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中国人穿衣服？

随遇而安

在开始这一章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情：本章所提出的中国人“随遇而安”的性格是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说的，本章的目的就是展示东方与西方两种标准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服装方面。在轻蔑外族章节时，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中国人无法接受西方人的服装款式。其实反过来也一样，中国人的服装风格我们也无法接受，但是最令人感到惊讶的还是中国人的头发。这个国家的人将脑袋前半部分的头发全部剃光，并且将脆弱的脑壳暴露在外面。这实在是一个反常的习惯。但这个习惯是被刀子逼迫而不得不遵循的，它是一种臣服的表现，是一种对皇室忠诚的标志。究竟怎样，我们就不去追根究底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态度，他们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适，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恢复明朝的蓄发制。

中国人一年四季都光着脑袋，他们从不考虑自己舒不舒服，夏季最热的几个月，每个人只拿着扇子在太阳下行走。虽然有些人也用遮阳伞，但是人数很少。据观察，中国的男人有的时候会戴着帽子，而中国的女人却只有头巾，虽然在外国人眼里这些头巾连装饰都算不上。中国人觉得夏天只带一把扇子就足够了，夏天时总是看到光着上身的苦力边摇扇子边拉着沉重的盐船逆流而上，连中国的乞丐有时都会打着破扇子。

中国文明有很多方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据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畜牧业的，在这方面他们一定水平非常高。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仍然没有一件羊毛纺织的衣服，只有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才能看到为数不多的纺织店。虽然在中国可以看到很多羊群，但是纺织业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发展，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我们都知道，古代人的衣服是用一种植物纤维制成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棉花，而现在所有的衣服制作都要靠棉花。在中国，有些地方的冬天十分寒冷，人们都要穿几件衣服来御寒。小孩子在穿太多衣服的情况下，只要摔倒就会很难爬起来。即使这样，也从来没有人埋怨衣服的蠢笨。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绝对无法忍受这样的缠缚，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让自己穿得舒服些。

在西方人看来，如果不经常换洗衬衣，会觉得很不舒服。而中国人却没有衬衣，他们从不觉得这样有多么地不方便。他们穿着几层棉衣，就像在身上挂了个棉布口袋一样。冷风灌进棉衣，直接刺进皮肤。虽然中国人也会觉得不舒服，但他们并不是特别在意。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说自己快要被冻僵了，善良的人送给老人一件西方人穿的衬衣，嘱咐他说每天穿着它可以避免被冻僵。结果只过了两三天，老头子就将衬衣脱下不穿了，他觉得穿衬衣“太闷热了”。

中国人穿的布鞋只要沾到一点儿水就会变得很潮湿。每到天冷时，他们都会觉得脚底冰凉冰凉的。于是中国人发明了一种涂油的防潮靴子，但很少人买，因为价钱太昂贵了。在中国，雨伞被当成装饰用的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即使被雨淋，中国人也很少换下自己的衣服，因为他们觉得用体温来烘干也很好。中国人觉得西方人的手套很漂亮，但他们自己却不做，只有北方地区为了御寒做过一些笨拙的连指手套。

在西方人眼中，最让人郁闷的是中国的服装都没有口袋。这对西方人来说十分不方便，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要装。手帕、记事本、铅笔、牙签、怀表等等都需要口袋来装，剩余的口袋还要装小刀、钱包、钥匙等等，有些外国人还会带一些梳子、卷尺、镊子、指南针等特殊的东西。对于外国人来说，这些东西是经常使用的必需品。而中国人却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当然他们也没有口袋来装这些东西。中国人会将手帕随手塞进怀里，他旁边的小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中国人要带一份重要的文件，他会将文件塞到绑腿里扎紧，或者干脆将文件别进裤腰里。如果带子或者绑腿绳松了，文件就会随之丢失，中国经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如果一个中国人身上要带的东西很多，那么他会把东西塞进袖子里卷好，或者是掖到帽子里。中国人有很多便利的窍门，比如他们会把烟袋和烟杆卷在腰带上；将钱卷起来夹在耳朵上；将钥匙、钱串绕在外衣的扣子上。为了防止物品的丢失，他们在脱衣服时非常小心，也要不时地看看自己的腰带是否松动。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常服评价非常低，而对中国人的睡衣，我个人认为连评价的必要都没有。因为中国人是没有睡衣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睡觉时都脱光衣服钻进被子就睡。虽然孔圣人很早就说过：“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但中国人却认为，这只是孔圣人斋戒时的礼服，不是睡衣。现在的中国人并没有效仿孔子而穿上“寝衣”，也几乎不斋戒，这是显而易见的。婴儿对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这点中国人并不知道。他们经常为了炫耀自己的孩子而掀开婴儿的被子，也从不在意婴儿的被子是否盖好。所以中国的婴儿经常因为受寒而引发惊厥症，满月之前夭折的非常多。在中国，有些地区用“土裤子”来代替尿布，这种装满沙土的口袋让孩子们看起来像是抱着铅球的青蛙一样。这种恐怖的做法无疑会令宠爱自己孩子的西方母亲不寒而栗。在有这种风俗的地区，人们用还没脱掉“土裤子”来嘲笑一个人的孤陋寡闻。

