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民的到来

1．客民、棚民与政府控制

谈到客民，自然会与棚民一词联系起来。棚民这个词的产生，多与特定的山地环境有关；而在平原地区的外来谋生民众，则被土著们径称客民。因此，讨论土客冲突问题，必须关注这两种不同称呼的外来人群，甚至是单个的有影响力的流动人员（如商人）。其实，至明代弘治年间，客民已经在太湖流域地区移住不常。不过，这时客民入住的基本目的是从事经营活动。如绍兴籍客民，一般在每年的秋收之后来到吴江县等地，主要从事养鸭，因此也被当地称为“鸭客”。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期，是与秋收之后，当地水田中多稻谷残穗和鱼虾之类，利于鸭群的养殖有关。极富经济头脑的土著富户很敏感地意识到这种经营有利可图，他们为“鸭客”提供了放养鸭群的便利，将部分空房出租，按期收取一定数量的鸭蛋作为报酬；另一方面，鸭粪可以留在水田，为以后的农耕提供了一次增肥的机会。^[16]从农业生态学的意义上说，客民的这种经营活动对地方生产是十分有益的。

在清代，客民中的重要成分是棚民。对于这个词的来源，《清史稿》的编纂者们曾做了一个界定：“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17]雍正元年（1723年），张廷玉等人上疏讨论当时客民对入居地的扰乱行为，指出：“浙江衢州，江西广信、赣州，毗连闽、粵，无籍之徒流徙失业，入山种麻，结棚以居，号曰‘棚民’。岁月既久，生息日繁。其强悍者，辄出剽掠。”要求中央下令各地行政长官慎选廉能州县官对此严加约束。^[18]两江总督查弼纳则分析了棚民问题最为严重的江西地区，仍然认为最好的办法仍在编定保甲制度，用稳定的户籍制度加强控制。雍正二年，为了同样的地方治安问题，要求中央将太湖周边地区增设州县，增加地方驻军，进一步深入控制这个财赋重区。^[19]结果如所周知，雍正二年后太湖流域地区增设了不少州县。

在浙西乡村，新增州县的数量少得可怜。加上山地特殊环境的制约，仍然无法从根本解决客民到来后的环境破坏问题。对棚民编设保甲进行控制的做法，却得了地方政府的倡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制定了十五条规章制度，其中有一条规定：“凡客民在内地贸易，或置有产业者，与土著一律顺编。”将客籍民众与土著混编在一起。而对于山区丘陵地区谋生的棚民，更有详细的规定：各地的山居棚民要按户编册；沿海的“渔船网户、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均归就近保甲管束”^[20]。通过这些政策的约束，地方政府有权对本地的外来客民进行常规的管理和控制。在赋役制度上，清代最初沿袭明代3年一编审的做法，到后来就改成了5年，并对各类城乡居民进行分划，当时已经出现了市民、乡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21]，使客民成为居民类型中的固定成员。

所有这些控制手段，在乾隆二十八年进一步得到强化。中央规定，各省地区的棚民如单身到山区赁垦，先要在原籍州县领取印票，并有亲族作保，才可以在外地租种安插；至于来历不明的，责令保人纠察报究。^[22]事实上，如此严苛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多数棚民的遵行。贵州道监察御史张鉴曾上奏指出，浙江省近山地方的客民到嘉庆时愈聚愈众，成千上万，居住地离城又远，“地方官不能弹压，任其散处，漫无约束”^[23]。如在湖州府的长兴县，地界太湖与低丘山地之间，共分十二区，上六区属山乡，下六区濒湖，至嘉庆时已经有许多福建、江西籍的客民携带妻子和资财，陆续前来从事垦山等经营活动，租荒垦山多达130户。^[24]政府对这里的管理一度显得十分散漫。^[25]

道光初期，在江南巡抚的陶澍向中央重申，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州县山区，到处都是棚民在租山垦植，且大半是温、台一带沿海之人，必须全部编定保甲，责成州、县官据册稽查，严加防范。^[26]

