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浙边界的水利纠纷与政府运作

苏浙边界地区，地势低洼，河港纵横，湖荡密布，是太湖流域洪涝威胁最严重、生态环境最易恶化的地区，历来水利纠纷十分突出。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太湖流域的联圩并圩带来了当地水系结构的改变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同样引起了该地区的水利矛盾和纠纷，其中以吴江县联圩初期引起的省际纠纷最为典型。苏浙两省行政部门为解决纠纷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尽管在协调不同利益时一度出现不同的看法，但最终使纠纷得以化解。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运作在解决水利纠纷中的重要作用，但水利纠纷的产生及解决过程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与教训。

1．水利纠纷的缘起

吴江县位于太湖下游，是淀泖地区低洼圩区的一部分，县境西靠太湖，西南是浙江吴兴、桐乡，南接浙江嘉兴、嘉善，东邻青浦、昆山，北靠吴县，总面积1 041．8平方公里。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历来洪涝灾害比较严重。1954年洪灾后，为提高防洪能力，吴江各地联圩并圩逐步兴起。1955年城厢、同里、大庙三区将342个小圩合并成46个联圩；1956年又结合灌区建设形成湖滨、长板、团结、城东、安惠、南厍东、南厍西7个联圩。^[84]1958年后受“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推动，吴江县联圩并圩工程全面推开。同年在八坼公社建成友谊联圩；1959年在太浦河以南地区兴办电力排灌工程，并在平望、黎里、盛泽、坛坵、梅堰、震泽、八都7个公社建成19个联圩，耕地23万亩；1960年又在铜罗、青云、桃源、七都、平望、黎里、八坼、北厍、盛泽、震泽等公社建成17个联圩，耕地16万亩。^[85]期间，一些联圩发生过拆并。至1962年8月，吴江县已有各类联圩71只（见表8－9）。其中大部分为1959—1960年所建。

表8－9　1962年吴江县联圩情况统计表

续　表

资料来源：《吴江县当前水利基本情况调查报告》（1962年8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1。

联圩并圩虽使吴江县联圩内抵制洪水的能力有所增强、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但由于联圩初期，缺乏规划和经验，产生了“联圩的面积过大，河港堵塞较多，上下游排水河道不相适应”^[86]等严重问题，对上游浙江杭嘉湖地区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联圩并圩，堵塞河港，致使浙江来水下泄不畅，洪涝威胁加重。

据嘉兴专署水利局1960年6月的报告，“1959年吴江县大搞打坝并圩，堵塞了70%—80%的河道，致使我区雨水难于下泄，水位急剧抬高”^[87]。报告列举四条大断面线，其中太湖经南浔至乌镇一线，原有排水河道22条，排水断面2 017．5平方公尺，经打坝并圩后，先后堵死河道16条，占河道条数的73%，减少排水断面1 275平方公尺，占总排水断面的63．2%；从南浔沈庄漾沿麻溪塘，经南麻至王江泾一线，原有向北排水河道28条，排水断面2 618平方公尺，打坝并圩后，堵死了22条，占总条数的79%，减少排水断面1 833平方公尺，占总排水断面的70%；从南浔沿运河，经震泽、梅堰、平望至王江泾一线，原有向北、向东排水河道38条，排水断面2 668平方公尺，并圩后，堵塞了33条，占总条数的87%，减少排水断面2 118平方公尺，占总排水断面的79%；从平望的苏嘉公路至王江泾一线，原来向东、向北河道15条，排水断面486平方公尺，打坝并圩后，堵死了10条，占总条数的67%，减少排水断面336平方公尺，占总排水断面的69%。^[88]

另据嘉兴专署水利局和苏州专署水利局1960年12月对三官桥至麻溪、三官桥至吴江、平望至南浔、南浔至乌镇四线的联合调查，4线共有大小河道77条，其中除洪溪、东塘河等24条未堵外，其余53条均已堵断。^[89]太湖出口调查组对太湖各出口的调查也显示，江苏省堵塞太湖出口的情况十分严重，“经初步计算有39．96%的太湖泄量已被堵塞，其中平望至吴江间堵塞情况最为严重，因而造成了洪水的排泄不畅，抬高了太湖水位，使杭嘉湖地区在1960年经常处于受涝状态”^[90]。

