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互相猜疑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互相猜疑

每个人都知道，想要在这个社会生存，就要互相建立诚信。而在中国这种社会结构复杂的国家，互相信赖更为重要。但实际上，中国人却是互相猜疑的民族。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并不常见，所以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我们所说的互相猜疑，几乎是每个东方的民族都有的特性，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中国人的“猜疑”与其他国家的猜疑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人认为，一旦知道了自己不该知道的事就会惹来很大的麻烦，于是“猜疑”便产生了。这一点其他民族也是一样。

最能表现出中国人“猜疑之心”的，就是各个地区的城墙。在汉语中，“城”这个字就是指用墙围起来的区域。这和拉丁文中“军队”代表着操练一样，都有着深层的意思。中国的法律规定，城市周围一定要有围墙。但是这条规定也没有被严格落实，人们对城墙的坍塌破损都视而不见，城墙也没设什么保护措施。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有一所城市被太平军所占，城墙坍塌了大部分，直到十几年后，依旧是那个样子没有修补。有很多城市的城墙只是用泥砌成的，又薄又矮，老百姓和狗都可以轻松地从上面走过。通过这点，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贫穷和衰败。一旦发生了战事，首先要做的就是修葺城墙，于是地方官和当地的暴发户又多了一个掠夺贪污的新途径。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城墙？因为政府并不相信百姓们。虽然皇帝是臣民之首，臣民之父，而官员们也总以城市的“父母官”自居，但是人们都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就像加减乘除一样。实际上，君、臣、民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继父子之间的关系。其实，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农民起义，政府只要适当地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完全避免。但是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也许是为难，也许是没来得及采取措施，或者说政府根本就不想。于是，起义爆发了，这时的政府官员会全部躲进之前准备好的防御圈内，就像是缩进壳里的乌龟一样，让军队去压制起义的农民。

和东方国家的城市一样，中国百姓住处的周围也有围墙或是围栏，这是中国人“互相猜疑”的另一个表现。西方人的住处周围并没有什么防护措施，这一点中国人十分难以理解，当向一个中国人提到伦敦、纽约这一类城市是“没有围墙的城市”时，中国人会觉得很惊讶，他们会毫无根据地认为，那些国家的坏人非常少，所以才不用围墙。

另一个能说明中国人“互相猜疑”现象的是中国的农村。这些农村人一般都会拥挤地住在一个地方。可以说，农村就是城市的微缩版，这群人聚在一起住并不是为了防御外来的威胁，而是为了能时刻盯住对方，防御彼此。只有在一些特别贫瘠的山区，这种情况才不会出现，因为那个地方太穷了，又没有什么土地，住在那里的只有零零散散的几户人家。因为贫穷，他们根本不怕有贼来偷。当年的英国将领贝德禄先生曾经提过四川省的某个地方说：“农民和雇工都住在天边的农舍里，彼此互相分开，并不聚在一起。”德国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说，这些人之所以没有聚在一堆互相防备，是因为他们太过渴望和平。如果真如李希霍芬男爵所言，那就说明贝德禄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这种渴望经过了太多的心酸和失望，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虽然曾经也有过长时间的和平局面。

中国人对妇女的态度是“互相猜疑”的特性在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例证。人们对妇女总是嘴上说一套，心里想一套，这一点大家都非常熟悉，就不再占用篇幅赘述了。中国的女人一旦到了青春期，就变成了像“私盐”一样危险的商品。若是她们订了婚，她们出门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少，而且无论做什么都要加倍小心，唯恐惹来他人的闲言碎语。有一俗语说得非常正确，那就是“寡妇门前是非多”。虽然比起印度和土耳其，中国的妇女算是自由的，但是中国人还是谈不上尊重妇女：中国的妇女不能念书；中国的妇女是男人的附属品；中国的妇女没有地位等等。中国是个一夫多妻制的国家，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对妇女的一种不尊重的表现。相比之下，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尊重女性。中国对妇女的评价有很多俗语，这些俗语多是不好的方面，我们随处可以听到。形容妇女一般都是目光短浅、无法信赖、善妒。这个“妒”的发音很容易让人想到“毒”。于是有了这样一首诗：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者皆犹可，最毒妇人心。