同治年间，湖州地方在知府宗源瀚的率领下，发布了编查棚民保甲的规约，主要包括：一禁客民承垦田产抗粮、抗租；二禁客民赌博、盗窃、奸拐、结盟、拜会；三禁客民私藏军火器械、窝结匪类；四禁客民欺凌土著、强拼山货种种生事。另外还有配套的棚编册、门牌、腰牌制度，希望能起到强制约束的作用。对客民管理较有成绩的地方基层领导，则将颁发花红、奖匾，以示奖励：

棚民之中棚头、棚长，土著之中甲长、牌长，三年之内约束有方，稽查认真，无容留匪类等事者由官给予花红，并赏给“明干勤慎”等字匾额，平日仍优以礼貌。

同时要求府属七县，不分县域疆界，一起合力查办客民问题，实行跨政区的联合，巡检及委员差役薪水饭食等项经费，先由乌程、归安二县垫给，最后由七县按大小股份摊派。另外，为了加强客民来源的清理，对当地水程的重要交通航船，还定了详细的禁约。

这时期，湖州府控制客民的重点地区，是属于归安县的埭溪镇：

客民赴埭者，多由航船装载，应由县给发循环印簿二本，责成该船户于温、台等处客民搭船时，船户必须查看，如藏带军械，断不准搭载。其搭载者，先问明来历及赴埭是否垦荒，有无家室、农具，或寻觅亲友，填入簿内。船一到镇，立时报请埭溪巡检赴船查验，询明投何山何村何棚何人，一一明白，别无可疑，登号后，方准登岸。如无家室、农具、身带器械，立时送县讯明，递解航船载有身带器械之人，立提该船户送县究办。

埭溪处在湖州城至武康的交通要道，西有安吉，东有乌程，属于政区边界，疆界交杂之地，是同治时期被认为土客问题最严重的地区。^[27]曾经浙江省政府的同意，这里派驻军兵100名，另有炮船两艘停泊在镇，协同埭溪巡检，以资弹压。^[28]

2．客民的租垦

太平天国战乱后，浙江地区田亩荒芜，昔日繁华的市镇大多被焚毁，乡村更是人烟寥落，所谓“连阡累陌，一片荆榛”。当时政府对此的应对措施，是将垦荒作为第一要务，由此使外来客民数量的增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29]

一般来讲，租垦要按照民间买卖田产的常规，根据时价进行，要立卖契，并由县里核实批准，制定契税，所有应纳税钱和漕粮都移入买户名下。一些棚民知道不能按时价购买山地后，就出高价承租，使土著百姓贪图其利、富户也不跟他们争，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政府批准的税契成立，都是不能转卖的，所以棚民就采取了“召租”方式，根据山地肥瘠情况，立下10年、20年或30年的期限，产权仍归土著卖户，到期后棚民归还，但不负责漕粮的交纳。^[30]

在湖州府，棚民“初至时以重金土人，赁垦山地，赁之钱倍买价，以三年为期”^[31]。其客民群的来源以宁波、绍兴、湖广、安庆为主。在安吉县，根据同治十年的保甲编排结果，客户数达到3 291户，远远高于棚户数464户。^[32]再以南浔镇来说，其四乡荒田达到十分之三，乏人垦种，以致汙莱满目。而湖州本部山田荒旷的就更多了。从同治至光绪初年，湖北籍客民漫延到湖州府东部地区，结果一圩之中无主荒田无不被其占据耕种，并搭盖草棚居住下来，每圩被占者不下数十、百亩。^[33]

再如嘉兴府城乡地区，在咸丰兵燹之后户口流亡、田荒不治，到同治初期，政府采取招徕移民复垦的做法，一开始就引来了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四府地区的农民；光绪五年，河南、安徽、湖南以及江北等地客民相继而至，人数迅速增加。^[34]较有代表的是梅里镇（即王店）的东乡地区，客垦较多，其中更有依靠垦荒起家、田连阡陌以致富庶者。^[35]