中国人在住房上也同他们的衣服一样，并不讲求舒适。那些因为没钱而住不起房子的人我们就不去说了，我们来说说那些家境不错的人。中国人会在院子里种植很多装饰性灌木，而不会在房子的周围种植遮荫的树木。天热时，他们会支起一个“席棚”来遮荫。如果酷暑难耐，席棚里也热得不得了的时候，他们会坐在街上乘凉。如果还是热得受不了，他们就会回到房间去。中国人的房子一般都没有北门，这种只有南门的屋子无法形成空气对流，非常闷热。如果问屋主为什么房间都没有北门，屋主会回答：“我们这没有开北门的习惯！”

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中国人都在砖垒的“炕”上睡觉，这种“炕”连接着炉灶，烧饭时就会自然加热。所以“炕”的温度无法自由地调整，不管是没有生火的冰凉的土炕，还是火大得令人无法入睡的发烫的火炕，对一个西方人来说都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但中国人就坦然地睡在这种冷热不均的炕上。因为“炕”是土和砖头垒砌的，所以有很多小虫在里面筑窝，即使每年都换砖，也无法将这些虫子彻底清除干净。

虽然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害虫对健康的危害有多么大，但很少有人去驱虫防病，即使是城里人也很少清扫墙上挂着的蛛网。对西方人来说，苍蝇和蚊子是非常讨厌的害虫。而中国人却对他们并不是特别的反感，只是偶尔会烧一些带有香味的草来赶走它们。

对西方人来说，睡觉时的枕头一定要柔软，这样才能舒服地享受睡眠。西方人用袋子填满羽毛来做枕头，而中国人则不然。对中国人而言，枕头能支撑住颈部就行了，一只小竹凳、一段木头，最常用的是一块方砖都能被当作枕头来用。如果一个西方人枕上这种东西，估计会难受得整夜失眠。而中国人也同样无法忍受西方人的这种“羽毛袋子”。

之前曾经提到中国的毛纺技术十分落后。与之相同的是他们对羽绒也完全不了解，他们不知道羽绒可以做成被褥，只知道家禽的羽毛可以扎起来做鸡毛掸子。在中国人眼中，羽绒一文不值。所以他们经常廉价地将羽绒廉价地卖给外国人，或者是将羽毛洒在田地周围来防止动物啃食庄稼。

在西方人眼中，结实、柔软、有弹性的床才是完美的床。近年来，符合这种条件的钢丝床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而在中国，这种床似乎并不是很受欢迎。据说中国最好的一家医院曾经在换了这种高档的床之后，有几位病人居然宁可躺在地板上，还说这样像是躺在家里的感觉，这实在让购置这些物品的医生们感到不愉快。

在中国，到了夜里是用油灯来照明的。一般地方用的都是菜油、豆油、花生油、棉籽油来做油灯，这种油灯燃烧时不但有股怪味，而且不是十分明亮，仅仅能维持看到东西而已。虽然中国人知道用煤油来点灯更好，但是却很少有人使用。对于他们来说，能看得见东西就够了，用不着看得那么清楚。所以每到夜里，中国的屋子都黑暗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家具非常蠢笨，使用起来也十分不舒服。比如，中国人坐的是非常窄的长凳，和西方人可以靠坐的宽椅子相比显得十分简陋。如果坐在另一边的人突然站起身来，或者是凳腿松动的话，另一边的人会突然坐倒在地上。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椅子实在和“舒服”这两个字挂不上钩。除了前面所说的长凳外，中国也有一些样式相对华丽的椅子，这些椅子的样式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流行的样式十分相像——高座位、直靠背，看起来十分呆板。还有一种样式比较普通的椅子承重能力很强，可以承受一个二百五十磅的人坐在上面，可是这种椅子的承重不均匀，过不了多久就会散架。