第二，联圩并圩，抬高了上游水位，致使杭嘉湖地区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影响。

联圩并圩因改变了原先的水系结构，一定程度上抬高了上游浙江杭嘉湖地区的水位，因而也影响到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如嘉兴县新塍地区洛东、桃园、新农、虹阳等地的河流，汛期排水方向历来是向北排入兰溪塘和麻溪塘，再由兰溪塘、麻溪塘洩向下游，“在五九年和六二年打坝并圩后，已经严重影响桃园等公社地区河流向北排洩的能力。表现的特点为水位上涨很快，高水位持续时间延长，涝情加重，农业产量受到不少损失”^[91]。又如吴兴县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水情十分反常，“广大东部平原河道水位并未因西南山水拦出、向太湖泄水道疏通而减低，相反则出现了涨得快，退得慢的局面”^[92]。1961年，“常水位与全县田面相平，遇雨田内积水不能外放，使全县21万亩农田受涝，2．3万亩严重减产，其余40余万亩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93]。这与吴江联圩并圩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从民间传达的声音中能反映出来。南浔东南等15个生产队社员反映：“往年下雨后两天两夜水位才涨，去年却一天一夜就涨高了，而且来势很凶；去年的水（雨量）是太平水，而由于吴江把港堵死之后，太平水变成了恶水。”^[94]由于太湖水长期倒灌，排水时间延长了，还增加了农业成本。南浔抽水机站，全站29台机器，一年运转38 760小时，每台机器平均运转1 337小时，高于往年40%以上；而在38 760小时中，用于抗旱灌溉的只有9 000小时，占23%，用于排水的29 760小时，占77%。^[95]嘉兴专署水利局认为，吴江打坝并圩已“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影响我区100万—130万亩农田增加排涝次数，增加排涝压力，和加重洪灾威胁的严重事件”^[96]。太湖出口调查组根据初步计算，若遇1954年雨型，太湖水位将比以往抬高0．6米，小梅口水位将达5．4米，吴兴、长兴等广大平原也将抬高0．5米左右而到达5．5米，大大超过现有堤防的高度，仅浙省将有300万亩农田遭到比1954年更为严重的洪涝灾害。^[97]

吴江联圩并圩给浙江带来的不良影响，自然引起了浙省水利部门和当地民众的高度关注，“吴兴、桐乡等地群众意见纷纷，要求吴江县拆除堵坝，以保泄水”^[98]。

2．政府运作与纠纷化解

根据群众的呼声，浙省各相关部门先后多次向江苏省相关部门进行交涉。1960年年初，浙江吴兴、桐乡两县水利局派专人前往吴江，以求解决之道。浙江嘉兴专署特向浙省政府和江苏省政府、苏州专署写了专题报告，要求予以妥善解决。两省政府高度重视，责令双方水利厅、专署和县水利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调研，会商解决。

1960年12月19—24日，江苏省水利厅、苏州专署水利局、吴江县水利局与浙江省水利厅、嘉兴专署水利局、吴兴县水利局组成调查组分二组对两省交界处排水河道泄水情况进行调研：第一组由麻溪至吴江前港河，第二组由平望沿公路至南浔转向乌镇。调研结束后，双方就两个问题交换了意见。一是吴江联圩对浙江涝灾的影响问题，浙江方面认为，1958—1960年吴江联圩，“抬高了吴兴、桐乡地区的水位，加重了涝灾”。江苏方面则认为，“大河未堵，抬高多少，影响轻重？必须进行调查研究”^[99]。二是吴江联圩对浙江农业生产的影响，浙江方面认为，“由于吴江县联圩并圩，堵死了大量河道，阻碍了上游排水”，“威胁着大面积良田的农业生产”^[100]。提出应本着“下游治水不能影响上游，上下游兼顾”的精神，双方会同解决。江苏方面则认为联圩并圩采用的内外水分开，预降和机电排水是水网地区根治涝灾的方向，“至于减少一些过水面积，抬高一些水位，应进一步分析研究，权衡利害大小，采取最有利于农业增产的措施，获得解决”^[101]。

