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发展脉络

经济增长作为首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均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增长问题如此重要，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正因如此，自1928年Ramsey的论文开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以来，经济增长文献就层出不穷。

如果说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问题，那么经济增长的源泉则是这个焦点问题的核心。在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时候，被纳入到增长模型中的要素随着人们对生产要素的认识不断增加，由最初的资本、劳动，演化到后来的技术、制度。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古典增长理论：以Harrod和Domar为代表）关注资本积累与劳动投入对增长的贡献，新古典（以Solow，Swan和Denison为代表）经济增长理论则将技术进步与储蓄率相结合来解释经济增长，内生增长理论（以Romer和Lucas为代表）进一步将技术进步来源与人力资本积累结合来解释增长动力。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连续两次的“石油危机”以及《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著作的出现，终于使人们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能源）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作为对现实中经济增长约束与困境的回应，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增长困境现实的解释需求，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开始将资源与环境纳入到主流的增长框架中来。

1.考虑（能源）资源与环境的经济增长理论

具体而言，与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分为两支文献：其一，资源的最优利用问题，其二，污染的最优控制问题。这两类文献均以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因此，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脉络，又可以分为以新古典增长框架为基础和以内生增长框架为基础两种类别。以下本书从新古典框架和内生增长框架两个方面来简要综述纳入资源环境的经济增长模型。

（1）新古典增长框架。Dasgupta and Heal（1974，1979）、Stiglitz（1974）、Solow（1974）运用新古典增长理论模型对资源的最优开采、利用路径进行分析（DHSS模型），总体上，他们认为，只要技术进步速度足够快，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不会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Keeler，Spence and Zeckhauser（1971）则建立了包含污染的最优控制模型，分析了效应函数与生产函数的不同设定下的均衡状态。Gradus and Smulders（1993）考虑了三个不同的增长模型中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考察了环境对最优技术选择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Brock and Taylor（2004）通过将Solow（1956）模型（假定外生技术进步）扩展到污染消减领域，考察环境质量改善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建立了绿色索洛模型（Green Solow Model）。绿色索洛模型假定污染为产出的副产品，商品生产以及污染消减的技术进步均为外生的（与经典的索洛模型类似），分析表明，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可以同时得到。绿色索洛模型通过动态分析和环境再生函数得出环境质量与收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说明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经济增长没有长期影响。

（2）内生增长框架。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将资源与环境加入到内生增长框架内的经济增长理论。Gradus and Smulders（1993）使用Lucas（1988）和Rebelo（1991）的内生增长模型考察包括环境变量的经济增长问题，Bovenberg and Smulders（1995）则对Romer（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修正，以考察包括环境变量的经济增长问题。Stokey（1998）通过扩展简单的AK模型，来考察环境污染与经济持续增长问题，发现消费效用应与污染效用的相对大小会随经济增长发生变化，即当消费的边际正效用小于污染的边际负效用时，人们更加倾向使用清洁生产技术从而减少污染。Aghion and Howitt（1998）基于熊皮特“创造性破坏”思想拓展了Stokey（1998）的模型，由于智力资本不产生环境污染，污染在增长过程中能被更有效地加以控制，可持续增长得以实现。国内学者在这一类问题上研究比较晚。王海建（2000）基于内生增长模型框架的分析指出，为达到经济持续增长，人力资本增长率与资源投入增长率之比应该大于资源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之比。孙刚（2004）在Aghion and Howitt（1998）和Stokey（1998）的模型框架下，分析了环境保护对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影响。彭水军和包群（2006）则通过扩展Lucas模型，建立了一个由最终产品、中间产品、研发部门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的四部门模型，假定人口保持不变。结论是：只要经济中有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较高的研发效率，可以克服自然资源的稀缺和耗竭性，取得经济持续增长。于渤等（2006）基于R＆D内生增长模型，建立了同时考虑能耗和环境阈值、环境治理成本的可持续增长模型；指出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是消费跨期替代弹性小于1和经济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耗递减速度之比大于1。许士春等（2010）通过拓展R＆D内生增长模型，将耗竭性资源和环境污染纳入模型，采用动态最优控制方法，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了节能环保下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人力资本积累效率、时间贴现率、物质产品与研发部门之间的产出弹性、污染的产出与控制弹性对稳态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污染排放的增长率和资源消耗速度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2.技术进步与增长：技术进步在增长理论中的演化

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长期增长的动态演进过程中，非常重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亚当·斯密（1776）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强调专业化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斯密通过将劳动分工、专业化、专业技术有机地联系起来，考察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际上，斯密已经意识到专业化知识和技术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这种内在的专业化知识和技术积累，会带来递增收益，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在斯密之后，李嘉图、克拉克和马歇尔都意识到知识和技术进步对递减收益的抑制作用以及知识和技术对提高收入、促进增长的重要作用。阿伦·杨（1928）则在《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将斯密的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思想推进了一大步。他将制度变迁与劳动分工演进结合起来，分析了交易效率、分工水平以及交易规模的循环促进作用，给出了交易专业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物质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直到新古典增长理论才逐渐认识到技术因素对增长的重要作用，开始将技术纳入到增长框架，最后内生增长理论详细剖析了技术的来源及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从而使技术进步纳入增长框架的工作最终得以完成。