在中国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表达了歧视妇女的思想。这些文学作品经常能引起人的注意。我向一位汉语学者请教了一些文字知识，发现一百三十多个“女”字旁的常用字只有十四个是褒义词，比如“好”“妙”等等，而贬义词却占了三十五个之多，还有八十多个是中性词。这些贬义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包含的意思无一不是汉语中最恶毒无耻的。比如，妒、奴、奸等等，都是些诡诈、卑鄙、不忠、下贱的词义；三个女字垒在一起表达的意思更加龌龊，有“通奸、私通”等等。

人们说，不相信别人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不了解对方，二是因为太了解对方。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原因，中国人也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人天生就能够像化学分子一样彼此联合。但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并不信任，而且会以非常内敛的方式表达出来。比如家中的儿媳，她们会轻易地挑起家族成员之间的猜疑，为了能够多分一份财产，她们会用尽办法，挑起自己丈夫和家族之间的矛盾。

关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方面就不过多赘述了，那些事情用一章也未必说得清。我们简单地说一下家庭结构不那么复杂的人吧。“仆人”，一样是在大户人家打工的仆人，但如果他们不是由自己的伙伴介绍来的，彼此之间就始终保持着一条“警戒线”。如果某个仆人有一些不好的传言被主人知道了，这个仆人首先想的不是主人是如何知道的，而是想“究竟是谁告诉主人的”。即使他知道有很多不利于他的证据，但他还是固执地认为有人告状，想要排挤他。有这样一位中国妇女，有一次，她听到院子里有人谈话，马上就变了脸色冲进了院子，她以为这两个人是在背后议论她。结果谈话的双方是在为一堆谷草讨价还价。

如果某个仆人被老板解雇，他会非常生气，怀疑除了自己之外所有的人，他认为除了自己之外，每个人都可能是背后说他坏话的人，于是他坚持要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解雇。就算他知道自己被解雇是有原因的，也许是懒散，也许是其他的什么，但他不管，他觉得一定要保住“面子”，找到那个说他坏话的人不可。中国家庭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如果外国人雇佣了中国的仆人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但是仆人也许闹得不会太凶，因为仆人知道，中国的主人要比外国的主人难缠得多。中国仆人懂得如何利用外国人的善意，有很多外国人仍然雇佣着那些早就应该解雇的中国仆人，而那些人早就应该被解雇。外国人心里明白，如果解雇了他，那其他仆人也会受到猜疑，最后惹恼一大堆仆人，就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所以外国人不敢贸然辞退仆人，害怕引起大麻烦。

有一个奥地利的故事：中世纪，某座奥地利城市被土耳其大军围攻，马上就要被攻破城池的时候，一位奥地利姑娘将蜂箱翻倒在城墙上，飞出的蜂群将攻城的土耳其军人蜇退，保住了城池。而中国人的智谋也与这位奥地利姑娘的计策差不多，对中国人来说，成功只是一个标记而已，就像一位教拉丁语的教授说的：“风暴永远要比通知风暴的警报更能令人恐惧。”中国人面对骚乱时，就像对待风暴一样。中国有句古语，叫作“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非常有哲理，中国人在面对那种情况时，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看不到，但是外国人却做不到。

每个家长都应该让自己的孩子记得：独自出门闯荡时，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中国人却不用，因为他们的孩子从出生就明白这个道理。中国有句俗语让我很难理解，“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在寻求答案时，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一个人进庙，和尚也许会谋财害命！而两个人如果往井里看，一个人就会趁机将另一个人推进井里。也许两人是债务关系，或是其中一个人觊觎另一个人身上的物品。