1961年1月下旬，苏浙双方又成立联合小组，对吴江联圩对浙江影响做进一步调查。浙江方面由省水利电力厅农业局局长钟世杰、嘉兴专署水利局局长于耿琪等人参加；江苏方面由省水利厅副厅长洪宗义、设计院副院长王厚高、苏州副专员周公辅等参加。调研组于1961年1月26日—2月5日，对吴江县南部的震泽、青云、桃源、坛坵、铜锣、盛泽、平望、梅堰八个公社的并圩及河道堵塞情况、浙江省南浔附近和乌镇以南至沪杭铁路间的水系及流向、苏嘉公路上桥梁的通阻情况等进行了实地查勘。调查结束后，根据双方提供的资料，进行了会商。但双方就吴江联圩工程对浙江的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影响性质持有不同甚至相左的看法。

首先，关于影响的程度。浙江方面的观点是：（1）由于吴江并圩，1960年（并圩后）比1957年（并圩前）抬高水位43厘米；（2）一次雨量100毫米，上游要抬高水位20厘米；（3）如遇1954年水情，上游平原区水位要达5．5米。^[102]江苏方面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1）包括吴江并圩以及其他因素在内，上游水位抬高了12厘米，这是全年中的最大值。（2）相当于1957年及1960年的水情，一次雨量250毫米—300毫米，抬高水位的影响在10厘米左右；相当于1954年的水情，抬高水位的影响在20厘米左右，比浙江所提出的数字小5—6倍。（3）1960年冬季同期水位比1957年高，这是事实。但是高的原因，不是吴江并圩，而是1960年11月下旬降雨100多毫米（1957年11月只降40毫米）形成的，不应完全推到吴江并圩工程中来。^[103]甚至还认为，由于近年在下游开河建闸做了很多泄水工程，即使遇到和过去相似的雨情，影响的程度比估算的数字还要小。

其次，关于影响的范围。浙江方面指出，“如遇1954年水情，将影响杭嘉湖平原的绝大部分，影响的耕地约250万亩”^[104]。江苏方面认为250万亩这一数字过大，“吴江并圩影响的面积，最大不会超过80万亩，一般讲只有30—50万亩，而且离边界愈远影响愈小”^[105]。其理由是：“德清以南来水的流向是东偏北15°—30°，水流方向基本上与澜溪平行，不入吴江”；“孙家坪以北的水流入太湖；经过南浔乌镇15公里宽的走廊入吴江的来水范围，南面不会越过乌镇德清一线，北面不会越过运河一线”^[106]。

再次，关于影响的性质。浙江方面认为“吴江并圩抬高上游水位，将会形成大面积的涝灾”。江苏方面则认为圩田地区汛期外河水位经常高于田面，一向依靠人力或机力排水；麦作期控制地下水位也有赖于提水降低内河水位；即使外河水位稍有拥高，“不会增加内涝面积，不会直接损失农业生产”^[107]。

正因苏浙双方对吴江联圩对浙省的影响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提出的解决思路、原则和方案也存在着差异。

江苏方面指出吴江县已在南浔乌镇一线15公里内留出主要干河承担上游排水，上游不能要求下游将所有的河道及湖泊作为下游的排水渠道；下游只能让上游过水，而不能作为上游储水之地，并认为，干河主要是为排洩上游的水量及为省与省之间的通航服务的，支河仪港主要是为地区性的排水及交通服务的，支河仪港应根据地区的需要进行规划设计，使它能充分发挥作用。基于上述认识，江苏方面提出了如下处理原则：（1）清除圩外河道的残埂暗坝，以利行水及交通；（2）扩大排水干河的进出水口，在干河断面狭小部分旁边折出一些辅助河道，使干河能充分发挥其行水能力；（3）适当增加一些排水辅助河道；（4）过大的圩子如拆圩工作量不大，对排灌系统影响不大，适当调整，以利水流的转洩和调剂。^[108]其具体方案有二：

第一，在消除圩外河道的暗坝外，将8个圩子拆成15个圩子，拆出9条河，全部土方32万方，中型建筑物30座，经费90万元。第二，在第一方案基础上再拆出一些圩子，将12个圩子拆成30个圩子，拆出21条河，全部土方约80万方，中型建筑物50座，经费250万元。^[109]

