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地方的两，为什么不一样？

漠视标准

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几乎千人一面，就像是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他们总是穿着蓝色的衣服，双眼呆滞无光。两个中国人站在一起，看着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仁一样，没什么区别。当然了，无论中国人看着有多么相像，他们之间也会存在差别。关于这一点，即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只要稍微留意一下也能看出来。即便是距离很近的两个地方，人们的口音也会存在差异，而且这一差异很难解释清楚，真有意思。时间长了，这种差异就会越来越明显，后来就形成了各种方言。我们经常听人郑重地说：“中国人虽然用同样的文字，但是说出来的话却有地域差异，而且有时差异还很大。”除此之外，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一点可以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句中国俗语加以证明。此类事例还有很多。

计量标准的统一为西方人提供了舒适的生活保障，可是中国的计量标准却做不到这一点。对于一个事物，只要是存在双重标准，西方人就会觉得烦恼，可是中国人却认为这根本不算什么。在中国，货币、衡器、尺度等都存在两种标准，可是中国人却觉得很正常，所以也根本不会提出什么异议。有人问一个卖肉饼的人每天能做多少个饼，卖饼人却用“要用一百斤面粉”来回答他，而没有想过这一答复与饼的个数的确切关系。有人向一位农民询问一头牛有多重，农民说出的数字明显与真实数据相差悬殊。这个人提出质疑，农民竟以此数字不包括骨头的重量来为自己辩解！还有人问一位职员有多高，这位职员说出的身高比他的实际身高低了很多，这位职员的解释是他没有把头部算进去。原来，这位职员当过兵，在接受部队分配的负重任务时只关注与负重有关的锁骨高度，而没有把头部算进去，这一次也一样。还有一位乡下人的计量方式更出奇，有人问他家距离县城有多远，他坚持说有九十里。再问他，他承认自己说的不对——他说的是往返一次的距离。实际上，他家距离县城只有四十五里！

计量标准不统一的典型例子要数对铜钱的计量。铜钱是中国的货币之一，当时各地都采用简易的十进制法来计量。人们一般都认为一串钱是用一百个铜钱串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走访二十五个省份的大部分地区，就会发现各地一串钱所含有的铜钱数并不都是一样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一串钱从理论上说应该包含一百个铜钱，可是事实上却只有九十九个、九十八个、九十六个不等，山西省省会的一串钱只有八十三个铜钱，直隶省东部更是少至三十三个！至于其他一些不知道的地方，说不定还会更少。银两交易情况更是如此，除了巧合之外，任意两个地方的“两”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地方的“两”，也各有不同。许多外来人在遇到这一情况时，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种不同给许多人（尤其是为数众多的老实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只有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人能够幸免，所以很令人苦恼。货币如此混乱的原因不言自明，不过我们现在只谈事实。

中国的各种度量标准都很混乱。在不同的地方，“斗”的大小也是不同的。中国人习惯了逆来顺受，所以即便政府在征税时使用的是不同标准的“斗”，也不会出现什么乱子。如果换作其他民族，可就不一定喽。在其他国家，一品脱就是一品脱，一磅就是一磅。可是，到了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一品脱不再等于一品脱，一磅也不再等于一磅。这种混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普遍存在。除此之外，随意制定标准的情况也很常见。就拿盐业专卖来说吧，一斤居然等于十二两！购买者掏了十六两的盐钱，可是得到的盐却只有十二两。这一做法不仅是公开的，还成了行业内默认的做法。据说，这一做法并不算欺诈，而是百姓们都熟知的盐业买卖的“老规矩”。类似的不精确性在土地丈量中也很常见。一亩地，在一个地区还算作一亩地，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也许就只能算作半亩了。假如一个人正好住在田亩制不同的两个地区的边界线上，那他为了生存，就得准备两套丈量工具。