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互相猜忌的小例子。在西方，提倡的是自由，所以哪里都看不到什么压制的现象。而在中国，处处都存在着压制，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自由。对西方人来说，搞清楚事情的始末，然后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处理问题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在中国，凡事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行。特别是涉及“钱”和“粮食”这两大关系到中国人命脉的东西时，更要多加留意。中国人不相信将一笔钱交到令一个人手中，那个人会不留下回扣将钱分发给其他人。因为在他曾经分配时就私下扣了不少钱。这种事情在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人们也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不会互相猜忌。实际上，中国人将“猜疑之心”当作机器中齿轮的摩擦，人和人之间本来就不可能完全互相信任。而外国人却认为互相猜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中国餐馆的小二有个习惯，就是大声吆喝出客人所付的钱数，这并不是为了恭维客人出手阔绰。而是，这个店小二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并没有拿客人的小费，或者是私自扣除了一点点酒钱，虽然这个店小二很希望客人能给一些小费。

如果一件事情需要重新决定，中国人就不会像西方人一样一封信就可以解决。他们会亲自拜访负责人，若是负责人不在家，他就会择日再去拜访，直到见到对方为止。他们不信任中介，因为他们觉得经过中介的话事情会被扭曲。

中国人的团结经常成为人们的话题。有的时候，一个人的事情很可能受到整个家庭甚至是家族的干预。这时，若是外姓人就会对自己的言行特别小心，以避免事情波及自己。中国有一句很不错的格言“不同姓，勿相劝”。中国人普遍认为，若是其他人参与了自己的事情，那肯定是居心不良，或是有什么目的。别说是毫无关系的外来人，连周围的邻居和自己的朋友，他们都会如此对待。

汉字中的“外”有很多含义，不同的场合意思也不同。西方人来自“外”国，所以不受待见；其他村子的人都是“外”村人，所以本村的人对他都很冷漠。若是有个人，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他又不肯说，那就会惹来麻烦。因为中国人可能会想：“他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如果一个外出的人走错了路，在天黑时到达了一个小村内，他会发现根本没人会为他指路。我有一次就迷路了，自己转了几个小时实在走不出去，于是想请人带路，结果话都没说完对方已经走了。

外国人非常受不了中国学生，因为他们上课时会将课文读很大声，这个习惯会严重损坏他们的发声器官，但是他们不管。对他们来说，这是“传统”。要是非要问出个结果，他们就会回答，只有大声地读，老师才能知道他们在用功学习。而他们背课文的时候要背对着老师，目的是让老师知道他们并没有偷偷看书。

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有些文明并不提倡招待陌生人。若是和东方人接触，所罗门关于对陌生人谨慎的箴言就会有新的意义。对于中国人的谨慎，其他民族恐怕永远都无法超越。一位外国人雇佣了一位中国的教师，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收集中国的童谣，有一次，这个教师听到了一个自己没听过的童谣，因为小男孩并没有唱清楚，于是教师希望他重新完整地唱一遍，结果这个孩子被吓跑了，再也没出现。这个小男孩的行为可以说是中国式“谨慎”的一个代表。一个精神病患者走失了，他朋友四处寻找打听，希望能够得到他的下落。虽然他的朋友也知道，这很可能是徒劳的。如果有人表示看到过这个人，后来这人又走了。那他的朋友立刻就会问：“你当时在干什么？”然后麻烦就惹上身了。所以在对待陌生人问话的时候，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一问三不知。

一个陌生人想要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也会碰到与上述相同的情况，这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一次，一个外省的人到一个小村去找一位名人，结果这个小村的人都说不认识这个人，甚至都没听过这人的名字，这让他十分失望。这种集体撒谎的行为并不是刻意安排好的，而是一种本能，全村人本能地想避免麻烦，就像是老鼠受到惊吓会立刻钻回洞里一样。