浙江方面对江苏方面提出的治理圩区的原则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在流域规划未定案以前，下游地区不能联圩，联圩就必然影响上游排水，形成大面积的内涝。但为了照顾吴江并圩的现实情况，“建议将每个圩子缩小到三至五千亩”，“将頔塘以南的20个大圩，调整为100个圩子，开通64条河为外灌”^[110]。

由于苏浙双方对于吴江并圩后对上游影响的性质、程度、面积和水文的计算分析未能达成一致，双方协议由两省水利厅及苏州、嘉兴两地委继续派人进一步查勘研究。同时，为有利于两个地区的团结和生产，双方各做一些让步。

1962年2月下旬，苏浙双方水利厅在南京举行洽商，交换拆坝的意见。双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大局出发，达成初步协议，江苏方面同意拆除13段河港中的堵坝，它们是：（1）陶墩港、划船港；（2）桃花港；（3）田前港；（4）大中港；（5）思安桥港；（6）王江泾2号公路桥；（7）昌家坝港；（8）长板桥港；（9）贯桥港；（10）开阳港；（11）菱家浜港；（12）东浦洋港；（13）利市庙港。并决定于6月底前完成13条河港的拆坝任务，同时拆除所有外港的暗坝残基，以弥补排水不足。^[111]

同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南方13省防汛会议期间，苏浙水利厅领导向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汇报拆坝问题。钱正英在听取汇报并作深入研究基础上作出指示：“吴江县搞了这么大的围子对上游是有影响的，对上游照顾不够。这些围子大部分在59年搞的，浙江也要考虑到已搞成的现实，照顾吴江群众。现在根据两省省委的协议先开13条，首先把河道中的堵坝拆干净，围子以内的工程可以先做低标准，以后再做到高标准。”^[112]

随后，苏浙双方又经过了多次协商，最终于1963年期间，在吴县梅堰、盛泽、坛坵、八都、震泽、青云、桃源7个公社，将10个大包围拆成28个小包围，开通主要排水河道13条，暂时解决了上下游排水纠纷与矛盾。

3．结论与反思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由于吴江的联圩并圩，使太湖水系的微结构发生了变化，抬高了上游浙江杭嘉湖地区的水位，某些地区洪涝威胁加重，农业生产遭受严重影响，区域之间尤其是省域之间的水利矛盾与纠纷不可避免。从矛盾的产生到纠纷的化解，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首先，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流域总体治理规划无疑是其深层的因素。

圩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但投入经费巨大，而且涉及左右岸、上下游、省内外关系，必须做好总体的规划与布局，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但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受传统治圩模式的影响，各地在进行圩区治理时主要是考虑单个圩区的治理，尚未对整个流域的圩区格局进行总体规划，更无将圩区治理与流域、区域防洪进行统一管理。太湖流域省市之间也缺乏必要的治理论证与沟通。因此，联圩并圩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无序状态，过多地考虑如何提高防洪的能力，较少思考洪水下泄和调蓄能力；过多地考虑本联圩的功效，较少考虑其他区域，尤其省区之间的利益。所以造成水利纠纷也是必然的。

其次，联圩并圩要遵循科学的原则，因地制宜，综合治理，避免纠纷的产生。

联圩并圩既要统一规划，集中调度，又要因地制宜，分区指导；力求不打乱水系，不堵排水河道，不影响水运交通，更不损害他方利益。在联圩过程中，首先要改善骨干河道的排水能力，在此前提下再实施圩区治理，避免因圩区治理造成骨干河道水位被抬高而产生负面影响和水利的纠纷。联圩的范围和大小也需考虑各方综合因素，如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工程造价、生产关系、现行政策、科学技术、管理水平等，能大则大，宜中则中，该小则小。而20世纪50—60年代吴江联圩并圩中因各种原因尚未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片面的要求缩短防洪堤线和扩大圩内滞蓄容积，推广大包围，以致将一些地区性的排水干河、航运要道和大面积的荡漾围入圩内，因而引起了航运、排涝和排灌费用负担等方面的矛盾，因而发生并后又分的不稳定局面”^[113]。

