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时期的人口损失

持续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大半个中国，而最剧烈的战争破坏的恰恰是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太湖流域。太平军与清军多年的生死搏杀及由此造成的严重饥荒和瘟疫，致使大量人口死亡。这一时期太湖流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凋敝、市镇衰败、人口锐减现象。

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各种文献资料有大量的记载。如苏南地区，原来是“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到战后却成了“一望平芜，荆榛塞路”^[1]，“耕田之民，百不存一”^[2]。天京周围之句容县，“自遭赭寇，十室九空，鸡犬之声，几无鸣吠”^[3]；清军攻下苏州后，“房舍、桥梁尽被拆毁，十八里中杳无人烟，鸡、犬、牛、马亦绝迹”^[4]；常州至丹阳一带，“枯骨累累，遍地皆白”^[5]；松江府和太仓州原均为人口稠密之区，战时惨遭杀掠，“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6]，青浦县“咸丰庚申兵灾后，居民转徙，十室九空”^[7]，昆山县“人民流亡者十有八九”^[8]。又如浙省杭嘉湖地区，“自发逆肆扰以来，通计各府，惟杭州、湖州两府各属受灾最重”，因杭属之余杭、临安等邑，与湖属之安吉、孝丰、武康相接壤，为太平军进入江西、浙江之要充，经几次战事，“人民离散，田野荒芜，克复之际，地方几无人焉”^[9]。其中杭属之临安，“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10]。湖属之安吉，“自粤匪乱后，土民稀少，山乡尤甚”，余杭、武康、孝丰等邑“遗黎更属寥寥”^[11]。嘉兴府人口损失也不少，如嘉兴县，“户口流亡，田亩荒秽，东南各乡庄尤甚”^[12]。平湖县，“按咸丰朝烟户，邑经兵燹，档册无存，至克复后清查约耗十之八”^[13]。该时期，浙西与太湖沿边诸市镇几乎没有不受战火摧残的，如海宁的长安镇，“被烧房屋十之七，沿乡数里尽伤残，被掳千余，死难被杀万余”^[14]。湖州府的菱湖镇，“居民向约五千家，劫后存四千家”^[15]；双林镇，“庚申辛酉间两遇粤匪，遭毁过半，现虽裒集，存户不及四千家”；埭头镇，“居民旧约二千家，劫后仅存六七百家”^[16]。

上述文献记载说明太平天国时期人口耗减是巨量的，但这些资料只是笼统的叙述，而不是具体的数据。战前战后的一些方志虽有一些具体的人口数，但由于统计的时点、统计的口径存在差异，所以给战争中人口损失的定量分析带来了相当的难度。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太平天国时期的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研究，60年代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王业键、王树槐、王育民、曹树基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17]但王业键、王树槐、王育民对苏南人口损失的研究还存在严重的缺陷，“其原因在于各家据以立论的数据都不是真实的人口数：《嘉庆一统志》中江宁等四府二州的人口实为‘男丁’，而战后户部清册中的江苏人口不包括苏州等四府一州的人口。根据不真实的人口数据分析所作研究当然是不可靠的”^[18]。为此，曹树基对江苏布政使司和江宁布政使司辖区的人口数字“内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证明了姜涛提出的清代中后期江苏省两个布政使司确实存在两个不同的人口申报系统。并认为，“江宁布政使司所报的‘丁口’单位看起来仍是乾隆以前常用的‘人丁’，但已经不是‘纳税单位’，而是‘成年男子’了”，“江苏布政使司存在两种人口统计单位，即人口和‘人丁’，人口指全体人口，人丁指‘男子’，但不专指‘成年男子’”^[19]。这一发现，为比较准确地推算苏南地区太平天国人口耗损奠定了基础。据此曹树基对太平天国人口损失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使其成为目前该领域最具科学性、结论最可靠的成果。以下太湖流域太平天国期间人口损失数就依据了他的推论。

