。不可否认,传统防灾体系具有自身明显局限性,如当灾害强度超过承受限度时,重大经济损失甚至人员损失在所难免。但这些当地牧民在千百年历史发展中根据当地的社会、自然环境以及缺乏外来干预等综合因素下做出的合理选择和有效方法,如果能够在新牧区建设中被妥为利用,与强有力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将有助于因地制宜提高高原牧区防灾减灾成效,保护高原畜牧业有序发展。
②陈全功.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雪灾及其防御对策.草业科学,1996,12:60
(二)新时期生态畜软业采取合作社、联户经营等组织方式,应考虑适当结合高原软区传统上基于血缘纽带形成的社会网络,不仅能够减少行政管理成本,而且提高软民们对生产发展的参与度,还有助于缓解联产承包责任制给高原畜软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
“十二五”阶段,青海省三江源高寒牧区畜牧业扶贫开发重点任务为:加大对生态畜牧业的投入,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优化畜群结构,切实解决超载过牧问题。为保证此项工作达到预期效果,畜牧生产组织建设不容忽视。“十一五”期间,青海省通过试点已探索出3种具有推广价值的生态畜牧业发展新模式:一是以合作社为平台,实行牲畜、草场股份制经营的发展模式;二是以草场流转、大户规模经营、分流牧业人口、促进资源合理配置为特点的发展模式;三是以联户经营、分群协作、优化产业结构、保护草原生态为特点的发展模式。[36]这三种新模式具有的共同特点是: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草畜承包以来实施的单户经营方式,注重发展牧户联合经营。
回顾高原畜牧业经营方式变迁历程,可以看出经历了一条从“合”到“分”再回归于“合”的过程。第一,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之前,高原牧区牧民一直保持着以血缘关系(后来逐渐蜕变为以血缘兼地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部落制度,实行草场公有、牲畜私有的经营方式。在这一制度下,牧民们的养畜规模、冷暖季草场的放牧时限、轮牧转场时间等都由部落统一部署,违者将受到部落习惯法的严惩。第二,藏区民主改革后,牧委会等行政部门代替了部落首领的生产组织和管理职能,牧民经济生产在政府统一计划下继续延续,依然保留着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经营单位,牲畜是集体的,饲养方式仍由各个牧户负责,其实质运行方式与高原牧区多年延续的生计方式类似。较大改变在于草场由集体共有变更为划分若干个区域,游牧只能在自己牧业队所属集体草场上进行。第三,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广大草原上开始实行草场和牲畜承包责任制。牧区推行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以玉树藏族自治州为例,当时新的经济体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另一种是无偿分畜到户。这两种责任制的共同特点是草场归国家所有,牧户承包草场拥有使用权,牲畜分户经营。放牧范围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基本固定在本牧业队之内。在此过程中,以“房屋定居,草场围栏,牲畜棚圈,人工种草”为主的“四配套”建设也在牧区展开。
近30年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在牧区实施的效果不如农区显著,相当数量的牧区出现种种问题。该制度利在极大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变了大集体时代“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发挥了牧民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自主经营的宽松环境。但利弊相依,在青藏高原牧区严酷的自然气候条件下,以户为单位承包经营使牧民们不得不更加分散居住,造成单户家庭必须独力完成原本由联合放牧体承担的全部工作内容,这在实际生产中很难真正得以实现。再者,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而草场面积不变,造成草原超载和生态恶化问题更加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原牧区经济发展、民族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已有调查研究显示,青海南部牧区经过多年家庭联产承包,真正富起来的牧民只占人口总数的10%～30%左右,大多数人受益并不明显,即便那些较为富裕的牧民,抗病、抗灾的能力也很弱,随时存在返贫的可能。[37]分户经营尤其给贫困牧户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较大挑战。玉树州称多县清水河乡尕青村贫困程度最高的20户牧民所经历的分户与联营之路,是牧区联营具有宝贵价值的很好案例。
②景晖,穆赤·云登嘉措.青南牧区走联合之路的思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10