最后，纠纷的解决要建立长效机制，行政与立法相结合，尽可能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在解决吴江县联圩初期引起的省际纠纷过程中，苏浙两省行政部门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展开了充分的调研与协商，尽管在协调过程中一度出现不同的看法，但最终使纠纷得以化解，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运作在解决水利纠纷中的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流域管理和行政区划各自为政的情况下，省市边界地区的行政机构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也容易产生地方本位与地方保护主义。这也说明20世纪50—60年代，尚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跨行政区水资源矛盾和纠纷的长效机制，缺乏相应的法律和规章。行政处理手段虽具有效率较高的优势，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而且行政权力下纠纷的化解容易产生新的矛盾。因此，在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外，建立相应的法治解纷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来规范省际边界水事活动和涉水工程建设，为预防和处理省际水事纠纷的发生和流域水事行政执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应通过协商，提出圩区建设共同遵守的协议，以约束各方，避免各自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体利益”^[114]。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纠纷的危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保护当事者的合法权益。

【注释】

[1]苏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水利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2]王同生编著：《太湖流域防洪与水资源管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3]《十年水利》，吴江市档案馆2012—1—9。

[4]卞光辉主编：《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江苏卷），气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5]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水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6]王同生编著：《太湖流域防洪与水资源管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7]卞光辉主编：《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江苏卷），气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8]苏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水利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9]《十年水利》，吴江市档案馆2012—1—9。

[10]江苏省水利厅：《十年来江苏的水利建设》（草稿）1959年5月，江苏省档案馆藏，第39页。

[11]苏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水利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12]同上。

[13]江苏省水利厅：《十年来江苏的水利建设》（草稿）1959年5月，江苏省档案馆藏。

[14]王同生编著：《太湖流域防洪与水资源管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15]王同生编著：《太湖流域防洪与水资源管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16]苏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水利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17]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江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18]同上。

[19]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无锡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20]詹一先主编：《吴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397页。

[21]苏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水利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2]同上。

[23]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江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24]詹一先主编：《吴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397页。

[25]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水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26]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水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27]詹一先主编：《吴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7页。

[28]苏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水利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

[29]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水利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6页。

[30]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社会主义建设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31]高俊峰、陆铭峰：《太湖流域省市边界圩区建设问题初探》，《湖泊科学》2004年第3期。

[32]廖金宽：《关于嘉兴市圩区建设的一些问题》，载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太湖水利文集》（第二集），1991年，第62页。

[33]陆鼎言、王旭强：《湖州入湖溇港和塘浦（溇港）圩田系统的研究》，未刊稿。

[34]王同生编著：《太湖流域防洪与水资源管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35]王同生编著：《太湖流域防洪与水资源管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90—95页。

[36]同上书，第96页。

[37]同上书，第114页。

[38]同上书，第115页。

[39]高俊峰、陆铭峰：《太湖流域省市边界圩区建设问题初探》，《湖泊科学》2004年第3期。

[40]李瑜等：《松江区圩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管养的实践与思考》，《中国水利》2008年第3期。

[41]无锡市水利局编：《无锡市水利志》（2001～2005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页。

[42]王同生编著：《太湖流域防洪与水资源管理》，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4页。

[43]卢伯生主编：《无锡市水利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44]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农水局：《吴江县二十三年来水利工程情况总结》（1973年5月4日），吴江市档案馆2011—1—51。

[45]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1963年6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5。

[46]中共太仓县委员会、太仓县人民委员会：《江苏省太仓县农业区划专题报告》（1965年12月），江苏省档案馆藏。

[47]苏州市水利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水利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7页。

[48]卢伯生主编：《无锡市水利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49]无锡市水利局编：《无锡市水利志》（2001—2005），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50]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1963年6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5。

[51]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1963年6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5。

[52]同上。

[53]马湘泳、虞孝感等：《太湖地区乡村地理》，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54]1962年，上游浙江东苕溪导流工程逐步完成后，浙北部分地区洪水直接在小梅口和长斗口排入太湖，增加了入湖流量，抬高了太湖水位；此外，湖西区引长江水量也增多，如1974—1980年每年引用江水比1966—1972年平均增加70%，相应排入太湖的水量则增加36%。

[55]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1963年6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5。

[56]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农水局：《吴江县二十三年来水利工程情况总结》（1973年5月4日），吴江市档案馆2011—1—51。

