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太平天国战争前后的土客矛盾
就整个清代而言，“夷、汉之杂处，土、客之相猜”，一直是政府十分关注的地方大事。[62]系统的土客冲突记载，属《清史稿》较为全面。它表明，在清代中后期，大部分省都有客民与土著民众的冲突事件发生。地方与中央政府往往将客民闹事与盗匪之乱同观，而对客籍人在移居地方编定保甲，是希望“泯其主、客之形，宽其衣食之路”，从而为地方的长治久安创造一定的条件。[63]至于客民的占垦外省土地，同治初年的政策是一个诱因。由于军备的需要，曾下令凤阳、颍州等地驻军开垦邻近的废田，不久这种做法推行到了各地。客民开始大批外出占垦土地，原来逃离家乡的土著回来后，为土地的归属权问题而发生的控争便不可避免。[64]
但从明末以来到清初的棚民，曾多次发动大规模的抗争，特别是浙江山区的闽籍靛民、箐客[65]，对地方震动较大。而许多客民的无行，也给土著民众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康熙初年，枫泾镇等地仍以产布闻名，多设布局组织经营。但布局中所雇的江宁籍染匠、砑匠，常常往来成群、扰害闾里，土著居民对此痛恨不已。[66]苏州城内外的踹匠不下万人，“均非土著，悉系外来”⑤，都是很早就从江宁等地迁来[67]。他们经常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齐行要求增价，甚至捣毁官示。[68]
在湖州府的长兴县，雍正十三年五月间米价暴涨，土客在交易中就发生龃龉，土著民众指责客民故意抬高米价，耸动官府驱逐客民回籍。此事当然并不属实，县令也对客民做了一些安抚，仍移文棚民原籍，取来亲邻保状，加上地方官印结，移县存档。[69]然而，长兴县的棚民似乎显得特别不安分。嘉庆十九年（1814年）间，在朱砂岭、四安、水口等地界，“不安分”的棚民们恃强聚党、伙斗劫夺等行为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及时惩办，被御史张鉴告到了中央。[70]但据浙江巡抚在嘉庆二十年二月的上奏，这次土客冲突已经得到了控制；同时专门议定章程，来应对外来客民的不安分。[71]这表明，对地方治安有较大威胁的盗匪问题已经关涉到棚民聚居区。
道光三年（1823年），湖州知府方士淦曾决心剿办棚民、永禁赁种，希望达到“除盗窃之窟”、“清水利水源”的双重目的，结果也未能完成。[72]而前来“寄垦”的温、台等地客民，又擅长剽劫，对地方百姓多有危害，为政府所不容。[73]
太平天国战乱后，从同治至光绪初年，被大量客户占据的湖州府地区，无主田地尽被垦占。他们“性情狼戾，欺压土著，强取芸蔬，借用农器，时多口角”，就连地保、圩甲也畏之如虎。在南浔镇四栅的沿乡棚民日渐繁盛，后来设了一个“客民委员会”来对客户编立户册、门牌，以加强控制，但土、客之间始终不能相安无事。[74]同治年间，身为湖州知府的宗潮瀚反复向上级政府申控，要求派驻军队，由巡检遍查山村地区，将宁、绍、温、台等籍客民按照地方章程，择立棚长，互相约束，加强对外来客民的管制。[75]
在土地利用、开垦上，客民的方式又与土著相异，也会引起土著的不满。如开垦荡田，客民开荡地而成的田都要比土著习惯经营的水田高。由于荡田高、水田低，荡田的排水常会流入低洼的水田，所以每逢用于排水、灌溉的沟洫开筑，土客之间纠纷顿起，甚至有“涉讼经年不解者”。[76]这是当时人所谓的“土客杂耕，时有龃龉”[77]，进一步昭示了土著在心理上对客民的仇视。