人类畜牧业生产的生态学原理是在人与地、人与植物之间通过牲畜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构成一条以植物为基础,以牲畜为中介,以人为最高消费等级的长食物链。在畜牧生计中,人类能巧妙对生态系统加以积极利用,牧民们可以在尽量长时间里,通过有规律的“转场”把畜群放牧在生态系统的能源输出口——青草地上,从而达到以较大活动空间来换取植被系统自我修复所需时间的目的。与内蒙古、新疆等草原相比,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草地生态系统更加脆弱和难以再生。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牧民长期以来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求得生存。从高原畜牧生计组织方式的“合”到“分”再到现在“合”的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走联合经营之路是尊重当地自然生态环境、提高畜牧业产出的明智举措,也是结合高原传统畜牧业优秀生产要素的行动。
已有研究表明,高原藏区牧区聚居方式中,以血缘为基础的聚居占很大比重。格勒等学者总结藏北牧区民改前主要以两种关系聚居:几户亲戚住在一起;以一富户为主,加上一些穷户聚居。[38]20世纪90年代初,包智明等学者考察了民改后高原牧区亲属组织变化状况,认为牧民从游牧转向定居,从住帐篷改住土房。牧村行政区域内定居点之间基本属于近亲关系。[39]2003年,笔者在长江源头唐古拉山乡牧区长达半年的实地调研中亦有类似结论:该乡牧户数273户,绝大多数是以亲戚为基础划分的联户经营单位,由父子、兄弟、翁婿、养父子、连襟等血缘亲族关系构成牧业社会基本单位。
这些事实提醒我们:高原牧区不仅应以联合经营为主要生计组织方式,而且在组成联合经营单位时,应充分尊重牧民们长久以来血缘联合体为主的基本单位传统。在合作社、联合经营单位组成时,不应仅考虑行政划分,而应结合原有牧业联合体组成方式。结合了牧业社区原有血缘联合体方式的联合经营既能够使牧民们不脱离自己熟悉的生产生活单位,有助于调动广大牧民们的参与积极性;又能适应畜牧业集约经营的内在要求,更有利于保护作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青藏高原牧区生态环境,从而为当地藏族牧民的发展进步带来可持续的制度保障。
(三)藏民族全民信教,藏传佛教已成为藏民族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
民主改革至今,藏传佛教寺庙形成的新特点如宗教信仰老年化,寺院以寺养寺的发展等,提示我们在新的扶贫发展时期,在民族手工艺技能传承、移民生计替代能力培育、基层社会老年人养老等领域,可以充分发挥宗教寺庙和宗教人士在其中的积极作用。
佛教自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在吐蕃王朝传播,在1500余年历史中,藏族百姓绝大多数时间以佛教信仰作为自己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人们习惯于传统的宗教生活,并把这种宗教生活视为他们自身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藏区迈向现代化过程中,藏传佛教仍将是人们精神生活及日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民主改革之后,藏传佛教在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经济上的剥削权已经被剥离,只保留了其宗教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寺院推行以寺养寺的寺院经济,目的在于推动寺院由过去的寄生性转变为现今的自养性。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寺院经济的发展目标还包括追求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用武之地。例如,西藏昌都地区的一些寺院拥有自己的运输队、建筑队,在完成寺院自身修复任务之后,他们通过承担一定的社会运输、建筑工程,保证寺院的经济收入,也能为社会服务。[40]同时,寺院作为藏族传统宗教文化的重要传承体,在日益兴起的宗教文化旅游热中,寺院也将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青海省玉树州各县的“十二五”规划中,都设计了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加快发展当地旅游产业的重要内容,“生态、探险、宗教”旅游是各县着力打造的特色旅游品牌。除此之外,佛教寺院的修建、装饰和维护中常需要掌握传统建筑、绘画和手工艺的能工巧匠,这使得寺院常成为传统技艺传承者聚集之所。经济收入的自养性质、部分参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入世性,以及传统技能传承人集聚之地等特点,可以为当地经济脱贫致富多样化渠道借鉴。如在当地政府管理下,扶贫部门可以考虑针对自牧区迁移而出的劳动力替代生计开发,与寺院联合举办建筑、绘画、手工艺培训班等传统工艺培训班,不仅帮助移民们通过习得传统藏文化技能获得生计发展的新保障,也促进了民族优秀文化在民间的传承与发展。