[57]马湘泳、虞孝感等：《太湖地区乡村地理》，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58]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农水局：《吴江县关于水系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1970年9月16日），吴江市档案馆2011—1—46。

[59]黄贤金等：《太湖水资源水环境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60]马湘泳、虞孝感等：《太湖地区乡村地理》，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61]李新国等：《太湖流域主要湖泊的水域动态变化》，《水资源保护》2006年第3期。

[62]陈立侨等：《太湖生态系统的演变与可持续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年第4期。

[63]李新国等：《太湖流域主要湖泊的水域动态变化》，《水资源保护》2006年第3期。

[64]焦涛：《圩区建设对城市水环境的影响及对策》，《江苏环境科技》2006年（增刊）第2期。

[65]陈立侨等：《太湖生态系统的演变与可持续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66]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1963年6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5。

[67]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1963年6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5。

[68]同上。

[69]同上。

[70]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农水局：《吴江县二十三年来水利工程情况总结》（1973年5月4日），吴江市档案馆2011—1—51。

[71]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1963年6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5。

[72]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农水局：《吴江县二十三年来水利工程情况总结》（1973年5月4日），吴江市档案馆2011—1—51。

[73]同上。

[74]吴江县水利局：《吴江县农村水利建设情况汇报》，吴江市档案馆2012—2—139。

[75]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农水局：《吴江县二十三年来水利工程情况总结》（1973年5月4日），吴江市档案馆2011—1—51。

[76]同上。

[77]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1963年6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5。

[78]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1963年6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5。

[79]同上。

[80]同上。

[81]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1963年6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5。

[82]吴江县革命委员会农水局：《吴江县二十三年来水利工程情况总结》（1973年5月4日），吴江市档案馆2011—1—51。

[83]骆金标等：《苏州市圩区现状及其治理对策》，《水利发展研究》2011年第1期。

[84]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江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85]同上。

[86]中共江苏省水利厅党组：《关于吴江县并圩工程影响浙江排水问题的查勘报告》，1961年3月2日，江苏省档案馆3224—永久—115。

[87]《嘉兴专署水利局关于吴江县打坝并圩问题的报告》（1960年6月），湖州市江河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水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页。

[88]《嘉兴专署水利局关于吴江县打坝并圩问题的报告》（1960年6月），湖州市江河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水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632页。

[89]《关于吴江县泄水河道情况调查报告》（1960年12月26日），湖州市江河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水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90]《关于江苏省苏州地区堵塞太湖出口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3月8日），湖州市江河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水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91]《太湖流域二省一市水利血防调查——嘉兴县水利情况汇报提纲》（1970年8月），嘉兴市档案馆32—1—4。

[92]《中共吴兴县委关于江苏吴江地区治水严重影响我县排水的报告》（1961年3月28日），湖州市江河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水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1页。

[93]同上。

[94]同上。

[95]同上。

[96]《嘉兴专署水利局关于吴江县打坝并圩问题的报告》（1960年6月），湖州市江河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水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页。

[97]《关于江苏省苏州地区堵塞太湖出口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3月8日），湖州市江河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水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9页。

[98]《嘉兴专署水利局关于吴江县打坝并圩问题的报告》（1960年6月），湖州市江河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水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0页。

[99]《关于吴江县泄水河道情况调查报告》（1960年12月26日）湖州市江河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市水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100]同上。

[101]同上。

[102]周公辅：《关于吴江县并圩工程涉及江浙两省水利关系问题的查勘报告》，江苏省档案馆3224—永久—115。

[103]同上。

[104]同上。

[105]同上。

[106]同上。

[107]同上。

[108]周公辅：《关于吴江县并圩工程涉及江浙两省水利关系问题的查勘报告》，江苏省档案馆3224—永久—115。

[109]同上。

[110]《关于吴江县并圩工程影响浙江排水问题的查勘报告》（1961年3月2日），江苏省档案馆3224—永久—115。

[111]《1961年2月南京会议》，湖州市江河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水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112]《1961年2月南京会议》，湖州市江河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州水利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113]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太湖流域低洼圩区典型调查研究报告》（1963年6月），吴江市档案馆2012—2—35。

[114]高俊峰、陆铭峰：《太湖流域省市边界圩区建设问题初探》，《湖泊科学》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