据称，苏州府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数为654万，战争中损失65%，同治四年（1865年）仅余人口229万，人口损失425万；松江府，咸丰元年人口约293万，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府男妇为263万，人口减少10．2%，达30．0万；太仓直隶州，咸丰元年为197万，崇明以外各县人口总数为131万（崇明县因长江阻隔，与兵火无缘，人口无损），战争中的人口死亡率为40%，死亡人口约52万；镇江府，咸丰元年人口约247．4万，人口损失79%，达195．5万；常州府，咸丰元年为431．4万，除靖江县（居长江北岸，未受战争影响）人口约377．5万，人口损失约为69%，达260．5万。^[20]可见，太湖流域苏南地区人口损失达960余万（见表2－1）。

表2－1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江苏省部分地区人口的变动

资料来源：据曹树基：《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太平军入浙是咸丰八年（1858年），杭嘉湖人口损失主要发生在1860年后。嘉兴府咸丰八年，人口约317．8万，战后人口仅剩34．3%，人口损失208．7万，人口损失率高达65．7%；杭州府，咸丰八年人口为372．1万，同治四年（1865年）全府土著人口为72万，仅占战前人口的19．4%，人口损失300万；湖州府1858年人口大约298．9万，战后仅存63．2万，府属7县人口损失235．7万，人口损失率达78．9%。^[21]整个杭嘉湖地区，人口损失达744．4万，若扣除非太湖流域的杭属二县（富阳、新登）人口损失数3．91万，^[22]太湖流域浙省人口损失数也达740．5万人。

但从另一角度看，这场战争产生了人们始料不及的后果，即在客观上缓解了江南巨大的人口压力。正如何炳棣所说：“它给中国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重新调整她的人口和土地资源。”^[23]

自宋元以来，太湖流域的人口密度就一直高居全国之冠。至清初，由于统治者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该地区的人口持续增长，原来隐匿的人口也基本纳入了户籍统计的范围。乾隆年间，江苏人口已破3 000万大关，浙江省也已突破2 000万。咸丰元年（1851年），苏、浙二省的人口分别达到4 430万、3 010．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5．94%，人口密度分别为448．32（人／平方公里，以下同）、309．74（太湖流域人口密度更高），大大超过了全国每平方公里80．69人的平均数。而同期太湖流域的人均耕地占有量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持续下降。清朝前期，当地的人均土地在4亩以上，乾隆初年降为2亩余，嘉庆、道光年间已不足2亩，咸丰元年最低降至1．3亩。在此期间，当地的农耕技术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粮食作物单位面积的产量呈现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据珀金斯的计算，江苏省的稻米亩产量，18世纪平均为550斤，19世纪降为501斤。^[24]浙江的平均水平更低些。假如以人均4亩耕地作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那么，太湖流域无论如何也不足以从传统农业中养活如此密集的人口了。明清以来，太湖流域的百姓虽广植蚕桑，遍种棉花，纺纱织布，还从事手工，经营商业，试图通过改变单一的粮食生产经济结构达到缓解人口压力的目的，但由于基础落后，不可能具有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机制，因而无法解决人口增殖与生产不足间的矛盾。太湖流域本地产粮的严重不足，只能靠由外地大量输入来弥补，洞庭湖流域、四川等地成为重要的粮食来源。但这些地区的人口也在不断增加，产量虽有提高却不稳定。粮食紧缺，必然导致粮价上涨，地价上涨，无业游民增加，社会动荡。由于人口增长与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增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太湖流域人满为患的危机日益深重。早在乾隆年间，《吴县志》的作者就已指出：“国家太平日久，人民户口百倍于前。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水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足以供人用。……向无人烟之处，今则宅舍弥望，盖不满之患，至斯极矣。”^[25]

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口耗减，客观上缓解了太湖流域超负荷的人口压力，使人地矛盾得到缓和，推迟了粮食供应极限的到来。即使到1953年，浙江省的人口也没有恢复到1850年的数量。太湖流域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率先从这一地区发展起来，与此不无关系。同时，由于土地荒芜和部分地区人口“真空”、“半真空”状态的出现，又为周围无地少地的农民和贫民提供了有吸引力的迁入地。战后，太湖流域出现了一场填补真空式的移民潮流，其结果是遭受破坏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当然，这一切都是以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无论如何是得不偿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