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废弃物的处理方面，多因人口聚居状况、产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问题。
例如在杭州，城中街道的狭窄与肮脏同样令人极不愉快。居民家中扫出的砖灰泥土、水洗鸡鱼菜等，都随意地泼在墙角路侧。这不但对行人有碍，而且秽污浊气熏蒸，令人难受。这种情况虽然几经整治，最后也无大的改观。[100]把街头当成垃圾场，似乎成了人们的一种习惯，甚至并不在乎自家门前的垃圾会堆积如山。[101]
苏州城内的情况也差不多，据说大大小小至少要有五十个“土堆”。堆中的主要成分是砖头碎瓦，当然还会有死猫死狗、死猪甚至死小孩等，没有人来禁止。有人就说：“上海虽然比苏州大，从没有这种事情见过的。”苏州街巷的两口，一般都置有尿桶和粪坑，“撒尿的人一定不肯撒在桶，沿路撒去，到了热天，臭气熏天，比阿摩尼亚不知要臭上几倍。走过的人，都掩着鼻子；红头苍蝇还嗡嗡的飞来飞去，嗜他的好滋味”[102]。
而就产业来说，江南城镇重要的传统手工业是丝织业与棉纺业。根据统计，以丝绸业为主要专业的乡村市镇，主要分布在太湖东南面不大的扇形地面，包括盛泽、王江泾、南浔、震泽、濮院、乌青、菱湖、新市、石门、塘栖、临平、黄溪、王店、双林、长安、硖石等镇。[103]这些地方丝绸业的兴盛，其相伴的染织工艺，多少会污染当地水源，但如果规模不大，应该不会招致就近居民太多的抵制。毕竟，当地居民的绝大多数都会参与这一行业，以给生活之需。
染坊的重要用料蓝靛，俗称“青”，每年二三月下种后，收获时取汁成靛，“获其价值，数倍于谷、麦”[104]；而且在培植上比种五谷要省力得多，每年还可收获三四次，江浙一带的染坊都很需要。太湖流域产蓝的地方，嘉定县较为集中，所产蓝靛畅销浙江的嘉兴、湖州、杭州、绍兴等地，是“邑人生计一大宗”。[105]诸翟一带，盛产棉花与蓝靛，棉花种植本来就很盛行，而蓝靛“向年种植犹少，故其利厚，今则种渐广，而利寖薄”，不但丝绸坊用之，布坊也多用之，五六月间嘉、湖、苏、松客商骈集，都来贩买靛青，“民资以给”。[106]湖州双林镇上的绢庄收绢后，须加后工出售，时称“染皂”，以耕坞桥一带为代表的染皂作坊工作，曾达数百人，进行煮、漂、敷蕨粉等操作；还有黑坊，染练绫绸；另有胶坊，专门染练五色裱绫。在嘉庆、道光年间，这一行业十分兴盛。[107]再如桐乡县的濮院镇上，曾有4个染坊，资本额达320元[108]，完全是应丝绸所需而兴。在太平天国战乱后，大量客民涌入乡村地区，种蓝的人群由此大增[109]，染坊借此提供给棉布业与丝绸业更为丰沛的加工业务。比较而言，丝织业更需要洁净的水源，双林镇四乡因水质清冽，缫出的丝据说洁润异常，极受欢迎。[110]曾经水域广阔的嘉兴范蠡湖，据说“湖水缫丝甚白”。[111]但无论缫丝还是染坊，多少都会对水源产生污染。早在乾隆二年政府刻立的《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中，就指出了苏州等地在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政府特别强调在风景名胜区虎丘地段染坊流出的污水，对附近农田禾苗、花园胜景的损害；那些“青红黑紫”的污水，已严重危及居民的日常生活。[112]而在非名胜地区的染织业，政府对其污染问题，也许就不会那么重视了。
因而也可以说，水环境污染严重的时期，恰恰是地方工业的发达阶段。晚清以来新式机器的使用和工厂的营建，自然会加剧城乡环境的污染程度。由于传统时代生产用水与生活用水长期是不作严格区分的，对城乡河流的污染，就意味着对人生健康的侵害。
民国年间费孝通的乡村调查，已经指出地方民众对于此类污染的清醒意识：“丝厂不得不建在河的下游，否则脏水就会污染河水，使得他人无法饮用。”[113]
而据《申报》报道，1923年宝山县江湾一带，因“威士制革厂”将秽水泄于河中，污染河水，迫使江湾沿河居民诉请地方会同淞沪警厅卫生科检验水质，结果是“此水实有毒质，不能为饮料”。1928年，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对市郊农村的一份调查表明，沪南的小木桥附近因通铁路后，煤气污染当地所产的桃子，“皆黑而味涩”；沪北的蒲淞乡村，接近工厂的农田，也是受煤气毒水的影响，“每次减少生产力”。[114]