中国人区分是不是本地人的标准很简单，只要打声招呼就可以。从方言中就可以大略地判断出一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乡下人经常会被人问：“你来自什么地方？”“你家离某某地多远？”然后确定他不是在撒谎之后才放心。考生在入“闱”时，也会受到盘问。比如，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内容如何如何？怎样完成的？考官希望以这种方法来确认考生有没有代考，是不是骗人等等。在中国，想要冒充什么人是行不通的，因为各地的口音不同，只要开口说话，就会引起大家的怀疑。同样，一个陌生人想要寻人也是不容易的，人们会觉得他的行为很可疑。就像之前例子中说的，整个村子都不会提供帮助，而且还会怀疑陌生人的目的。曾经有几个中国人在一家外国医院里接受长期治疗，我曾试图让其他的中国人去找过他们，结果无一例外全都没找到。有的时候，一个人鼓足勇气和陌生人打招呼，也只会说出自己的姓而已，一般不会将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还有个例子，一位信使到小村中寻找收信人，结果全村所有的人都闭门不出，最后连一点儿线索都没有了。就像之前那个去别村找名人的例子一样，也许他们要找的人距离他只有几十米远，但是由于没有线索，他们只能无功而返。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邻居非常富有。两人以前都是一个秘密教派的成员。当别人问起我这位朋友的时候才知道，他和他的邻居从小一起长大，而且做了六十多年的邻居，但二人却从来都没接触过。人家问：“怎么会这样？”我朋友回答说：“因为他老了，不喜欢出门。”那人又问：“那你怎么不去看他呢？难道你们关系不好了么？”而我的朋友却笑着摇头说：“不不，关系很好。只是他有钱，我没有，去他那别人会说闲话的。”

中国人有一个本能，就是不喜欢自己待在一个房间里。中国人自己也承认互相之间都会有一些猜疑。如果一个人单独待在房间内，中国人会感到坐立不安，最后会走到走廊里，表明自己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自己也不屑那样做。他们在拜访外国人时也会这样。

如果有个人突然莫名其妙地死去，中国人就会将“猜疑”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女儿嫁出去后死在了婆家。就像前面章节说的，女儿活着的时候，父母对她能采取的保护手段非常少，但是一旦女儿不明不白地死了，那娘家的父母就会获得主动，不再像之前那样忍气吞声，而是会挺起胸膛向婆家索要赔偿。如果婆家人拒绝，娘家人就会告上衙门，然后打一场又无聊又冗长的官司。娘家人的目的很简单，首先报复一下一直压制他们的婆家人，让他们得到教训。而最主要的目的是保住自己的面子。

中国有一句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中国，走路也要小心一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冷漠的原因之一。而西方人则不同，中国人知道祸从口出，但西方人明显不清楚这个道理。

中国人的互相猜疑还体现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上。做生意的双方都不信任对方，只能通过中间人才能促成一笔生意，因为他们只能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来决定获取多少利益分成。钱不到手，生意不算成。而碰到更复杂的情况时，双方就会写下字据，因为“口说无凭，立字为证”。

中国的金融界非常无序，混乱不堪。因为钱庄和顾客都不相信对方。而假外币、假银元就是双方猜忌最直接的证据。这些商人想做成交易时会表现得十分精明，想要拒绝交易他们就会表现得更精明。一个人在天黑之后才花钱，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这样认为。所以中国的商户总是挂出“今日打烊，明日请早”的牌子，这是非常聪明的表现，一点儿也不奇怪。

中国把银行叫作“钱庄”，这是个非常繁琐复杂的系统。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中提到，中国很早就在使用“银票”，但这种银票的有效地域并不广泛，只能在一定区域内流通。若是钱庄的距离相隔十里以上，这种“银票”就会失去效用。

中国的利率非常高，大约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左右，这也算是中国人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一种表现吧。高利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多少利润，而是一种“保险金”一类的措施。西方人并不熟悉中国的投资方式是怎样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和人之间并不信任，而不是因为西方人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探索得不充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民无信不立”。若是按照这句话的说法，中国人之间如此缺乏信任，最终会令他们遭受巨大的损失。