一些外国人曾经做过一些关于中国粮棉价格的调查。不过，这些调查并不完全可靠，因为其中的“斤”标准不统一。同样地，仅凭现有的统计数据也无法准确得知每亩的粮食产量，因为其中的“亩”标准也不统一。类似的问题在计量路程时也普遍存在，这一点对任何一位外国旅行者都不陌生。在陆地旅行时，如果用“里”来计算路程，得先确定一下“里”的大小。中国人用“里”来估算距离，这么做不无道理，可是它并不精确，标准也不统一。据我们所知，所有外国人都觉得中国的“里”偏长。一百二十里的公路，与一百里的乡村小路和八十里的山路竟然是等长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在测算路程时，依据的往往不是实际距离，而是道路的难易程度。提起这一点，中国人也不否认。所以，当中国人说到山顶有九十里远时，可能只代表到山顶还不足四十五里。中国人会这么说，究其原因是爬上山顶所花费的力气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所花费的力气一样多。还有一个特例体现在对直线的丈量上，那就是从A点到B点的距离，不一定就与B点到A点的距离相等。也就是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等量之间彼此相等”这一定理到了中国就不适用了。再比如，依据里程碑来推算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上的一段路，发现从北到南有一百八十三里，可是从南到北却有一百九十里，不管你走多少个来回或是多么仔细地根据里程碑来计算，结果都是一样的，真叫人莫名其妙。

类似现象在另一种计算中也有所体现。“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理论，到了中国也不再适用，这一点在河上航行时体现得尤其明显。一位外国旅客问还剩多少里到达目的地，得到的答复是四十里。这位旅客仔细分析了一下，才搞清楚这四十里是两个“十八”加起来的结果，所以他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对方却回答：“四个‘九’是不是等于四十？”真叫人无言以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三个“十八”岂不是等于六十了？据说，还有这样一件事，一位邮差没能在规定时间内跑完六十里路，他为了替自己辩解，就说这六十里路偏长！他的上司认为他的辩解合乎情理，就命人重新测量了这段路，结果发现这段路确实偏长——长达八十三里！从此以后，人们才开始按八十三里来计算这段路的长度。

那些距离城市一至六里的村庄，都会被命名为“三里村”。还有一件事也容易引人注意：一段大概一里长的路，如果两边盖上了房子，那么这段路马上就会变得长达五里。如果有人指出质疑，村里人会向他保证自己说得没错。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标准，所以难免会出现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做秤的人在街上寻找客户，然后根据客户的要求，在秤杆上镶上不同的秤星。于是，任何一个生意人都至少拥有两种秤——它们分别是用来买东西和卖东西的。生意人如果买秤，只会买旧秤，不会买新秤，因为新秤的标准并不是唯一的，而是由生意人的特别需求决定的。

中国人普遍漠视精确，这一民族特点在计算年龄时也有体现。中国人能够根据属相轻易地推算出一个人的年龄。人们所说的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去年才满七十岁。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上了七十岁就是年届八旬的老人了。如果你想弄清楚一个人的年龄，就必须考虑到一个“常数”。因为，中国人在计算年龄时，往往是从新年开始算起的。中国人习惯了以“十”为计算单位，以致许多领域的计算都是不精确的。比如，他们习惯了用“一二十个”“几十个”“好几十个”这类模糊概念来计数。所以，在中国很少能遇到能够准确计数的情况。在表示约数时，中国人更是用上了“好几百”“好几千”“上万”这类数字，而根本不关心怎样才能更精确地表示这类数字。

我听一个熟人说，有两个人花了两百吊钱去看戏。过了一会儿，这位熟人又说：“那两个人花的是一百七十三吊钱，也就相当于两百吊钱，你说是不是？”