藏区宗教信仰近些年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在寺庙布施、居家念经、看病打卦等信仰活动方面,老年人多于年轻人。主要原因是老年人从社会工作和社会生产劳动退下来后,为了防止精神空虚和寂寞,信仰宗教和从事各种宗教活动使他们的晚年精神有了寄托,生活上感到充实。特别是老年人已走到生命的尾声,他们更为关注死后灵魂的归宿与生命的轮回问题,而藏传佛教生死观正好回答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告诉他们只有虔诚向佛,才能求得来生的幸福。宗教信仰老龄化的特点提醒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在实施移民工程的新社区,应考虑到牧民们搬迁到县城周边后宗教信仰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的问题。在设计移民小区时,应考虑修建白塔,构建民众宗教信仰公共空间等配套区域,保障移民们在新小区不仅有稳定的物质收入,也享有充实的精神生活,才能够实现移民搬迁的总体目标“搬得出,稳得住”。
(四)藏语在藏区广泛使用,在相对更为隔绝独立的软区,藏语更是软民们日常生活中唯一常用语。新时期扶贫政策中,在关于移民技能培训、劳动力能力提升等相关政策设计与实施时,应充分考虑到移民们面临的语言障碍很可能会消减政策设计初衷与实施效果
民主改革之前,藏区只有寺院教育,没有现代教育。所谓“舍寺院外无学校,舍宗教外无教育,舍僧侣外无教师”之说,就是对过去藏区社会教育状况的高度概括。经过近60年努力,青海省现代民族教育已形成体系与规模。通过双语教学、异地办班、教育对口支援等多项措施,2007年,青海少数民族中小学生达到44.94万人,占全省中小学生总数的52.36%;全省共有民族中小学1475所,占全省中小学数的45.8%;在校学生29.6万人,占全省中小学在校生数的34.5%。其中普通民族中学123所,在校生7.3万人(高中生1.6万人,初中生5.7万人);民族小学1352所,在校生22.3万人。少数民族小学入学率97.8%,其中民族自治地方为98.7%,纯牧区为97.45%,青南三州为98.19%;初中生入学率达到93.47%。[41]入学率的大幅提高对于藏区学龄儿童和青年人提高汉语水平,增加与主流社会交流能力大有裨益,人力资源能力的提高也是高原藏区实现脱贫,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要条件。
①治多县民宗局.贡萨寺基本情况.2010
政府对于青海藏区的教育投入近年有较大提高,但部分政策忽略了当地牧区的现实需求。2009年,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拨付近6亿元专款用于加快青海藏区教育事业发展。该项资金将主要用于藏区寄宿制学校建设、寄宿制学校学生生活补助和取暖补助。在资金具有较好保障前提下,青海民族教育工作重点将更多转移到优化结构、提高办学质量和综合效益方面。已有研究表明,与全国普通教育一样,玉树州民族教育也长期存在单纯重视“应试教育”,忽视全面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的不足,致使国家花费大量教育投入,除少数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外,绝大多数毕业生返乡后难以适应牧区生产生活需要。学校教育难以满足牧区生产技能提升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当地牧民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42]有鉴于此,玉树等高原藏区的民族教育不应再走单纯升学的老路,而是应把学文化和学技术结合起来。具体地说,高原藏区普通中小学的课程设置应当更具有灵活性,以核心课程为主,地方课程为辅,在讲授知识课程的同时,增加技能课程。另外,在牧民子弟为主的学校中,小学高年级可利用劳动课时间,初步学习一些畜牧放养、防疫、草场管理、抗灾管理、畜产品简易加工以及最基本的卫生知识;到了初中则应开设《牧业常识课》,有条件的高中要举办职业技术班,让职业技术教育贯穿于各级教育层次,使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生都有一技之长。总之,高原藏区的民族教育应该是一种让在校生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发展的生存教育,应从处境不利的学生实际出发,切实发挥基础教育的作用,让教育造福学生,让教育为脱贫服务。
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推行的“双语教学”为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成年后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奠定了一定的语言和常识基础。高原藏区通过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和游牧民定居工程从牧区迁移而出的数万牧民们,在接受技能培训和外出务工时,常面临更为严峻的语言障碍和文化习惯差异的挑战。现阶段尝试的技能和职业培训不同程度存在重实用技术轻社会常识和文化差异等方面的不足。以治多县为例,2005年至2010年科技培训项目总投资约122万,培训牧民近700人,集中于牲畜饲养、育肥技术,汽车驾驶、家电和农机具修理、餐饮业服务礼仪、民族服饰加工等内容。[43]通过这些技能培训,参加培训者虽然拥有了一定务工技能,部分人还通过政府支持外出到东部发达地区工厂务工,但由于自然环境差异、语言和文化等多重不适应,外出务工以无功而返居多。