但是，有的棚民承租期限未到，见山土被刨尽就移徙他乡；期限已到而山土未尽，即将所种苞谷与土著业户均分，直到山地再施耕种未止。这种后果使土著受害极深。同时，经过几十年的山地垦植，棚民都是“年丰则蚕食山场，岁歉则城乡盗窃”，给地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36]

另一方面，棚民带来的苧麻等作物，使本来山土高燥多石、不利稻麦的浙西乡村，带来了一线新的生机^[37]，也使当地人看到种植这种新型作物的暂时利益。例如蓝靛，俗称“青”，每年二三月下种后，收获时取汁成靛，“获其价值，数倍于谷、麦”^[38]；而且在培植上比种五谷要省力得多^[39]，每年还可收获三四次，江浙一带的染坊都很需要。^[40]

3．客民的来源

从上文的简单叙述中，我们看到，深入浙西乡村客民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在时间上前后有所不同。客民的身份，多半是无籍可归之人^[41]，也就是在原籍本无土地可耕。道光年间，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出现了数量更多的客民，由于多处山区，他们以租典山地、垦种山薯等作物为生，其来源当时基本以温州、台州沿海之人为主。^[42]从全国看，川、楚、粵、黔、皖等地寓居外地的无业人员，数量上已多达几百万，生存仍然是依靠亲友的扶携，从事垦荒种地，并在山区临时建搭棚屋以作栖身之所，一旦因土地瘠薄、收成不足维持生计时，即改徙他乡。^[43]

湖州府等地乡村，前来垦荒的客民籍贯，以河南、湖广人最多，温、台人次之；工作上多移居不常，一般是在农忙时作散工，夏来冬去，人数越来越多。如在长兴县的四安治安官署所在的方、谢两个区，属于吴、皖通衢要道，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较深，战后外来客民就占了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七八，由于人员多良莠不齐，这些地方被政府列入了重点治理的范围。^[44]

同治九年，初到湖州任知府的宗源瀚，出于地方治安的需要，曾详细分析了该府境内各县客民籍贯的差异。他说：“湖属各县中，安吉鄂民居多，孝丰宁、绍为众，长兴武康等处多温、台之人。”^[45]客民的其他来源地，还有附近的丹阳、句容、溧水等，较远还有的山东济南，安徽歙县、祁门、安庆，浙江金华、兰溪，山西芮城、昔阳，河南开封、光山等地。这些客民的到来，引起了士绅们的警觉，在地方志书中将他们对客民的看法与态度，或详或略地都有记录。例如，在杭州府的临安县，从乾隆到光绪年间外来棚民大幅度增加，当地文人作了一个描述，说他们散处山谷栽麻，“其人去来无定，性情强顽”。^[46]

总体上，杭嘉湖三府的外来客民群在乡村地区有一定的区分，主要是绍兴、宁波客民移入嘉兴南部和杭州附近，温州、台州、河南与湖北人则主要迁入北部和西部地区。^[47]

4．客民的经营活动

当然，客民的入居，会影响到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及其习俗。我们从浙西到整个太湖流域的大范围来看，客民对当地乡村的渗透是广泛而深入的。除了租山种植玉米、蓝靛、番署、花生、苧麻等作物外，在其他很多方面，客民经营活动还有着较强的影响力。这样的情况很多，兹举数例。

湖州府的双林镇，是个工商业都极活跃的江南小镇。镇上的小手工业生产十分丰富，多有外客民经营者：

工各居肆，百业俱备。其石工、木工、染工、剃工，大半来是他乡。油坊中工作人有“博士”之号，籍则长兴及江宁者为多。黑坊、胶坊，均本镇人。其余各业，则主客参半。^[48]

明末以后，浙西地区的百姓耕地，习惯使用人力，一般不用牛耕。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与张履祥的《补农书》都分别谈到，“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蓄牛力”，桐乡地区“不宜牛耕”。太平天国之乱后，田土荒芜，人口减少，人力不足。客民到来后，为其牛耕的推广提供了基础。^[49]