至于土地税，由于被客民垦占后的田地均不纳赋，而原来的业主仍不得不要交纳原定的粮额，政府又不作割除的处理[78]，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矛盾。光绪年间，嘉兴新塍镇地方志的编撰者们，痛恨地指出当地有三大害：第一害就是“客”，所谓“昼则佣耕夜则劫人”（而且客民之佣以温、台为最恶）；第二是“帮”，时称“其群若蜂，其踪若鬼”（当地有庆、洪二帮匪）；第三是“教”。[79]民国时南汇县二区旧五团地方（今南汇县祝家桥地区）的民众，依然十分清楚地忆起，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间，被称为“光蛋”的客民充斥市肆，到处掳人勒赎，名曰“拔财神”。他们自然被目为流氓，其行径也触犯了法律，经知县戴运寅主持的下乡缉捕活动，被缉获桶毙的不少，客民的流氓行径渐次敛迹。[80]在经营葬仪方面，本来由土著自己经办购地营葬诸事很易办理，但“客乡来葬者把持地段，争昂其值”，间有老妪、寡妇不能做工者，就环索照派，或者越境夺工，动辄殴打。当时人也很无奈，认为“此种恶习，各处皆然，卒难禁革”[81]。
2．土客善后章程
当然，从嘉庆年间开始，土客冲突的严重性已迫使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严厉的措施，首要目的是做好棚民户籍的及时编审工作，对安分的棚民实行入籍安插的办法。当时规定，从嘉庆二十年开始，租种超过20年的，并且有田产、庐墓，娶有妻室，即准许入籍；年份不长，但也已经置产缔姻而不愿回籍的，等期限满后也准其呈明入籍；如果没有置产缔姻、租种山场年限不到、租票内没有注明年份，暂时作安插处理；年限未到的等年限满了就下令退垦，没有注明年份的酌定5年饬退。这些人都不准再种玉米，以免妨害农田水利；另外，对他们登造保甲册籍，棚民30户就设立棚长1名进行管理。[82]
这些措施在预防土客再次出现纷争的同时，也给客民以一定的保护。但是，许多客民在租垦山地的同时，仍有骚扰地方的行为，道光初期余杭、临安、湖州等处多次发生客民的抢劫案就是一个明证。[83]
在湖州府归安县的埭溪地方，山丛林杂，离郡寫远。同治九年后任地方行政长官的宗源瀚指出了这里的特殊性：
兵燹以后地旷人稀，土著寥落，温、台等处客民藉垦荒佣工而至者不一而足，奸莠夹杂，欺凌土著，聚赌为盗，收藏枪械火器，无所不至。前数年埭溪盗案颇多，卑府去秋七月到任后，访悉其故，鼓励本镇之民联络巡防，添设栅栏，札饬埭溪巡检会同营汛，督率稽巡，并商饬归安县雷令，严捕盗贼。……其客民恃众欺压土著，种种作恶，亦经卑府叠次示谕严禁，并访悉客民中之强横著名者，饬县拿案讯究，其有拦阻要路，搭盖棚厂，藉行诈扰者，亦饬发别押迁，焚毁在附镇各村，客民稍知畏法，惟山深村密，离镇数十里之村稽察所不能遍，受害者往往隐忍，不敢控告。卑府伏思该处人少土荒，客民如安分垦种，佣工原不必事驱逐，而强横之徒难以容留，且若辈幸遇丰岁，有花息可收，设遇岁荒，何堪设想。山野之中，兵役去则各皆兽散，兵役回则又麕聚。
而且，所设立的“棚头”、“棚长”往往是滥充虚设，客民土著不能互相钤结。客民给地方民众的印象及其恶劣影响基本是这样的：
游手浪荡，并无垦佃，山僻聚处，私藏军械，赌博、盗窃、伪诈，无事不为。此不垦荒客民之病也。土著寥寥，为客民所欺压，其懦者招客民为雇工佃户，而不能约束；不肖者勾结聚赌，容隐匪类，卒之身受其害而不知悟。此土著之病也。
有的县差前去提拿闹事客民，居然“被殴而回”；有的地保被逼服毒，出于客民凶狠难制，许多地保纷纷到县辞职。[84]
所以，随着客民的不断增加，浙西各地都出现了客强土弱、土著屡被欺凌的情况，甚至命案不断。在光绪五年间，浙江布政司任道镕即颁发了《土客善后章程》十条，希望能起到一些遏制的作用：
一、原垦客民来去无常，凡有增减丁口，迁移地段，上该客总会同圩董报局转报，核给牌照。如敢隐匿，提案惩处。
一、新到客民责成客总查明，具保会同圩董报局转报，拨田垦种，如有名未入册擅自择肥翻垦者，提案究逐。
