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铁路、公路、轮船航运为代表的近代交通是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以铁路为例，目前学界对铁路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多集中于货物运输（物流）与产业、商贸以及城镇体系的变迁问题[1]，旅客运输（客流）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2]。事实上，不仅是铁路史研究，现有交通史研究普遍存在的一个总体性问题是：对“物”关注较多，而对“人”着墨甚少。
人口流动[3]、迁移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4]；而人口向城市集中已成为“城市化”一词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解释之一，因此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5]，其中关于农民离村和劳动力市场的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也备受瞩目[6]。但是，上述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多致力于对人口流动的背景原因、数量规模、地域分布、经济社会影响等问题的探讨，而鲜有对其行进方式和交通工具的考察分析。或许此项内容并非该领域中的核心议题，但人口流动与交通的关系和影响不可谓不密切、不深远，当前的“春运”即为最典型之个案。实际上，近代中国也同样存在着程度不同但性质相近的人口运输问题。因此，近十余年来学界已有三项研究关注于此：侯杨方简要分析了铁路在救灾与移民中的作用，池子华认为交通对离村农民空间流动的影响力最为显著，并对铁路的相关功能做了初步阐述。[7]李楠的研究则着实迈进了一步，他凭借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东北地区移民和铁路发展的历史数据，利用移民重力模型对该时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得出与池子华类似的结论：铁路发展对移民的影响超过人口压力、工资率差异等其他各种因素。[8]但以上著述因囿于其研究目的而都侧重于人口方面的论述，较少顾及交通行业的发展变迁。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交通史研究出发，对交通发展与人口流动的关系再作探讨，避免简单化或模型化的倾向。
再回到当前交通史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相关论著均缺乏长时段的定量分析，进一步而言，难以透析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未能充分利用交通管理部门的档案、统计数据等“内部”资料，而仅仅采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的概况介绍、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等“外部”资料。虽然后者的重要性固不待言，但其调查对象并非铁路本身，难免与铁路部门产生隔膜，调查手段也存在各种缺陷[9]，甚至所具有的某种宣传性质都降低了其在交通史研究中的价值。
有鉴于此，本章将以1895年至1936年[10]的太湖流域[11]为中心，以铁路部门和区域内各海关的“内部”统计资料为主体[12]，通过分析铁路旅客运输数量（简称客运量）的方法，回答通过铁路运输的这部分人口（其范围包括区域内部及周边地区向区域内的两个部分）是怎么流动而来的，又是怎么流动而去的？这其中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交通发展对人口流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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