中国的房屋地基打得都很随便，所以房子有时会显得潮湿。而房屋的潮湿阴冷是西方人最无法忍受的，西方人认为，用没烧好的劣质砖头铺的地面，或者干脆什么也不铺的泥土地面对身体的健康十分不利。松垮垮的房门也同样令人讨厌，这种关不严的门四周都透着风，即使用结实的纸将门缝糊严，还是会有风灌进屋子。因为无论怎样耐心地说教，中国人都学不会随手关门。曾经有一位外国商人在门外贴了一条“随手关门”的告示，中国人根本就视而不见，更没有人去照做。在中国，不管是房门还是院门，门框都做得很低，进出时不低头就会直接撞到门框上。

中国的纸窗根本无法抵御阳光、热气、灰尘以及风雨的侵袭。百叶窗在中国不普及，即使有的地方有，也经常没人使用。

有很多中国家庭，厨房里只有一口容量很大的铁锅。这种铁锅每次只能煮一种东西，要么烧水，要么烧饭。煮东西的时候还要有人在灶膛前守着，不停地添柴加草。厨房里满是烟或者水汽，外国人如果身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要么会被呛得泪流满面，要么会呼吸困难。而中国人却并不在意，虽然他们明白长期被烟熏会导致眼病，可仍然毫不在乎。

中国的房屋内并没有暖气。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只是靠煮饭的炉灶和炕来取暖，这对西方人来说是最难以适应的。中国人认为“炕”十分便利舒适，有些女人将炕称之为“亲娘”。但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炕”远远不如西方的壁炉或火炉舒适。因为“炕”所发出的热量并不适宜人体恒温。

在中国，有煤的地区非常少，所以一般的人冬天靠烧木炭来取暖。烧炭也和烧煤一样需要小心，不然会导致中毒。由于他们烧炭十分节省，所以屋子里并不暖和。于是他们将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来保持温度，到了出门时，他们已经没有其他衣服添了。一旦问他们“冷吗？”他们都会回答“当然！”以我们西方人的标准来看，这些中国人一生都没有暖和过。在寒冷的冬季，他们的血就像是冻住的河水，虽然在冰下仍然有水在流动，但流动的水已冰凉彻骨。曾经有位去国外访问过的道台打趣地说：“我的衙门还没有美国的监狱暖和。”

之前的章节我们说过，中国并不在意拥挤和噪音。这点在寒冷的冬天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旦天气转冷，中国人就会三五个人聚集在一起取暖聊天。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总会看到，一艘船上的一间船舱里挤满了中国人，任何西方人都无法忍受如此拥挤在一起，而中国人却不在乎。他们不管房间内通不通风，他们也不管做事会不会受到干扰。就算他们有条件可以不被打扰，独自在通风的房间，他们也不清楚好在哪里。在中国，有很多城市的周围都有很多村庄，这些村庄的房屋就像是七拼八凑硬挤在一起的一样，杂乱不堪。这并不是地价太高的缘故，在城里也是如此，各种狭窄的院子、房屋乱糟糟地挤成一堆。大家都挤在一起，连活动的空间都没有。

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起出门时，中国人可以在客栈里几口吞下晚餐后立刻回房睡觉，无视来往马车和其他人喝酒聊天的嘈杂。但外国人却因为各种声音而无法安睡，甚至可以分辨出骡马吃东西时的咀嚼声和不安的嘶鸣声。中国的客栈是十分吵闹的，夜里经常有吱嘎吱嘎的木头响声，汪汪的狗叫声，以及驴子的叫声。这些响声在寂静的夜里令人发狂。就像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清楚，只要在驴尾巴上拴一块砖驴就不叫了。但是他们却不会这样做，因为几十头驴叫和他们并没有关系。而外国人却不能不在意。”中国人对动物的吵闹漠不关心，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无关。下面的例子就正好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中国大官的太太在家里一次养了一百多只猫。她不会想到这群猫叫起来会怎样，也不在乎。

中国的每座城市里都穿梭着大量的野狗。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消灭它们，也许这种行为受到了佛教“不杀生”教义的影响吧。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罗斯·布朗先生写过一本带有插画的东方游记，这本游记上有很多反映中国现状的插图，其中有一幅名叫《君士坦丁堡总览》的插画，上面画了许多聚在一起开会的流浪狗。中国人并不感觉到一大群狗的乱吠有多么不舒服，他们也从不担心被这群疯狗咬伤。由于中国人经常面对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中国人被疯狗咬伤后，只是在伤口处胡乱地敷一些狗毛，他们的做法很符合我们的谚语“狗毛治狗伤”。目前看来，中国人仍然没有消灭这群野狗的打算。