一、各帮客民只准翻垦荒田，若将民人完粮熟产擅自霸管，照“强占”例治罪；如系客民垦熟之产，乡民控指占熟，审实坐诬。
一、各帮客民凡系垦种有主田地，准作客佃，照章完租；其垦种无主田地，以一年为限。如有业主呈契指认，四至相符，饬令客总、圩董公议，贴还垦本，收回管业，报案注册。
一、客民棚石除携带眷口、雇佣工作填入门牌外，此外游手好闲、牌内无名者，不准容留；如有窝藏、窝赌、奸骗、吓诈情事，究逐拆毁。
一、客民倘有携带军器、刀械、火药等件，责成客总搜查缴案取具，并无违例私藏切结送查，如违重究。
一、土民间有废屋，客民不得擅自居住，其农具器物亦不准恃强移借，致启争端，如违重究。
一、民间以蚕事为重，饲蚕以蚕叶为先，客民如愿养蚕，必须自买桑叶，不准偷窃扳摘，致害蚕功，亦不准砍伐坟荫，剥削附皮，贪利骚扰，如违，查出重究。
一、客民甫经到地，试种杂粮，情尚可原，次年须改种禾稻，一律承粮，不准取巧避就，亦不准于秋收后逃避他往，致亏粮额，如敢违抗，惟该客总等著赔。
一、客民性多强悍，土民易启猜嫌，偶有衅起，细微口角争竞，责令客总、圩董秉公调处，倘实有纠葛，则报官审理，不准纠众械斗，互相报复，如违，查明首祸，无论土客，尽法惩治，圩董、客总人等徇私袒庇，致酿争端，一并究办。[85]
此后，一些新的措施被制定出来，以加强对地方乡村的严密控制。就在光绪六年，各县开始清查田地荒、熟情况，对客垦户田另编清册。次年，嘉兴知县施振成将温、台、宁、绍、河南籍客民分为三大帮，每帮设客总、棚长、甲长若干，专门负责客民的稽查工作；设立了“清垦局”，邀请乡绅作为董事，每庄还分设圩董，协同客总监督圩长、保长、棚长等人的编查工作，将客民开垦的田地按业户有无分成“客佃”和“客垦”两大类，各给门牌、执照，要求他们必须承担租粮；其中发生的土客争斗由“清垦局”的董事们负责核办。光绪八年，巡抚陈士杰还在为客民的霸产、占屋、砍树、酿命等行为下达禁谕。同时，秀水、海盐两县的客民因屡犯命案，逃到嘉兴县避难，“清垦局”的董事程瑞生、石芳采等人为此深觉为难，只好重申光绪五年的《土客善后章程》，要求土、客双方都须严格遵守。同年，嘉兴知府许瑶光对客民的禁谕也到了，嘉兴知县施振成以客民时有向土著占屋、霸产、砍树、伐桑、借物、放牛及一切争角衅端，制定了“局单呈报法”，允许受害土著随时可向“清垦局”填报“清垦局单”，呈县核办。[86]
《土客善后章程》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土客在一般生活细节上的冲突，即客民的窝藏无业人员，窝赌，奸骗与吓诈行为，私自携带军器、刀械、火药等违禁物品，占据土著的废旧房屋，强借土著的农具，偷摘土著的桑叶、蔬果，砍伐当地的坟荫，非法乱种杂粮，放牛不用系绳以致随意践踏土著农田[87]，等等；而政府采取的强制措施与调和政策，都没能从根本上防止这些冲突的不断发生。长期积聚在土著心理上对客民仇视与痛恨，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冲突或械斗的发生。
3．光绪年间的土客大冲突与社会反应
土客大冲突的严重事例，在地方志乘中多有记录。依赖当时一些乡村的贤达人士之笔的详细描述，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冲突是长久的。例如，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嘉兴新塍镇地区发生客民滋事，导致镇到间东桥一带罢市三天。[88]次年，在嘉兴、湖州两府接境的乌镇、濮院等地，发生了一次土客大冲突，乡村民众对此均记忆深刻：