Harrod（1939）和Domar（1946）模型中，储蓄率、资本－产出比率、人口增长率均是独立于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因此，较难实现劳动、资本两种生产要素都被充分利用到经济增长中，Harrod和Domar模型假定生产函数是固定技术系数的，其均衡是一种“刃锋上的均衡”。Solow（1956）和Swan（1956）模型对生产函数的假设进行了修正，用生产要素之间可充分替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进行了代替，并且纳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因此形成了新古典增长理论（neoclassical growth theory）。在新古典增长框架中，假定人均投资收益率、人均产出增长率都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也就是说其生产函数的主要特点是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因此，各国工资率和资本产出率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趋同，若不存在外生技术变化，则经济最终收敛于一个人均水平不变的稳态。长期持续的增长只能依赖一个正人口增长率或者外生的技术进步，否则一国经济就可能陷入零增长的困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索洛（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虽然已经将外生的技术进步引入到模型中，用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但是，此时人们仍未能清楚技术进步的生成机制，不知道技术进步来源于何处，而是将技术进步视作“天降甘露”。进一步地，人们开始思考，如果不存在技术进步，那么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得到保证？因此，不能弄清楚技术进步的来源，就无法弄清楚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也就无法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对于技术进步来源这个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做出了卓越的努力。比较突出的主要有早期的阿罗（Arrow，1962）和宇泽弘文（Uzawa，1965），随后有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1988）。阿罗的开创性论文《干中学的经济含义》（Arrow，1962），是关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的最初论述。他指出干中学与知识均内嵌于投资中，并且知识具有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因此增加厂商的资本存量会导致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而知识的存在会使整个生产具有递增收益特征。宇泽弘文（Uzawa，1965）则运用两部门模型，分析了一个同时生产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最优增长模式。技术变化源于专门生产思想的教育部门，因此产生新的知识和技术，进而提高产出效率，推动持续增长。阿罗和宇泽弘文首创性地阐释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且这种技术进步是内生于经济增长过程的，这种内生于经济过程的知识和技术形成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这为后来内生增长理论分析内生技术来源、生产过程及其自我积累机制，提供了基本的洞见。虽然阿罗和宇泽弘文对技术内生化作了初步的尝试，但是他们的模型中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动力来源于一个外生的大于零的人口增长率，增长内生化仍未完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建立在阿罗和宇泽弘文等的理论基础上，以Romer（1986）和Lucas（1988）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一反新古典理论经济增长外生决定的理论，强调经济增长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力量（比如：内生技术变化）的作用。新增长理论学者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开发、收益递增、干中学等新问题的研究。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的源泉完全是内生化的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这一理论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对于与新古典理论相悖的递增收益、增长不趋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反向流动等典型增长事实作出了较为合理的理论解释。内生增长理论通过修正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外生的假定，强调技术进步是内生的^[4]，详细阐述了技术的来源、生产过程以及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循环累积过程，强调资本积累和创新均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内生化的技术创新带来了递增收益，以及不同国家由于知识、技术水平不同可能会导致增长收敛于不同的均衡水平。

技术进步内生化理论的新进展：R＆D内生增长理论。一般认为，Romer（1990）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对R＆D活动的研究是技术进步内生化理论新拓展的开端。Romer将生产部门分为最终产品、中间产品、R＆D三个部门，假定R＆D活动只限于新产品设计，R＆D部门生产新产品设计，出售给中间产品部门，最终产品部门将中间产品转换为最终产品。技术进步主要体现为经济体系中的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随后，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提出了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概念，他们将技术进步视为中间投入品质量的提高。Romer（1990）和Grossman and Helpman（1991）主要从横向创新角度讨论技术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决定中间投入品种类的增加（水平创新）；而Aghion and Howitt（1992）则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的角度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提出了纵向创新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带来了中间投入品质量的提升（垂直创新）。R＆D内生增长理论赞同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资本报酬递减的说法，认为资本积累不能使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只有技术进步才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新古典理论中技术是外生的，而R＆D内生增长理论中技术是内生的，技术创新来源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将更多资源分配到研发中，从而去创造了新技术。

内生增长理论面临的挑战。内生增长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增长来自资本积累，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是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技术创新与资本积累是同一增长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不同方面（即新技术的产生需要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作用，要产生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两种资本）。但是，各国和各地区增长的经验事实似乎并未证实内生增长理论的正确性，相反，经验研究从新古典框架中关于政府政策、技术传递等方面吸取了不少灵感（庄子银，1998）。以至于巴罗（1996）在《经济增长杂志》中说道，“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持久贡献即它所激发的经验研究却说明了新古典增长模式的解释力”。特别是，新古典理论的有条件趋同思想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有力支持。Mankiw et al.（1992）认为各国的资本积累差异而不是技术进步差异导致了增长差异，增长率的跨国差异可以通过具有外生技术进步的索洛模型来解释，即使假设所有国家的研发情况都有相同技术，情况也是如此。Young（1995）和Jorgenson（1995）通过对东亚四小龙的增长核算发现，东亚经济体的增长主要归功于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劳动参与率的增加，而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明显，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非常有限。针对这一系列挑战，内生增长理论学者通过对模型拓展给予了相应的回应（Aghion and Howitt，1996）。