前些年，某家报社在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关于美国华人区的报道，其中有几个不错的例子，正好能说明中国商会中相互缺乏信任的状况。这个商会组织和中国人在其他城市建立的组织完全相同，他们有政府，也有市政官，这些市政官是由十二名很有名气的人组成的。这些人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锁在了一个铁质的大保险箱里，为了避免发生意外，还在保险箱外挂了十二把中式的铜锁，看起来十分笨重。更具讽刺的是，这十二名市政官突然去世了一位，这让这些人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因为除了他，谁也找不到那把钥匙。就算找到也没人敢去代他开锁，因为中国人始终迷信死者会缠着那个继承他的人，导致他的继承者也会得上他的那种病。最后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式，才重新选了市政官，取出了钱。经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中国人的特点，比如擅长组织、有商业头脑、互相猜疑，轻信以及对西方文明的蔑视，若是当时他们用的是英式的密码锁，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中国的政府中也有很多互相猜忌的例子。“宦官”是亚洲的一个典型群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人员，为祸他人，扰乱宫廷。但清政府却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来遏制住了这些人，让他们无法再像之前朝代的那些宦官一样危害他人。

在清朝统治期间，汉人是失败者，而满人征服了中国。两股势力人群在政府中难免会有一些摩擦，互相猜忌，所以只能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指定六部的官员以及副官由满族人和汉族人来担任，这样做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让国家这部“机器”能够顺利运行。与此相似的是检查机关，他们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那些熟悉清政府内部情况的人认为，无论是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还是官员的官场生活，其中都充满了互相猜忌。这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而是中国人的本性，我们对此观点深信不疑。在官场中，上级官员害怕下级官员的竞争，所以他们总是在提防；而下级官员害怕上级官员影响仕途，他们也心存猜忌。就连官僚阶级、文学阶级和普通百姓之间也互不信任，相互防备。中国的很多半政治性的宗教团体，就能很深刻地说明这一点。这种互相猜疑的心态使得国家像马蜂窝一样一团糟。各地的衙门都禁止一些禁欲者的集会，例如在理教，这个教会的成员不过是主张禁止鸦片和烟酒而已，并借此希望衙门也能够收敛这些歪风邪气。但衙门却认为，他们有谋反的意图。实际上，衙门认为所有“非法聚会”的神秘宗教都有谋反的企图。所以，想要安心一些，衙门采取了最简单的方式，将这些教会的首领抓获流放，或是处死，这样衙门就不用再怀疑了。

因为“猜疑”的特性，中国人变得更加保守，所以更加无法接受新事物。中国人不明白人口调查的意义，政府的调查也会让人们疑心重重，哪怕是名义上的调查，中国人也会觉得这样的行为是有目的性的。

想要证明这些百姓是真的怀疑政府的调查还是别有用心，就不得不提到邻村的一个事例。这个村子有一对兄弟，其中有一个人听说政府要进行人口普查，就怀疑政府要强行移民了。这个村子有一个习俗，就是必须要留一个人看守祖坟，弟弟觉得自己一定会被迫迁移，所以为了逃避迁移，他马上就自杀了。最后政府只能放弃人口普查。

中国的赴美留学生之所以受到诸多阻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的猜疑和保守。中国建设铁路也受到了这两个特性的影响。百姓总是对政府的政策有所猜疑，这会对中国的改革形成极大的阻力。三十多年前，有个人曾向中国的一位有名的政治家提出了改善钱币的重要性，而政治家听后说：“中国的钱币绝不容更改，如果进行货币改革，百姓会认为政府想要从中获利。”事实上，中国的现状的确如此。