吴淞江两旁的硝皮厂、丝厂、造纸厂等颇多，所有的工业废水，“每乘潮来时放出，由潭子港流入梨园浜，水秽且臭，色黑如墨”[115]，这些都给附近的乡村市镇民众的生活与生产带来很大损害。
上海市内的苏州河，因直接与间接排入的污水及工业废水的漫无标准与限制，以致水质日趋恶劣。其他市内的中小河浜，也因上述原因，情况更为严重。制造铁钉之类的小型工场，由于任意泄放废水，居然将自来水公司的地下水管腐蚀，发生了伤害他人财物的纠纷事件；也有制造皮革的工厂，将制革废水排入地面水沟，致使臭气四溢，妨碍公共卫生，影响了居民生活。[116]
而人口的过度密集，给城乡地区带来了各方面的压力。就连水乡地区被认为有安全之虞的夜航船，也是“行人拥挤”[117]，夜间已是如此，遑论白天的航船。内藤湖南从杭州前往苏州的水程中，船舱中挤着四个中国人，已令他十分难受：“平时和中国人擦肩而过的时候，连衣服袖子的接触都使我心中不快，如今不得不硬挤到他们中间睡一个晚上，让我感到很窝囊”；船上的寂寞无聊已让他感到心烦，更使他不快的是：“中国旅客不用说被褥，连碗碟、便器都在旅行时随身携带，船上供旅客喝水的茶碗也没有一个，我不断要开水却没有盛水的东西，不得已，只好向同船的中国人借用。”[118]夜航船中的被子又多跳蚤、虱子，一个晚上的租金还需3钱，船上的食物也一样糟糕。[119]
舟船上的拥挤之况，仿佛就是江南城镇狭窄街道路面上那些“稠密拥挤的人群”的缩影，外国人颇感震撼[120]，而大小便的排泄及处理的问题，就显得突出起来。
可是与其他地方一样，江南城镇中一般也没有固定的厕所，人畜大小便都是随意随地。[121]芥川龙之介曾讲过一个严重的事例。在1921年时，他来到上海豫园前面的湖心亭游玩。他说：“（湖心亭）名字挺漂亮，可实际上个随时都可能倒塌的、破旧不堪的茶馆。而且亭外的池子里，水面上浮满了蓝色的水藻，几乎看不到池水的颜色。”一个中国人居然“正在悠悠然地向池子里撒尿”[122]。
到过苏州、杭州、上海的德富苏峰曾感慨道：“世界上再也没有像中国人那样为了一饱口福而费心竭虑的了，可是单单对厕所的要求却很低，真是让人不能理解。”[123]从严格意义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一般家庭都是没有厕所的，即便有，也是用马桶来取代。[124]日比野辉宽曾说，虽然上海人已用马桶解手，但马桶早晚都是拿到黄浦江水中去清洗，可知黄浦江水有多脏。[125]
为了防止粪便随意倒在街道上，不少城市开始建起了露天公厕。上公厕形成了中国城市的一个有趣景观：“一到早晨，要上厕所的人们就像是在火车站排队买票一样排了好长的队。”上公厕的基本是男性，女性很难看到，所以可以认为“还有一部分人是在路边或家中解决的”。有的中国人就说：“与其在那又窄又臭味儿的地方大小便，还不如在宽阔的蓝天下随便大小便来得痛快！”[126]
在上海出现的这种情况，可能是所谓“马路上的男女不平等”，“重男轻女”，即“男子有厕所，女子没有厕所”。[127]
在沈家行的街道上，民国时代已有公用的厕所，可是“厕所的构造，容易使苍蝇占据”；除此，到处粪缸排列，对公众健康显然不利；而街道隔二三天才清扫一次，经常污秽不洁。[128]
常熟的东张市上，街道上的垃圾已设专人管理，积秽较少，但“坑厕林立，臭秽难堪，装门固托空言，迁地更无办法，推厥原由，基于商业兼农肥料需要，视市坑为生产利源；然臭味四射，不可向迩，炎夏尤觉难堪。霍乱症，难保不由此发生”[129]。
民国年间费孝通调查的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居民房后，都有些存放粪尿的陶缸，半埋在土地里面；河边的道路边，也有一排粪缸；政府虽然出于卫生的考虑要求居民撤走，但都没有实行。[130]
上述这类情景，在太湖地区的城镇中随处可见。自清末民初以来，卫生意识似乎得到了政府的普遍关注，相关活动得以推进。就像陈邦贤说的，粪便问题与下水道的处理，饮食物品及饮食店铺的管理，理发铺、澡堂、公共游泳场的管理，臭味及烟尘的取缔，蚊蝇蚤虱的灭除，公共娱乐场所的管理，公墓的设置及管理等，各省市都在那里积极进行。[131]城镇环境卫生开始由警察所卫生警统一管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