之前所举的例子都是关于中国人忽略舒适感的。下面再讲讲中国人对便利的漠视吧。中国人以自己民族的深厚文化底蕴而自豪，中国也确实是一个文学大国，每个中国人都清楚，笔、墨、纸、砚是中华民族的“文房四宝”，只有一间书房具备这四种，才可以被称之为“文房”。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无法随身携带。没有水来磨墨，即使四种东西齐备了也白搭，不将毛笔的笔毛浸软，毛笔也不能使用。除了毛笔外，中国没有其他可以写字的笔来替代，譬如说铅笔。但实际上即使他们有了铅笔也没法使用，因为中国没有铅笔刀。更何况中国人的服装也没有口袋来装这些东西。

前面关于节俭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中国人很善于用很差的材料做出好东西，这种技术令人钦佩，但是中国人也确实不像西方人一样懂得享受便利。在西方，住在宾馆里的旅客只要按下一个按键就可以得到需要的服务。而在中国，即使是全中国最好的旅店，需要什么服务也要站在走廊高声叫服务员，声音低了服务员还未必会被听到，和下等旅店没什么区别。

中国的卖货郎总是穿梭在各个城市中间，没有规律，所以很多想要买的日常用品都无法及时地买到，就像是被遗弃在了苏丹一样。在中国走夜路是要提着灯笼的，而在有些城市，灯笼只有在固定的时间，在特定的小贩那里才能买到。就像是西方人买鲜奶和酵母一样，是定期购买的。中国城市的人口一定没有农村人口多，因为在城市买东西太不方便。比如有些地方的人习惯二月份出去卖造房用的木材，卖木材的会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走，直到卖掉木材为止，如果没有卖掉，就拖回木厂。如果一个刚来中国的外国人一定要在五月份买木材，那他一定会失败，正如东方的一位智者说的：“世上的机会只有一次。”

之前的章节我们说过，中国的工具大多数都是顾客买回零件自行组装的。在西方人看来，这实在非常麻烦。有一次我叫我的仆人去买一柄斧子，他没买到。结果他买回了十四个马蹄铁请铁匠打了一个像尖嘴锄一样的斧头，又请木匠安了个把儿上去，这些所花的钱比买一把外国斧子还要贵很多。

外国人认为，在中国最不方便的就是缺乏“卫生设备”。无论在什么时候，下水道总是越修越坏。就算在首都北京也是一样。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哪座城市最脏？这个问题即使是长期住在北京的人也无法回答清楚。有位来自北方的旅行者对一个住在厦门的人说，提到脏乱，南方的城市没有一个能和北方相比的。为了证明他的判断，两人一起游览了厦门，结果发现非常干净（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出于嫉妒，这位厦门居民说，这判断不是很准确，因为厦门最近下了一场雨，街道正好被冲洗干净！这个旅行者又到了福州，他发现原来福州才是中国最脏的城市，然后又先后去了宁波、天津，他更认为自己的结论是正确的。最后，他回到了北京，在他思考北京卫生水平状况时，收回了他当年武断的判断。

在谈及中国生活时的不便利，每个外国人都会抱怨：邮局少，道路阻塞，货币流通不通畅等等。虽然中国也有私营邮局，但是，这种私营邮局的业务覆盖实在是太小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经说过中国的道路状况恶劣。山东有一条十分狭窄的穿山公路，道路两旁有士兵把守，只能按照规定的时间由规定的方向从这条路通过。我们曾经说过中国人的鞋子和中国的路况，结合二者的情况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下雨天，中国人就只能待在家里不出门。在西方，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笨得连回家躲雨都不懂；而在中国，我们要将这句话改为“连雨天应该躲在家里不出门都不懂”。

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等雨停了再说。”除了政府部门，很多中国人的活动都要随着天气的变化而改变。即使是执行公务也会如此。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驻兵要塞，拥有精良的武器和久经训练的士兵。但是每到下雨天，岗哨上的士兵都会放弃站岗回到室内。他们严格地遵守了“等雨停了再说”这句俗语。1870年时，天津发生了一场惨案，但一场及时的暴雨阻止了悲剧的蔓延，否则死亡人数将要再翻四倍之多。有位外国人曾亲眼看到，从高压水枪中喷出的水柱，五分钟就能镇压住凶残的暴徒。这种水枪要比橡胶子弹管用得多，因为对于水，中国人从汉朝开始就抱有强烈的反感。对于中国人来说，喷射到身上的冷水是致命的。