中国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若是开采得当，中国将会变得非常富裕。但是矿藏的开采受到了强烈的质疑，所以想要开矿十分困难。中国人认为，地下有“龙脉”存在，而官家和商户都会在政府拨的公款中抽取利润，最后开矿行动连一步也无法迈出。新事物的引进会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往往是外人的一句质疑，一个皱眉，就将这一切美好化成了泡影。已故的倪维斯博士在山东省烟台市的芝罘区为中国培育国外高级水果时，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虽然这种水果可以获得很大利润，但是仍然还有很多质疑的声音，倪维斯博士每有一点进展，都要尽力平复周围人的猜疑。要换作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早就放弃了。想要让这些质疑的声音消失，就一定要让这些人看到效益。当年，中国海关曾经对蚕农和茶农进行过一系列的调查，但是被这群人严重地怀疑了动机。这些人并不相信此次调查是为了增加产量和收益，而是为了增税。中国的这种怀疑态度，用荷兰的谚语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狐狸钻进鹅圈，问候了一句早安。”

说了这么多，我想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中国人的“怀疑”性格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对外国人十分不信任，这在之前已经提到过。他们还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外国人可以将最难办的事情很轻松地做好。若是外国人散步时突然去了一个自己平时很少去的地方，中国人就会觉得这个外国人可能在看此处的风水；当这个外国人看着一条河的时候，中国人就会怀疑，也许河底有金子。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眼睛能够穿透地面看到地底的财宝。若是一个外国人在救济灾民，那中国人就会觉得，也许他想要掳走这群灾民去做苦工。外国人不能上中国的城墙就是因为中国人的“风水”理论。外国人在中国建造的建筑物，高度有着明确的限制，就像是国家的国境线一样。看起来，中国人非常欠缺自然统一的观念。贝德禄先生在提到四川某山区时说到：“罂粟花茂盛的地方，地底一定有丰富的煤矿。”这是个非常睿智的观念。美国的庞培勒教授说，曾经有一位北京的高官也如此说过，并且将这句话当作反对开采煤矿过快的根据。清朝政治家文祥先生曾读过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的《天道溯源》一书，他认为，书中的科学部分他是可以接受的，但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这种“宗教理论”是他所不认同的。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已经超出了中国人目前能够接受的范围。李希霍芬男爵曾经骑着马在田野乡间游历，在四川人眼中，这种漫无目的的行为简直就是个亡命之徒才会做的。虽然随着外国人的增多，中国人对外国人已经非常了解，但他们在刚刚接触外国人时，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所以中国的妇女都被告知，只要走进外国人的住处就会被外国人念动咒语而控制住。若是到了外国人的家里，千万不要照镜子或者踏门槛，否则就会发生危险。

前些年，从中国的内陆来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学者，到我家里来教一个刚来中国的外国人汉语，因为他的家乡从来没有去过外国人，所以他对外国人也没有什么印象，沟通起来显得有些困难。最后这个学者在那人家中住了几个星期，推说自己的母亲需要照顾，就回乡了。临走之前他曾经向我保证在某一天会回来，可是到现在也没见到这位学者的影子。在我朋友家住的这段期间，这个“聪明”的学者从来没有吃过或是喝过什么，生怕吞进什么迷魂药。有一次这个学者想要给他母亲写一封家书，一个老师出于好意给了他一个外国信封，并告诉他，只要舔湿就可以封口，非常方便。结果他变得非常紧张，推说自己不擅长做这个，将手中的“麻烦”推给了那个送给他信封的老师。

中国人不接受由外国人印刷的中国书籍，他们认为书上有毒，而且这毒就像是小说中大名鼎鼎的“蒙汗药”，实际上那不过是油墨的味道罢了。甚至有人传言，谁读了外国人印刷的书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仍然是“猜疑”。我们曾听说有一位小伙子非常与众不同，他读过一本印刷册子，不过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害怕得扔了，还和自己的朋友说，若是有人读了这本书后说谎，以后就会下地狱！有些时候，宗教赠送的刊物并不会有人接受，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抵触书中的内容，而是中国人普遍认为，送书者会以送书的名义对其进行敲诈。