高原游牧的生活节奏没有严格时间限制,有较大随意性,转换为城市务工生活后,上下班按时打卡、经常需要加班、重复性很强的流水线生活,都令高原藏族同胞们一时间难以适应,并最终导致外出务工这一替代生计方式归于失败。这些经验教训提示我们以下几点问题:首先,远离家乡到文化反差较大的地区是否是适合高原移民们发展新生活的优先选择?其次,劳动力转移是否应考虑设计一种基于交流语言能力及生活习惯的代际模式?对于语言交流、生活习惯等障碍较大的成年劳动力,以发展当地或邻近地区就业为主,而对于自小接受双语教育的年轻人和学龄儿童,在成年后实施劳动力转移的成效将大大提高。在设计移民后续产业发展政策时,应考虑及重视社会常识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将外出务工数目保持在适当比例之内。在大力推进扫除成人汉文文盲的同时,也应面对不可能等待全部移民都会使用汉语无障碍交流的现实,为移民劳动技能培训提供更多藏文藏语教材。以民族语言提供技能培训、现代城市城镇生活常识等课程内容,相信将提高有限时间内务工技能培训的有效性。
(五)因病致贫和返贫是中国贫困主要原因之一,特别在交通不便的高原软区,软区传统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也造成当地某些地方性疾病多发。青海省已经在疾病防御领域结合当地民族社会文化特点探索机制创新,这些值得在新时期政策中继续保持并不断完善
青海省是我国受鼠疫危害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曾有“青海不发生鼠疫,全国就不发生鼠疫”[44]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也将鼠疫列为甲类一号传染病。据调查,青海省疫源地面积约20万平方千米,疫点600多个,分布在33个县市、120个乡。1958—2001年,除1972年、1984年、1999年和2000年度没有关于人间鼠疫病例的报告外,其他年份均有人
①笔者实地调研访谈,曲麻莱县移民社区,2010年9月。间鼠疫流行[45]。此外,布鲁氏菌病的发生与牧民们的旧有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当地群众喜食未煮熟的牛羊肉和喝生牛奶,这些食物大多携带有布鲁氏杆菌,生食后容易造成感染。性传播疾病在边远牧区呈流行之势,这与传统性观念影响及接受学校教育程度的高低有密切关系。[46]牧区从前实行游牧生活方式,居住条件和卫生习惯较差,两性交往较为自由,加之自我保护意识及相关疾病预防知识缺乏,牧民之间多会造成性病的感染,使得性病经过性途径的传播基本呈“网状”。
传统上,当地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其中包括民间藏医、寺院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行为规范和约束)对疾疫进行救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逐渐成为疫疾防控和救治的主导力量,除加强国家疫疾防控系统建设,与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和疾病预防应急系统不断完善,包括制定各类各级疾疫应急预案和疫情报告制度,为预防和控制重大疫情爆发提供了重要保证。2004年起,青海省实施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先后采取增加家庭账户基金、提高补偿比、提高封顶线、增加慢性病门诊补偿病种、将意外伤害纳入补偿范围、优惠补偿救助对象等10项措施,不断扩大新农合受益面,提高参合农牧民受益水平。截至2009年,青海省共有331万多农牧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6.5%[47],在减轻农牧民医药负担、缓解因病致贫和返贫状况、保障农牧民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得到广大农牧民的广泛好评。
与青藏高原特有社会文化资源的紧密结合是当地疫疾防控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乡村基层社会,将防疫、妇幼保健和健康教育有效结合在一起,与当地宗教活动场合、藏医药利用等本土资源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青海省注重扶持和发展当地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群众基础的藏医药。藏医
④方素梅.疾疫的救治、防控与乡村社会的变迁——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牧区个案研究.民族研究.2008,5药与宗教活动融为一体,在牧区草原广为流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海各地相继成立了藏医医疗机构,许多民间藏医被吸收为国家正式医务工作者。两县的一些乡镇医院开设有藏医门诊,没有藏医的乡医院和村医务室的乡村医生也结合藏医的方法给病人进行诊治。通过扶持和发展藏医药,国家将其纳入国家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使国家公共卫生制度与当地社会文化有了比较融洽的衔接,在青海牧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和效果,促进了牧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之成为近几十年青海牧区疾疫救治防控系统得以成功建立并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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