二月初八日，土、客械斗塘南、北，客棚焚毁殆尽。土客情意未洽，每因口角启恤。土民畏其凶横，久深积忿。二月初三日，秀、桐交界之前珠庙演戏，客民叶少明、王老七等赴庙戏，与摆摊之江北人买糖争论，江北人为客民殴伤。土民旁观不平，帮同争斗，获住客民张福山等评理，叶少明邀人夺回并于次日纠众前往报复，扫毁附近土民住房数间。有陈木大刀出头声言客民屡次强横，土民难以安身，纠合高锡毛、毛葆成起意放火烧客民草棚，乘势驱逐。初八日早齐集陡门，陈木大刀先令地保陆村荣及土民钱阿三、姚三、唐阿五、徐慎大鸣罗锣助势，自与高锡毛、吴加大、朱五、姚得元等，在塘南、北客民草棚放火，登时延烧二十余间，烧死程方全一命、不识姓名三命。陈木大刀又至董家桥、新塍、濮院一带，到处草棚焚烧，土民随众附和，客民赶上扑打，于混乱中又伤毙客民鲍有才、鲍桂生、王武全、王运来四命，并焚压，另毙三命，陈木大刀等遂将各尸抛弃于河而散。旋经委员徐士霖等会同府县，将秀水境内河南等省被累客民妥为抚恤，其有情愿回籍他徙各户，或给川资，或还垦本分，起押送出境。案内尸亲及庆讯之人暂备质，此外本省宁绍客民均愿仍留垦种，酌给耔本，照常复业。惟桐乡被累客民尚未开报，于四月间屯聚乌镇地方，先只三十余人，以找寻绅士伸冤复业，为词群聚社庙，刘琴山向在该处开小押铺，从中煽惑，即至该处同知衙门要求复业，一经官为开导，当即退出。随有无赖游民闻风附会，聚至二百余人，沿街需索使费，居民惊惶，经札委候补道唐树森等驰往查办，立将刘琴山拿获解省，附从之人亦即解散。查出桐属河南客民实有原业可指者，除自愿承领垦本之十七户不计外，尚有三十七户酌给棚厂牛具资本，清还原垦之田，极前耕作。案经浙抚刘秉璋奏结，将陈木大刀等置于法。[89]
这样大的冲突事件，居然是从一个买糖的小争论开始，但它对本地，对临近地区，影响却很大，如被冲突扰及的新塍镇，当地人高阿九（即高锡毛）最后因此而被判死刑。[90]此事的详细情形最初见于浙江巡抚刘秉璋的结案陈词《奏结土客滋事案折稿》，后被一些地方志所转载。
二月份发生的这次土客大冲突，很快报到了中央，经过中央几个部门的讨论，到五月初十日要求巡抚刘秉璋再调查详确后，按律定刑。刘具奏了杭、嘉、湖各府客民开垦荒地与土著发生衅端的情况。中央仍要求刘督饬属员将客垦地亩详细清查，议定章程办理；同时，令军机处寄出光绪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御史黄光柽所奏的“江浙匪徒蟠结请饬分别惩办”折子，要刘秉璋好好阅读。结果，如上引材料所示的那样，刘秉璋与候补知府徐士霖、候补道唐树森、杭州知府吴世荣及前任林述祖、布政使德馨、按察使丰绅泰等对案情做了详细审查，将涉案人员作了最严厉的惩治。[91]
但这个事件并未因官方的仲裁而告终，直到光绪十一年，客民仍在不断制造摩擦，屡次滋事。[92]类似事例，更多的还见于浙西山村。那里的客民租山立厂，还有“游匪丛聚”的嫌疑，这当然会影响到地方治安。早在道光二年后任闽浙总督的赵慎畛，在缉捕闹事客民方面，曾有不俗的业绩。[93]这也表明，在政府的意识中，客民问题与地方盗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从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也能看出这一点。
光绪十六年，嘉兴知县赵惟嵛认为客民容留同乡易滋盗源，而土客争端仍未平息，就续订了《章程》四条，晓示各地乡村：
一、议按季编查，每十户立一牌长，有甲长处，即责成甲长，如不及十户，亦立一牌长，俱分隶甲长，专察客民，不准容留同乡，令圩长会同编查其丁口及雇工年貌、籍贯，开册呈县，由绅协同镇董，率棚头、甲长，亲诣覆查，如有不符及容留匪类，惟牌长是问，并提究逐。
一、近有盗案大率温、台帮之雇工，应将客民雇工年籍开明，倘有更换，随时报由，牌、甲长禀县存案，其间月停工，即资遣回籍，不得逗留。
一、严禁砍伐树木，摘取桑叶、蔬果及放牛无绳，任意践踏，土客衅端，往往由此。大则酿命，小则斗伤。嗣后如有前事，准事主会同镇董捆送到县惩办。