若是外国人想记住一些小孩的名字，就会引起人们的猜疑，造成混乱，曾经有一所学校就因为发生了这类事情而解散了。汉字中的罗马拼音在引进时，曾经遭到了老一辈人强烈的质疑和排斥。这些老一辈认为，汉字非常完美，对后代也有好处，而洋老师教的字家里人全都看不懂。连祖宗都不知道这些是谁的。外国人不管发明什么，都一定不如汉字优秀。不管外国人有什么想法，都会被驳回，不管外国人做什么，都会被排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外国人”的。中国人的这种“顺而不从”的性格会让你的中国朋友用最温柔和最坚决的话告诉你，你的提议令他非常赞同。但是，你的提议他并不准备接受。

外国人会把“讽刺”当作武器，而中国人不会。外国人不会按照自己的愿望或者需要来以不同的情绪对待中国人。有一个外国人，他对仆人犯的错表示非常生气，于是用英语说了那位仆人一句“骗子”。仆人就问了一位汉语很好的夫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当明白英文表达的意思时，这位仆人说自己的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有些中国官员曾读过罗伯聃所译的《伊索寓言》，结果和这位仆人一样，受到了打击。他们想到了那些会说话的老虎、狐狸、鹅和狮子背后隐藏的意义，于是他们将这类书查禁，以防后患。

在各个城市的医院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中国人不信任外国人的例子。虽然外国医生的医学技巧和善良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但还是有不少的患者非常不信任外国医生，他们听信谣言，认为外国医生的药是用人的眼睛和心脏做的，外国医生还会将人切成碎肉，他们还会藏起中国的小孩，做可怕的实验。若是没有仔细询问，我们将很难知道这些患者的想法。虽然经过了一两年，中国人也知道了西医院的好处，但是仍会有一些讨厌的谣言如同细菌一样四处传播，四处扩散。

在外国人与中国人交往的历史中，中国人给外国人留下的是“多疑”和“推脱”的印象，当然，在这其中外国人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每当想到这段历史就会让人觉得烦躁不安，可是那些外交官却从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中国，每个人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外交天赋，这些事情中国人可以做得很好。下面的例子就可以充分论证这个观点：有位外国人想要在中国的某个城市租用一些民居，但当地的官员却找了很多理由来拒绝。在一次会面时，这个外国人带了很多书写用具，换上了一身中国装束。在谈话时，外国人慢慢地打开了文具包拿出了纸，检查了一下钢笔有没有墨水，他的神情非常专注。中国人感兴趣地看他做完这些后问：“您在干什么？”外国人说：“整理一下书写用品而已。”中国官员又问：“这些书写用品要用来干吗？”外国人答：“将你的答复记下来。”结果这位中国官员赶忙制止了外国人的行动，说：“不用记了，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是我们非常疑惑，当下次提到这个记录时，这个中国人会不会承认记录里的内容是他说过的。

中国内部的谣言非常多，所以经常人心惶惶的。前些年，住在新加坡的华人有一则报告说，劳工们在天黑之后坚决不会走某条路，因为那里有个神秘的杀手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砍掉他们的脑袋。也许中国人会这样一直恐惧下去，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巴黎人一样。因为无休止的“轻信”和“猜忌”让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充满了谣言。当这些猜忌和轻信被加到外国人身上时，一定要立刻澄清，因为他们曾经有过惨痛的经历。若是各地的官员能够认真办理，事情就不会这样严重。但如果放任其蔓延而视而不见，就会像当年的天津大屠杀一样悲惨。中国境内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省没有谣言，因为中国的民俗和一些特殊的环境非常利于谣言的传播。想要彻底消灭谣言，就要加快脚步，争取时间，然后用最无法让人反驳的实例来让中国人相信：外国人对中国人非常坦诚，并无恶意。一旦让中国人产生信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梦想离我们将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