一对夫妇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准备回国。临行前，他们的中国朋友送了两幅画给他们。这两幅精美的画其实并不是送给他们夫妇的，而是送给他们的老母亲的。夫妇俩的父亲都已经去世，只有两位同岁的母亲还健在。其中一幅画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这句祝福语，以及一行小字——注明是送给七十岁老人的。另一幅画上也写着同样的祝福语，可是旁边的小字却注明受赠者是六十岁的老人。夫妇二人分别代各自的母亲收下了礼物，然后把这两幅画称赞了一番。接着，其中一个人终于鼓足勇气向赠画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说：“您明明知道两位母亲的同龄，可是在写这两位母亲的年龄时，为什么还能把其中一个写成七十岁，另一个写成六十岁？”对方的回答简直出人意料：“如果把两幅画上的年龄都写成‘七十岁’，那不是太没有创意了吗？”

不精确的习惯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而且干扰了人们的生活。有一个希望得到法律帮助的人，对我说他的家在乡下。通过他的叙述，我可以明显判断出他就住在城郊，就再次询问了他，结果跟我判断的果然一样。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我发现他们家族早在十九代人之前就已经搬出乡下了！于是，我就问他：“你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吗？”他坦然地回答：“我们家族如今确实住在城里，但是我们老家在乡下，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

有一个人指着他们村里的一座古庙得意地对我说：“这座庙是我修建的！”经过一番考察，我发现这座古庙修建于明朝时期，距今已有三百多年了，而他那时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学习中文时，遇到的障碍之一就是不知该如何区别那么多相似的东西。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假设，而这种思维方式令我们很不习惯。西方人对任何事都力求精确。中国人不但不理解这一点，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怪癖。一个农村人，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村里总共有多少户人家。如果是其他国家的人，可能都有意愿弄清这一点。可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则像一个谜似的。他们只会说出一个大概的数字，比如“几百家”“好几百家”或“不少家”，而不可能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中国人不仅在计数时不精确，在书写甚至印刷品中也一样。翻阅中国出版的任意一本廉价图书，都能发现许多错字。有时候，滥用一个字会衍生出更复杂的意思。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图省事只是次要的，在日常生活中不注重精确才是最主要的。这种马虎作派在普通信件往来中就更加明显了，人们经常误用同音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怎么受教育，更是因为人们太粗心了。

从信封上的称谓也能明显看出中国人不注重精确。中国人在写信时，通常都会在信封上写上诸如“父亲大人亲启”“母亲大人亲启”“叔祖大人亲启”“贤弟亲启”等又大又黑的字样，至于其中的“大人”究竟姓甚名谁，根本没有明示。

中国人普遍讲求实用，可是对于姓名，他们却丝毫不在意，说起来真是让人出人意料。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相互通用的名字，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部分人都拥有好几个名字，其中包括本名、字、学名等。说起学名，它完全不同于其他名字，只在参加科举考试时使用，真叫人好奇。也正因为如此，明明是同一个中国人，外国人也经常会误以为是两个人，甚至三个人。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一个村庄通常有两三个可以相互通用的名称。即便人们发现村名误用了，他们也能让这两个名称相互通用，比如在正式场合使用正确的名称，在平时则使用那个被误用的名称，有些地方甚至拿被误用的名称来修饰正确名称。

身为中国人的不幸之一，是缺乏一种只有通过研习化学公式才能获得的精确性。中国最早的化学家，曾经把几十格令与好几十格令的两种东西混在一起，以致两种东西发生反应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只要中国人用心去讲求精确，那他们就能像其他民族一样把事情做好，甚至比其他民族做得更好——他们完全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生来就很有耐心。可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精确，更不用说去追求精确了。由这一判断可以推出以下两个结论：一是我们在考查中国历史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的这一民族特性。也就是说，中国有许多统计数据都是没有进行过精确计算的，所以我们不能轻信它们，不然我们就会上当；二是我们对中国的“人口调查”结果也不能轻信。一般来说，整体都小于或等于各个部分，可是在中国，这一理论却不成立。对于中国的“人口调查”结果，我们只要进行一番推敲，就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真是一个谜！”这句话最早出自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之口，他在强烈地意识到“法律不可抗拒的不确定性”之后，就是这么评价美国最高法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