一、客民循良居多，凶横者不过十之一二，近来土客交涉细故，大半由镇董排解，其不得已到案者讯系曲在客民，或所犯较重应即递籍收回所种之田，责令圩、保招垦，庶惩暴即以安良。[94]
这些措施，在其他地区政府对客民的具体管理事例中，可以发现其普遍意义。湖州府的长兴县地区，向来被认为是盗匪多发之地。由于乡村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一般百姓十几户都无力购置政府需要用于弭盗的警锣，于是在光绪十八年，知县尹丽枢开始仿照北魏李崇村楼置鼓传递警声的做法，捐出养廉银，用于制作竹梆，挨村分发，遇到盗患发生，就敲梆示警。长兴县的四安治安官署所在的方、谢二区，属于吴、皖通衢要道，在太平天国战乱后，外来客民占了十之七八，被政府列入了重点治理的范围。[95]
4．其他纷争
不可否认，在危难时期，土客也曾出现过暂时的联合。在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十三日太平军攻陷金山地方城乡后，土匪蜂起，地方绅士召集土、客各勇士联合护卫家乡[96]，但这种联合是很短暂的。太平天国战乱后，各地重建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一些地方因田地赋税问题导致了土客大冲突。如皖南等地在兵燹之后，政府曾规定客民占垦可以不交赋税，但在这时清丈田亩不问土、客之别，又致客民乱起。[97]
另外，土客矛盾并非浙西地区为烈，在太湖流域东部地区，土著与客民在生活与生产上也出现了许多难堪。兹举数例说明。
在吴江县盛泽镇等地，绍兴籍客民垄断渔业，所以市场上出现了土著不见鱼虾的尴尬局面。[98]元和县的烟业经营中，徽籍与苏籍两帮商人存在着利益之争，地方政府要求他们在当地进行的社会公益事业“各归各帮办理，不准紊越派扰”。[99]由于行业的发展与外来商户的增加，必然在旧有行业系统上产生新的矛盾。杭州府地区锡箔业的商派分化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就锡箔分地销售的情况而言，宁、绍、台、金、衢、严、温、处八府作为东路地区，一向归宁波帮贸易；而嘉、湖、苏、松、扬、镇、南京、徽州为西路地区，则归绍兴帮贸易；因杭州府为省城总会之区，所以宁绍两帮可以“并相交易”。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当地关于这方面规范的碑记已经荡然无存。到光绪年间，杭州府仁和县根据锡箔业商民的共同呈请，勒石刻碑，重新确定宁、绍两帮的贸易规章。[100]乡村的副业经济中，养蜂曾经是一种获利较好的方式。在金山县张堰镇等地，客籍蜂民大肆放摘田间菜花，而黎里、浙湖等帮蜂民因张堰乡村油菜较多，就召集无业人员在开花时节前来放蜂，引起土客之争。[101]
在社会教育问题上，也存在土客矛盾。杭州、嘉兴山区的棚民入籍后，其子孙如有志图上进者，政府允许他们与土著民众同样拥有参加考试的权益，但必须关会原籍立案，以杜跨考之弊。其未经入籍者，概不准滥行收考。这一做法在嘉庆二十年四月初九日就得到批准实行。[102]但另一方面，矛盾也随之产生，因为并非大多数棚民能够得到入籍的机会，所以会出现冒籍。例如在崇德（石门）县，光绪以前的地方志编纂者们已经指出这里客居者众、冒籍极多[103]，由此影响到政府正常教育系统的学额多寡问题，当然这在浙西的土客之争中并不是主要的问题。至于说土客之间的融合，两者在婚嫁、庆吊上的沟通，个别文献中所称的客民“与土著殊觉和洽”、“颇与土人亲昵”[104]，并非清代土客关系的主要方面，其矛盾和冲突仍是问题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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