在乌青镇地方，经历咸丰庚申（1860年）、同治甲子（1864年）两次大的战乱，村落空虚，田地荒废，河南、湖北、安徽与浙江的宁波、绍兴、台州的客民纷纷前来垦荒，全用牛耕：

其耕具有锄犁，有水盘。其用锄犁，以绳系之牛肩，牛负以行，且行且耕，垦田治草，并属便利。其用水盘，以水车衔接于盘而使牛负之，旋转以行，蓄水泄之，皆极适用。既省费，亦省功。乡民近亦有用牛力耕田者。惟无力置牛，以资租赁。^[50]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于桐乡濮院镇地区。在生产上，客民只用牛耕，而且灌田戽水也用牛力；客民还种花草来壅田，当时种草1亩可以壅田3亩。^[51]从而在生态景观上，客民的活动改变了当地不少原有的生活面貌。再如，在嘉兴新塍镇四乡，本来只种南瓜、丝瓜和西瓜，自客民来垦荒后，带来了麻瓜等新作物，特别是“鸎粟”（即鸦片），都由客民培植，因为利润远高于桑麻业，很快在镇的东南乡首先得到了推广。^[52]

再往东，松江府地区的人多不事蚕桑，道光末年浦南乡开始有人在当地试种，华亭地方也有种植；到太平天国战乱后，浙西及江宁人避难于浦东，对蚕桑业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得到了官方的鼓励。^[53]特别是在奉贤县，从来不务蚕桑的土著民众，到咸丰末年在客民的带动下，出现了许多树桑饲蚕、擅长治丝者。^[54]

客民的其他一些小本经营方式，也很能引起土著的关注和兴趣。如在金泽镇地方，萧山籍客民在当地开设孵坊，专门在春季收取鸡、鸭、鹅蛋，孵出的幼仔乡间百姓都来争购。^[55]至于日用奢侈品，松江地方从明代万历年间起因徽籍小木匠所具的精巧工艺，很为当地百姓所赏识，甚至嫁妆杂器也争以“徽匠”的制品为上。^[56]清代在这方面仍未有大的改变。

大量的客籍商人在浙西与太湖流域更是十分活跃，他们主要在乡镇中从事贩卖诸事。在苏州府，花树店自桐桥迤西共有十几家，拥有许多“花园子”，经过加工后，这些花树主要经由客商外销，“有来自南路者，多售于北客；有来自北省者，多售于南人”^[57]。事实上，在乡镇的活动，客商是有一定的地区性的，就嘉定县区内来说，布商主要集中在南翔、娄塘和纪王；靛商活动以黄渡、诸翟邨、纪王镇、封家滨，花商多聚集于县城东门外，米商则集中在西门外；盐、典各商与大铺户等更是多为“侨客”，临时寓于县城或市镇中。^[58]另外，因丝绸业经营的高利润性，使许多外来商人争趋此业，并以同乡聚帮，希望增加竞争力。如嘉兴、湖州二府交界的乌青镇，丝绸业的发展到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公司组织。当时的染坊公司主要为南京和绍兴两帮客商所占。潘恒利、吴生泰、郑隆盛等染坊，就以雇佣南京籍工人为主；长期兴盛的朱宏茂、恒泰、亿泰、茂泰等染坊，都是雇用绍兴人。^[59]另外，在棚民大肆入山租垦的过程中，商人更是积极地参与土地兼并。康熙年间的浙江平湖地区，土地都被新安富商（即徽商）盘踞，所谓“世家巨室半为所占”。^[60]这样的例子，在其他地方都可看到。

总之，客籍居民必然带来原籍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一方面影响着地方社会，另一方面也在被地方社会所同化。但这个过程是较为复杂而漫长的。而且在客民中因垦荒而致富的并不多。所以当时人还看到，棚居客民虽对地方社会有不同程度的危害，但在一些山区，差役多由客民充当；棚民更是居无定所，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有的一年之中迁徙数地；即便是已造房屋者，多零星散杂，还未达到比邻而居的地步，生活上存在十分艰难的一面。^[61]至于土客之间的冲突，更是从未终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