想要将中国的货币制度说清楚，一段文字，甚至是一篇论文都是远远不够的，最起码要一本书才能够讲得明白。中国的货币制度混乱到能让一个西方人发疯的地步。也许这种弊病会渐渐地消失。这种关于“精确度”的问题，实在让人搞不明白状况。中国的一百文钱并不是一百枚铜钱，一千文也不是一千枚铜钱，具体是多少枚只能靠经验来判断。在中国的很多地区，一个铜钱算两文，二十个铜钱以上也是这样换算。所以当你得到五百文时，很可能你只获得了二百五十个铜钱。这些还要根据不同地方的规矩而有所改变。

在中国，总是有很多假币流入市场和社会，引起各行业商人之间的争吵。地方官时不时地颁布告示来制止这种情况。结果又导致了钱庄税收的增加，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物价也随之上涨，最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使是货币重新流通物价也不会立刻回落。针对这种状况，渐渐形成了一条很有作用的规律：劣币驱逐良币。货币的状况越来越坏，最后导致河南某些地区的人们去市场时都带两套钱：一套假钱，一套新旧掺杂的真钱。有些商品只用假钱付账，而还有一些商品则要付两倍的价钱。

中国的钱币大多都很脏。因为穿钱的绳子很容易断掉，尤其是五百文钱或一千文钱这种很多枚铜钱的钱串子。散开的铜钱又要重新数、重新穿，实在是很麻烦。每枚铜钱的重量也不一样，唯一相同的就是每串钱都又笨又重，如果用中国的铜钱去换一元墨西哥币的话，铜钱的重量在八磅左右，挂在腰上的钱袋里能装几百个铜钱。如果一次性消费几吊钱的话，连钱币的携带都很成问题。为了解决铜钱携带不便的问题，中国人用银锭和银票来代替高额铜钱。但是使用银锭交易时很容易上当受骗，造成很大的损失。使用银票虽然是个不错的方法，但又会面临新的问题，比如区域问题，本地钱庄开出的银票到了异地完全无法使用，就算可以使用也要被贬值很多。用银票去钱庄兑换银两又会同钱庄老板产生或大或小的矛盾。令我们觉得惊讶的是，即使存在这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人依然有条不紊地四处做着生意，丝毫不去在意。就如之前章节所讲的，中国人从不觉得这些事情值得烦恼，而外国人则对此十分抱怨。

细心的外国旅行者会发现，在中国村庄总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一根木桩上拴着一头四蹄伸展躺在地上的驴子，绳子环着驴脖子挂在木桩上。而驴子却总是把绳子绕到最短的限度，驴头已经斜扭到四十五度，而始终没有调整自己的身体来适应绳子长短，我们实在是担心再这样绕下去这头驴子会颈椎脱臼。中国的驴子很听话，没有什么反抗挣扎的举动，所以不会把自己的脖子弄伤。这跟西方驴子的脾气相差甚远。虽然这个例子放在这里不是很合适，但相信读者应该已经明白，虽然在我们眼中，中国人的生活十分窘迫，但他们依然满不在乎。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关于舒适、便利衡量标准的不同。中国人懂得适应环境，在面临不可逆转的窘境时，他们会表现出极大的耐心，默默忍受一切。

有很多熟悉中国人和他们生活方式的外国人总是说，中国人是没有开窍的愚民。很显然，这种没有依据的判断错得离谱，而且极其肤浅。比起三个世纪之前，中国人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这与西方所经历的变化过程是一样的。明白这些，才能公平地下结论。我们会将弥尔顿、伊丽莎白和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视为不文明的国家么？虽然很多现代人无法忍受那个时期的英国式生活。

去追溯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发生变化的原因毫无任何意义。值得说的是，近五十年来，人们对舒适和便利的生活要求越来越高。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回到自己的祖父甚至是曾祖父的时代，我们也许就会考虑自己活着是否有价值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中国人则不会，同样的时代，同样的人，他们对关于舒适、便利的标准也完全没有改变。除非有新情况出现，这些标准才会无法避免地发生一些改变。但无论怎样，这些标准都不是现代西方人所能习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